Vincent Klink:巴黎“花神咖啡馆”何以对文艺爱好者有特殊魅力?

与“双叟咖啡馆”相隔大概两、三栋房子外,位于圣日耳曼大道和圣伯努瓦街(Rue Saint-Benoit)的街角,“花神咖啡馆”(Café de Flore)同样是把桌椅直接放在路边。看来巴黎人喜欢汽车和机车的呛鼻废气。

我当然还是往室内坐,里面呼吸起来比较顺畅,而且可以闻到一缕飘散的传统气味。在挑高、富丽堂皇的墙上展示着曾发生于此的文学史。然而不仅有作家和思想家在这里往来,也包括了许多艺术家──我不属于时尚杂志的读者,虽然认为时尚作为各个时代的一种表征非常有意思。我曾经看过卡尔.拉格斐(Karl Lagerfeld)坐在“花神咖啡馆”的角落里。这名时装设计师虽然被形容为脱离现实和特立独行,甚至被说是脑袋不正常,但是毫无疑问这个人身上散发着引人注目的光环。在他的公司内部,大家称他为“Monsieur Karl”,但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叫他“时尚大帝”而不面红耳赤,因为这地位他坐得实至名归。他所激起的星尘飞扬无疑比也常光顾“花神咖啡馆”的雕塑家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 或毕卡索还更大一团。要再多举几个响叮当的大名吗?以及堪称国宝级的法国时尚设计师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 、沙特、波娃,他们全都曾经是这里的座上客。

全球的大都市皆有很美的咖啡厅,然而在所有的全球化和民族特点扁平化现象之中,你在“花神”坐下会有一种真正到了巴黎的感受。光是挑高的天花板、落地玻璃窗、雅致含蓄的石膏花饰、红色皮革垫就很“巴黎”。但主要影响气氛的关键还是客人。出人意料的是,就连法国人明显是少数时也一样。这间咖啡厅的风格和“双叟咖啡馆”颇相似,而它的名字也是取自一座雕像。那尊站在对街的罗马花之女神芙萝拉(Flora)为1887年就开始营运的咖啡馆加持,生意如花盛开,大紫大红。

当邻近的“双叟咖啡馆”在战前就已经祭出一次文学奖,“花神”当然也不可落“叟”后,它自1994年起每年十一月都颁发“花神奖”(Prix de Flore)给有潜力的年轻作家。主要是对消费现象的评论及时代精神的探讨。过去的得奖名单包括总是贡献不寻常想法、鄙视这个世界,并且也受不了他自己的米榭.韦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还有擅长明确声明的女作家维吉尼.德伯特(Virginie Despentes),她因其著作《操我》而──有人感到意外吗──引起轰动。

每当我想给自己找一处静谧地方思考自己所写的笔记或暖身一下,就会去“花神咖啡馆”窝。巴黎有时起风就刮得又强又冷,我在其他城市都没有像在热闹的巴黎感到这么冷过。你踏进咖啡厅就会看到左手边的角落有楼梯可以转上二楼。我在那里就像身处阅读室,一片宁静。

大多人都对出自于维也纳的“咖啡馆诗人”(Kaffeehausdichter)这个名词不陌生。在“花神”的百丽楼这里,我被开着笔记型电脑的客人围绕,以前还常会看到手写稿。咖啡馆真的能营造出有助于创作灵感的氛围,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是这样。我不喜欢一个人在幽闭的小房间里写东西,而是偏好在类竞争的情境里,坐在同好之中激荡脑力。话说我都已经在“花神咖啡馆”窝了几个小时了,从未被催促过要消费。经营者和服务团队很清楚自家的传统,让文人享有独特的地位──至少如果他表现好的话,而当个好客人也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

我并不是唯一一个为了避寒躲进“花神咖啡馆”的人。二战期间,当波娃和沙特买不到燃料的时候,他们来这里就好像是跑客厅一样频繁。沙特是第六区的偶像,身高不到一米六,有斜视的毛病,但是嘴唇性感,他可能本人也是性感的。虽然经常有人以丑陋形容他,但你仔细看,沙特的神情充满幽默、风趣、魅力,有一种端庄优雅和闷骚的感觉。到这位哲学家迈入老年了,后面还是成群结队的年轻女孩跟着跑,连有历练的女性也难以免疫。据说西蒙.波娃气度超然,不去计较他身边的花花草草,而她也有自己的绯闻,不过她并不是刻意对沙特的风流韵事完全无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开放的“露水夫妻”关系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撑过了战争的混乱,一直维持到进坟墓。二战时沙特一枪未开,却被抓进了特里尔(Trier) “第十二号战俘营”(Stalag XII),最后是造假身分文件才被释放。

沙特与他自青少年时期就认识的心爱“海狸”(Castor)长期驻馆在“花神”。他们在地板比底楼(Parterre)较不冷的二楼写作。午餐时间到了就走下楼,之后再回二楼继续工作。直到1968年起义前,两人的生活基本上不碰政治,反而是老了后这一对才加入政治混仗。我记忆犹新,当年沙特来到斯图加特的史坦翰城区拜访德国红军派(RAF)成员时,家父身为资深亲法人士,但更是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死忠选民,气得破口大骂“红袜子”。我那时觉得红军派的政治理念并非无可取之处,只是作法完全失当。

沙特带着律师穿梭斯图加特的时候,已显得年老体弱。我看着电视画面,感觉他根本不清楚状况。那时他离逝世只隔六年。当病情越来越危急时,是西蒙.波娃和他的几名年轻崇拜者细心照顾着。只是他们藏起来的威士忌,他都还是一一找出来了。沙特死于1980年4月15日,享年75岁。

葬礼演变成轰动各界的盛事,一生对虚名并非无动于衷的沙特如果看到一定会很乐。随棺送行的沙特迷挤满现场,有坐在墓碑上的、站在墓园围墙上的,还有摄影师被殴打。医务人员急着救治伤者,另一名男子还被推挤的人潮不小心推入墓坑。为了安全起见,服丧的西蒙.波娃被带离人群。

对这一对哲人而言,爱是什么?意气相投、意见相合吗?这样是否需要一纸结婚证书?女权主义者波娃并不考虑结婚,而生儿育女对她来说,只是奴役女人最巧妙的手段。我认为存在于这两位之间的思想共犯结构可能比任何婚姻还更真挚紧密。然而,波娃曾经对沙特说:“即使把我埋在您身边,我的骨灰也找不到通往您遗骸的路。”这一对离不开彼此的爱侣终其一生都用尊称称呼对方。

关于写作时需要背景有人声低语和环境噪音的咖啡馆诗人们,我最后再多说一句。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生存策略,当中包括抵御冰冷的地面,那种寒彻透骨的感觉会慢慢攀升,直到大脑发出麻痺信号。有的作家会放一盆热水在桌下。巴尔扎克则是把脚伸进暖脚套中。这用具看起来就像可以伸进两只腿的巨型毛皮袜。顺带一提,他不在咖啡馆里写作,因为像他这样一天60杯咖啡的消费会喝到破产。

我的休闲装扮──又或应该称为“作者身分的工作服”──灵感来自巴尔扎克。他在家都是穿着一袭多明尼加长袍到处走动,看起来颇像有点不修边幅的僧人。如果是手工技师穿着这么松垮,应该会很不方便,但是作家穿这样工作一定很舒适。毕竟长时间端坐书桌写作,不仅仅是脚需要保暖,整个身体都要维持在合适运作的体温。

于是我请女裁缝师帮我缝制一件多明尼加长袍,结果保温效果太好,我穿起来常觉得自己像颗水煮蛋一样滚烫。所以最后转而上网订购,买了两件轻盈的特大号阿拉伯长袍。也许穆斯林科技方面不如欧美,但在男性时尚领域,他们在千年前就比现今的亚曼尼(Armani)进步。无论是卡夫坦长衫(Kaftan)或无腰带的叶门长袍都不会勒到内脏,而且你都会有一身神秘的男人美形身材。有一次女歌神洁西.诺曼(Jessye Norman)出现在我的餐厅,她那时穿着一袭丝绸卡夫坦──还是我直接称之为帷帐?──显出王后般身形的优雅。我深觉这名女士非常迷人。无论如何,我个人现在完全是裹袍的信徒。

我这样讲可能像有大头症,但事实上巴尔扎克和我之间除了工作袍相似外,还有两个共同点。首先,我和他一样体重超重,而第二点则是巴尔扎克在写作时对“吃”完全不来劲,他只靠咖啡和一堆鸭梨维生。一旦作品完成后,工作狂就给自己暂停的休息时间。此时情况完全反过来,他会胃口大开、大吃大喝。这情形我感觉似曾相识。

这个能把巴黎的生活百态、美食、贵族的富庶和小平民的困境描述得如此精准的作者,本身却离美食家很远。巴尔扎克乐于当沙文主义者,热爱嘲弄义大利料理, 波兰料理更不用说。他带着反感描述罗宋汤(Borschtsch),也就是甜菜汤,并刻意讥讽为“噁菜汤”(Barkschz)。世界成见大师特爱针对德国人和其对某种醋类的偏好开炮──所谓的醋类指的是莱茵葡萄酒。对于英国料理的言论他同样有失偏颇。一般来说,巴尔扎克对于食物懂得不少,他常使用粗俗的厨灶词汇来形容别人。例如描述一名年轻农妇的时候,说“令人想到油亮多汁的火腿”,而形容一名老妇人的皮肤,他写“皱得像牛犊胸腺”。倒是他自己看起来像肥满牛肚就故意只字不提。

这位常年债务缠身的作家请不起仆人,为了安慰窘境中的自己,他干脆声称家里请厨师无非是养老鼠咬布袋,全都是家贼。因此,他都用杜贝洛瓦咖啡壶(Cafetière à la Dubelloy)自己煮咖啡。所谓的杜贝洛瓦咖啡壶看起来很像铝制蒸汽咖啡机,也就是那种义大利妈妈用来慢性毒杀丈夫的凶器。而疯狂灌咖啡的巴尔扎克,也只撑到51岁。

若想要参观巴尔扎克深藏在绿意里的小屋,可以坐地铁到甘迺迪总统街(Avenue Président Kennedy)。徒步十分钟就到达巴黎邮递区号75016,雷诺街四十七号(Rue Raynouard Nr. 47, 75016 Paris)的地址。邮递区号的最后数字皆表示第几区,依此例而言是第十六区,和艾菲尔铁塔同纬度,但在对岸塞纳河和布洛涅森林之间。在巴尔扎克的年代,他的小房子地址在帕西(Passy),等于是在远离巴黎税务机关的乡村。

来源:《跟着米其林名厨寻味巴黎》/大好书屋
作者:Vincent Klink
翻译:林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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