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上瘾:奢侈品与统治者

失去自由的咖啡

在18世纪的法国,“咖啡”与“启蒙”为同义词:当意大利人彼得·斐利(Pietro Verri)在巴黎创办一份文学和哲学杂志时,他直接取名为“IlCaffé”,尽管杂志中的内容与咖啡这一饮品毫无关系。

那么德国呢?仿佛当时的莱茵河比今天更宽似的,人们对所有与法国有关的东西都是模棱两可地认可。从普遍的历史观来看,在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德国人似乎对法国采取仰视的态度。但为什么当时的传单文化都包含明确的反法立场呢?海德堡城堡被炸毁1给德意志民族心中留下的伤疤,几十年也无法愈合。由于当时还没有新闻业(尤其没有报纸),导致一场如普法尔茨城被毁这样的灾难对民众内心的冲击虽然较慢,但却更深刻……若确如一些铜版画上所描绘的,德意志民众如此亲法,那又如何解释当1757年腓特烈大帝在罗斯巴哈打败法军时,全民族都欢欣鼓舞的现象?

事实上,德国人视“法国货”为一把双刃剑。它们不仅得到欣赏和赞叹,也遭遇不少抵制。然而,像波兰人哥辛斯基及他与咖啡起源相关的英雄事迹并没有传播出维也纳的范围一样,当时的北德人和中德人只看到,咖啡是产自法国。只有国际化的地方——充满世故圆滑及生活习惯高度统一的地方,例如皇宫,才欢迎法国的东西。萨克森选帝侯“强力王”奥古斯特的宝库中存有一只出自皇家金匠迈尔修·丁零格(Melchior Dinglinger)之手的金制咖啡壶,华丽的色彩和夸张的设计充分彰显其独一无二。现在应该没人想用这样一件表现巴洛克时期选帝侯的附庸风雅的文物来斟饮咖啡吧!黄金和珐琅的材质,以及绕壶身一圈的鳄鱼、蟒蛇及雄鸡图案表现出的野蛮和放纵,让人不禁联想到古希腊诗人荷马的诗句:

前部是狮子,尾巴是一条蟒蛇,身子是山羊。2

毫无关系的目的和形式或许根本无法共存。

法国王室直到1730年左右才将咖啡的相关知识和饮用方法传播给高等公民阶层,实际上这并非完全自愿。因为这些附庸风雅的假绅士的基本态度是“保护自己独有的生活习惯不被模仿”。因此,在帕德博恩主教区,喝咖啡的市民不仅会面临高额罚款,而且可能遭受刑罚。只有在旅游业发达的地区,政府不施压不干涉,咖啡产业才有发展的空间。

当时的德国只有汉堡和莱比锡两座城市常年受到外国游客的青睐——如今我们称之为“国际都市”。1690年左右,汉堡出现了第一家咖啡馆,当然并非为取悦市民,而是应英国商人和海员的要求。因为当时的商品并非经过威尼斯和纽伦堡,而是通过伦敦水路抵达德国。即使几十年之后“咖啡老哥”光环不再,英国人喝咖啡的习俗依然留在汉堡。相比于此,莱比锡作为会展城市及外国人聚集地,那里的咖啡的命运显得更加重要。今天的人们大多是从歌德的少年回忆中了解到莱比锡这座城市的重要性——这里是当时16岁的歌德生活过的第一个真正的大城市。事实上,歌德并没有经历莱比锡发展最辉煌的时期:普鲁士向市民征收的战时军税给这个城市撕开了一道似乎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但直到1750年左右,莱比锡都是比柏林和德累斯顿更加富有和重要的城市。外贸仓储权3、商贸通道和展会业让莱比锡美名远扬,甚至有人将其比作“小巴黎”。更重要的是,后来德国的印刷业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迁至莱比锡。于是,除了参展商人,莱比锡还迎来了一大批文学家。

莱比锡的八家咖啡馆的知名度并不亚于它著名的玫瑰谷公园[玫瑰谷公园(Rosental)在当时比维也纳普拉特公园更知名]。虽然听起来难以置信,但当时的大学生不仅只喝啤酒,他们确实还常光顾“咖啡树之家”。

展会参观者、参展商、顾客、俄国人、波兰人和法国人围坐在一起,尤其是以讽刺派作家查哈里亚(Zachariae)为代表的萨克森的文艺爱好者也聚集在此,在当时,他们甚至比喝酒的大学生以及“耶拿的自诩派”4更加闻名。咖啡立刻行使它的使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萨克森式语言”诞生在当时并不重视精神刺激的德国,即德国洛可可式语言或六音步的“亚历山大诗体”5

如果有人不喜欢这种朴素的诗体,一定是忘记了德国古典主义的语言并非来源于杂乱无序的巴洛克风格,而是深受倡导语言纯净化的戈特舍德(Gottsched)6时期的影响。“亚历山大体”的诗歌中对咖啡的赞美,要远胜于60年后德国诗人约翰·海因里希·沃斯(Johann Heinrich Vo.)在其代表作《路易丝》(Luise)中以六音步诗体对咖啡的描述。在这部作品中,沃斯将咖啡称作“强劲的黑人饮料”,他完全没有提到咖啡的精神刺激作用,因此这一描述听起来不免庸俗。

另一部以咖啡为题材,同样有世俗的风格,但同时充满了天才的幽默感的作品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著名的《咖啡康塔塔》(Kaffeekantata)。毫无幽默感的沃斯并不了解,天才的创作家们在描述每天的例行公事时喜欢将幽默和激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巴赫的谱曲听起来大胆、活泼、富有热情又不失庄严,故事中的父亲更是风趣幽默。

巴赫的这部作品灵感来源于莱比锡诗人皮坎多(Picander)7的一首被称作“巴黎寓言”的诗歌:

有人从巴黎送来消息:几天前,一位国王向议会颁布谕旨,
内容是:很遗憾我们早就预感到,有些人会被咖啡毁掉。
为了抑制这类灾难的延续,咖啡应该被禁止。
除了国王及其宫廷,其他人无权饮用。
人们何时才能获得咖啡许可……
妇女们呼喊声不断:
“不,宁愿您没收我们的面包!没有咖啡,生命何以继续?”
然而,这仍然无法动摇国王的旨意。
于是,死亡如瘟疫一般席卷而来,
直到这道谕旨被粉碎,
灾难也随之结束。

路易十五时期,咖啡垄断所引起的混乱一直蔓延到莱比锡。巴赫非常喜欢皮坎多这首发表于1727年的世俗诗,于是请求他创作一篇以“妇女的咖啡瘾”为题材的康塔塔歌词。将世俗的生活融入音乐中的做法在当时并不少见,例如《调酒师》(Wein-und Bierrufer)、充满呼喊和呻吟的现实主义作品《牙医康塔塔》(Zahnarzt-Kantate)、描写猫狗的作品《守夜人的爱》(Nachtw.chters Liebe)、《斑点蛋糕卡农》(Wurmkuchen-Canon),等等。在巴赫的《咖啡康塔塔》中,老施连德(Schlenderian)的女儿丽思恩(Lieschen)像大多数莱比锡女孩儿一样钟情于咖啡,老施连德想要帮女儿戒除咖啡瘾,然而一切威逼利诱都没有成功,只有终极办法似乎起了作用:“要咖啡还是男人?”不过,丽思恩欺骗了她的父亲。一边老施连德急切地寻找女婿,另一边丽思恩唱道:

除非这个男人答应我,
把这一条写入婚书:
让我随心所欲地煮咖啡喝!

这部作品节奏活泼明快,具有一定的文化历史价值,但绝不能就此认为,1740年左右,在世界都市莱比锡以外的其他德国城市,普通公民的女儿也是这样整天喝咖啡。因为当时德国的中产阶级还保持着非常朴素的生活方式,原因有多方面:皮坎多在他的“巴黎寓言”中将咖啡禁令归因于当时的地方侯爵,但他们绝不是导致这种狭隘且有失体面的经济政策的唯一罪魁祸首。经济上的这种不自由往往起因于另一领域,例如德国的公会精神。

自从“创造自由的咖啡”成为商品,咖啡本身却失去了自由。它们最初属于咖啡种植者,再经过商人之手成为消费者的财产。当然,最大的所有者是国王。咖啡并不属于手工业同业公会,但有时公会甚至比国王更加专制和垄断。

不仅在法国,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侯爵和贵族眼里容不下公会,并且想尽办法抵制他们。理由也很明显。

这些公会在最初卓有成效,因为对手工业来说,它们既保证了声誉,亦确保了质量。然而几个世纪之后,这些公会却僵化为行业垄断商。禁止自由竞争最初是为了防止有人投机取巧,但城市手工业被操控在少数人手里,就像17世纪和18世纪一样,这不得不让地方领主心生戒备。因为这种垄断做法违背了政府政策的最高原则:国家人口的繁衍。

“加快人口繁衍”是启蒙运动后法国绝对专制主义的一幅重要蓝图。当时的人口经济被视为与林业经济同样重要的国家经济部分。然而,长期的战乱和瘟疫导致了一直延续到1800年的人口短缺问题。例如,当时德国和奥地利总居住人口为2500万,英国只有600万。这一现象比当时每个家庭婴儿的高出生率更加突出。虽然在当时一个家庭有8个、10个、12个甚至15个孩子很普遍,但欧洲仍然人口稀少是不争的事实!当时尚不完善的卫生条件导致儿童在成年之前的死亡率很高,这一状况直到19世纪才有所改善。

但是一些社会因素对人口增长停滞不前的影响也不能忽略。当时的同行业商人们相互联合来排斥外来人口,这不仅限制了行业自由,同时也抑制了人口的增长。于是,地方侯爵开始采取措施打破行业公会的垄断。他们派人观察边境国家的情况:如果萨尔茨堡公国的行业技师抓住自己手中的独家特权不放,萨尔茨堡的大主教是否将其驱逐。

“请跟随你们的行业公会离开!”因此,可以看出,当时侯爵的行为虽独断专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可取之处。

摧毁垄断势力

像其他行业公会一样,维也纳的咖啡公会也在这段不平静的历史中经历了起起伏伏:世界时而青睐自由,时而崇尚强权。咖啡公会是维也纳最晚创立的行业公会。当哥辛斯基将咖啡带到维也纳时,面包行业公会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出现。我们可以从维也纳史学家埃里克(Enikel)的编年史中读到,公元1217年的圣诞日,面包行业公会向公爵利奥波德·冯·巴本贝格(Leopold von Babenberg)上贡面包。

烘焙师给他带来面包。

然而,建立新的行业公会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1700年,已经有许多人开始批判行业公会的垄断行为。

因此,咖啡商当然想从这一新建立的贸易中获得特许权。与东方穆罕默德和《古兰经》禁止酒精相比,维也纳是另一番情形:一边葡萄农为了自身利益抵制咖啡8,另一边酒商前仆后继地引入咖啡。当时的酒业公会掌握书面认可的生产酒水权。

咖啡商当然也需要提高自身竞争力。1696年,哥辛斯基去世后,只有四个人还经营着咖啡馆:伊萨克·鲁加斯(Isaak Lugas)[很可能来自意大利拉文纳市附近的卢戈(Lugo)]、鲁道夫·培格(Rudolf Perg)、安德烈亚斯·佩恩(Andreas Pein)以及一位据传叫斯蒂芬·德维奇(Stephan Devich)的人。从这些名字中可以看出,这些人分别来自维也纳、克罗地亚,还有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犹太人。1700年7月16日,利奥波德一世为四位咖啡行业的大师颁布了咖啡行业例行规定。

“利奥波德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主人,作为日耳曼、匈牙利、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及斯洛文尼亚王国的国王,奥地利大公,勃艮第、施泰尔、克恩滕、克拉尼斯卡及符腾堡的公爵,以及蒂罗尔的伯爵,在此向四位咖啡商颁布咖啡行业例行规定:维也纳市政府和市长特许他们经营咖啡馆。”接下来的情形充分展现了当时各行业公会的典型本质,“不久后就有另一人为特许权而来,而且甚至还会有更多的人接踵而至——特权的泛滥将会导致行业的颓败甚至崩塌。为避免这一结果,也为发展和保持行业的规范、虔诚和正直”,该经营许可权只授予这四人!

该经营许可权包含六项条款。

第一条,“四位咖啡馆老板之间以及与接班人之间应和谐相处。”禁止“诋毁对方商品”或甚至“恶性抢夺对方顾客”。若有人违反这项规定或“将对方排挤出该行业”,他的营业特许权将被中止,直到“他弥补对方损失并与之重新联合”为止。

第二条,四位咖啡馆老板建立兄弟会,应以合理发展为目标。当其中任何一位成员去世时,如有他人想接手生意,都必须向其他三位成员出示相应的文件。

第三条,四位兄弟会成员不得“以牺牲公民自由为代价,私自支持恶势力和赌博者”。

第四条,允许四位兄弟会成员在营业时间外烹制咖啡。

第五条,一旦发现有其他人,“无论是否是本国公民”,意图私自种植咖啡树、烹制并出售咖啡,四位兄弟会成员有权将其没收。

第六条,若兄弟会成员去世,其妻子或长子有权继承该特许权。

授予咖啡商这一特许权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醒政府、总督、议长、教长、伯爵、骑士、代理长官、军事长官、市长、审判员及议员,应尊重并维护咖啡贸易。1700年,维也纳人想出门喝杯咖啡,背后其实经历了这么多复杂的程序!

1714年,查理六世(Karl VI)修订了利奥波德一世的兄弟会章程。从多处小的变动可以看出,未享有特许权的公民对这四位咖啡商十分不满。“无特许权者在维也纳点燃了抗议的导火索”。但由于人们对咖啡的兴趣十分浓厚,迫于无奈,皇帝在与四位咖啡商商定后,决定将特许权享有人从4人增加到11人。于是,1730年的市场一片混乱:只有11人垄断咖啡贸易,但全维也纳有30家咖啡店,其中有19家拥有官方注册的烧酒酿制权。

咖啡商和烧酒商之间是否有争斗无从考证,但可能性极大。而且维也纳在早期也经历过公会之间的战争。面包商和磨坊主曾发生过激烈争斗,导致街道和广场好几个小时粉尘漫天。而烧酒商和咖啡商之间的争斗往往要通过法院调解来解决。直到175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后兼奥地利国母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heresia)决定要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英明地调解了烧酒商和咖啡商之间的矛盾:允许咖啡商烹制和贩卖烧酒,烧酒商也可烹制和贩卖咖啡。于是,一个“烧酒及咖啡商联合会”建立起来,恢复了市场的平静。

玛丽亚·特蕾莎的这一决策虽未实现“行业自由”,但摧毁了无孔不入的垄断势力。此后,人们可以在任何公共场所品尝咖啡,公共咖啡馆的新时代由此开启。

高税金奢侈品

当时的咖啡贸易还受到另一项颇受非议的规定的制约——1779年,特蕾莎女王在内廷参事格赖讷(Greiner)的建议下颁布酒精饮料消费税。统治者希望通过这项规定,将无产阶级的税收转嫁到资产阶级身上,然而却选错了方式。

首先,要取消那些人们认为可有可无的税负,如道路建设税、信贷税、人头税、务农税、葡萄种植税以及饲马税。这当然得到了公民的支持。然而,国家因此需承担的损失要通过征收该“酒精饮料消费税”弥补。为强调该税收的正当性,内廷参事格赖讷提出:“少喝一点酒精饮料意味着少支出一笔钱,这符合每个消费者的利益。而那些原本就没有经济能力消费酒精的穷人,本来就无需缴纳此税。”简直难以置信,特蕾莎女王在执政长达40年后,竟然听信了这一荒诞的谬论,并落入了圈套。于是,一个将葡萄酒作为全民健康食品的国家引入了这种非社会的“饮用税”。虽然女王因此失去了很多支持者,但该税增加了咖啡的消费,因为根据这一诏令,咖啡不属于“酒精饮料”范畴。

特蕾莎女王征收的“饮用税”是一项错误的奢侈税,但不具有典型性。奥地利从来都不是一个禁欲主义国家,和它的公民一样,奥地利的统治者也并不崇尚斯巴达式的严苛,历届执政者都倾向于较温和的执政方式。

奥地利大公约瑟夫二世(Joseph II)统治时期,奥地利“国家财政哲学家”索南菲尔斯(Sonnenfels)所倡导的执政理念,接近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主义”9。索南菲尔斯认为,人们追求的永远比实际需要的多,当然这是他们的权利。他写道:“人类的需求是有限的。有限的需求导致公民的工作机会也很有限。但这绝不是好事。一旦公民的生活舒适度提高、生活更加富足,需求也将随之增加。舒适和富余正是华丽的体现。(索南菲尔斯用了‘华丽’而不是‘奢华’一词。)然而,这些高谈阔论稍显轻率,它们并非像反对浪费那样反对生活的华丽。”

在这样的理念下,“奢侈品”(索南菲尔斯这样称呼鱼罐头、咖啡和强化酒)保持适中的进口关税,就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享受。在那个缺乏自由的时代,人们明白自由经济制度将给国家带来诸多好处。“自由提供享受。”公民只有幸福感提升了,才能更好地工作。

与同时代其他启蒙运动家一样,索南菲尔斯也反对同业公会,他认为公会的存在限制了行业选择的自由以及人口的增长。但人口的增长在当时不仅是国家的主要目标,还正如索南菲尔斯所主张的幸福观一样,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

“人口数量越大,抵抗的力量越强大,从而能保证国家的外部安全,这是政策的基本原则。

“人口数量越大,内部支持力量越强大,从而能进一步保障内部的安定,这是警察系统的基本原则。

“人口数量越大,需求越多;人手越多,商品的内贸和外贸越频繁,这是商品交易学的基本原则。

“人口数量越大,公共消费越高;政府税收分摊到每个人头上越少,这是财政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这一人口政策的合理性虽经不住推敲,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奥地利特色的享乐主义理念。

然而,爱国主义哲学家费希特针对富余问题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并成为普鲁士的信条。他在1800年出版的著作《封闭的贸易国》(Geschlossenen Handelsstaat)中严厉批判了所谓的“华丽的权利”,并声明拥护计划经济:“首先要保证所有人的温饱,在装饰房屋之前先要有稳定的居所,讲究衣着华丽之前先要保证衣服穿起来温暖舒适;一个国家如果农业尚不发达,还需要劳动力和机械化,则不应追求奢华。即使有人说‘但我付得起钱’也不可以。非必需品若只有部分人可以承担,是不公平的……”

费希特这段社会学的话语中透露出当年路德的社会激情,尤其让人不禁回忆起前不久的腓特烈大帝。索南菲尔斯和约瑟夫二世并不像奥地利的劲敌腓特烈大帝一样崇尚军人主义。跌宕起伏的人生让腓特烈从信奉伊壁鸠鲁学派(Epikur)转变为斯多葛主义(Stoa)的拥护者,并且决定了他对待“富余”问题的态度。

只要这位莱茵斯贝格的王储依然认为人性并非建立在经验之上,而仅是为摆脱美学探讨中的不真实的愿景,就说明其依然信奉伊壁鸠鲁主义。那么何不让自己和这个世界享受富余的快乐呢?他在给伏尔泰的信中写道:“我喜欢法国人对生活的热爱,我很开心地看到,40万城市公民能享受生活的舒适,没有生活的苦闷。这是40万城市公民幸福的证明。我认为,每一个集体的首领即使不能让他的子民富裕,也应力求让他们感到满足,因为即使没有财富,人民也能得到满足。比如,一个参加节日或表演的人,或是在一个人多热闹的地方短暂停留的人,我可以说这个人一定是幸福的,他将带着无限美好的幻想和充实的内心回到家中。因此,应该尽力保持清醒以享受这些美妙的时刻,忘记其他的不愉快或是暂别苦闷!生活中最触手可及的财产即幸福。因此,如果能让一个大集体享受生活,等于创造了大批财富。”

愚蠢的统治者们并不知道公民的真实需求。他们之所以如此强调“马戏”,是因为他们从未听到要求“面包”的呼声。在战争年代,当一国之主必须担心“面包”时,也会放弃对公民进行“娱乐和富余”的洗脑,更不用说充当“娱乐导演”的角色。10

1763年3月30日傍晚,腓特烈二世已是迟暮之年,七年战争11如70年一般压得他喘不过气。他曾经引以为傲的祖国的繁荣有序不复存在。攻克了萨克森,却失去了其他一切。普鲁士王国的经济损失惨重——目光所及,百废待兴。

腓特烈大帝凭借与生俱来的天赋重整旗鼓,而“重建国家”这项任务比七年战争还要持久。腓特烈从一开始就决心要将其战需资金转化为和平基金。为修复被俄国焚毁的普鲁士东部地区,他不惜耗费40万黄金,并捐献骑兵队的战马以发展农业。同时,他还挪用大笔资金支持城市工业的发展。就像路易十四时代的柯尔贝尔一样,腓特烈大力推动手工业的发展。于是,柏林、柯尼斯堡12以及弗罗茨瓦夫13一片繁荣景象。经过12年的努力后,这位老人重新坐上王位,领导他的子民。“孜孜不倦的普鲁士式精神”就此诞生。

应运而生的还有大规模的财政计划。新的贸易政策必须保护本国的关税系统。作为重商主义者,腓特烈大帝十分重视利己的贸易平衡且成效显著:出口总额开始超过进口总额,西里西亚地区的亚麻大量出口到俄国。只有两种商品仍然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且价格昂贵:质量上乘的烟草和咖啡。这两样东西也深受国王本人的喜爱。

不久,他命人在普鲁士本土种植烟草以自足,但一些品种的烟草生长茂盛,另一些长势欠佳。他请教当时的化学家阿哈德(Achard),是否有可能“发明一种无毒无害的药水,可以在当地培育出美国弗吉尼亚种植园中那样上等的烟草”。答案是否定的,因此如果经济上允许,当时的普鲁士人抽的上等烟草依然依靠进口。

腓特烈并不考虑咖啡和烟草贸易由国家垄断。他认为这两样东西都是需征收高昂税金的奢侈品,下等的穷人根本无法承担。在这样的对内政策下,他采取了一种并不算智慧的对外措施:效仿法国,将咖啡和烟草的垄断权租赁给佃农。以此可以看出,腓特烈之前对法国的赞美对其经济政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年少时的他曾认为,只有在巴黎才能进行戏剧和诗歌创作,晚年的他依旧相信,效仿法国的经济政策一定能获得成功。

腓特烈充分信任的这些佃户(据说其中一人是马赛的破产者)所欠下的债务,给他本人及国家带来了不少麻烦。像其他重商主义者一样,一个国家的发展目标对于他来说远不止充实国库,他也动用非国库资金。重商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工人必须为国家服务。高水平的劳动需要最专业的劳动力!”国王深信,法国官员能比本国那些迟钝不熟练、且过于老实的公民更好地管理这一租佃制度,因此他将咖啡和烟草垄断系统中的200个管理职位分配给了法国官员,结果必然导致普鲁士公民的反抗。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国王要把国家的经济管理权交给在罗斯巴赫等地吃了败仗的法国人。他们还指责烟草和咖啡监管者借维护公共安全之名干涉商品贸易。这一点或许道理上不充分,但情理上可以理解。

喝咖啡的习俗在柏林比在北德的运输中心汉堡和莱比锡兴起得晚。这些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需要大笔资金,而腓特烈算了一笔账:每年至少有70万塔勒流出普鲁士,主要流向咖啡豆出口国荷兰。受其影响,普鲁士的啤酒产业日渐衰落。国王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子民之所以喝咖啡,是为了更高效、更长时间地工作!然而,当他看到日渐增长的咖啡消费和缩减的啤酒消费时,立即加以批判。于是,他颁布政令,对每磅咖啡征收八格罗森银币14的税,然而随之而来的是走私贸易的出现。“西部的窟窿”从埃姆斯河畔的埃姆登市被撬开,并沿着莱茵河向北,一直延伸到西北部的克莱沃。同时,瑞典的波美拉尼亚成为“北部的窟窿”15,咖啡从这里渗入普鲁士王国。普鲁士政府在全国各处安置警备人员,严格打击和抑制走私现象。然而,一些咖啡监管员借机勾结走私团伙谋取私利。

管理普鲁士垄断贸易的法国官员向国王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打击走私的办法:进口咖啡豆一旦进入国内,必须立即送入国王建的烘焙房——只允许售卖烘焙过的咖啡豆!这样政府便能够监督咖啡的交易情况。如果有公民或咖啡馆老板烘焙走私来的咖啡,吡啶和糠醛遇热挥发出的强烈气味将泄露某处有人非法存有咖啡,附近的邻居和警察将立即予以没收。法国人还向国王保证,这一监督措施不仅不会妨碍咖啡贸易,还能让很多退役军人获得工作岗位。于是,大街上出现了许多七年战争中幸存的残兵,他们拄着拐杖、戴着三角帽、穿着制服、扎着马尾到处巡视——俨然模仿腓特烈的形象。不甘受辱的柏林、柯尼斯堡及弗罗茨瓦夫公民对此极为愤怒,当这群所谓的“咖啡鼻子”闯进他们家中,肆意取下饭锅,搜查他们的餐厅,质问家中所有人时,他们决定群起抗议。与之相比,北部乡村地区的公民要温顺一些。在劳恩堡和比托,如果当地公民敢私自从波美拉尼亚进口咖啡,两地的骑士阶级将依据政令将其全部扔掉。

不难想象,政府对消费者的这一严厉管制引起了公民的强烈不满,以致咖啡销量下降。于是,即使咖啡价格降至每磅1塔勒,仍然无人买账,只能再降价一半,结果于事无补,人们开始寻找咖啡的替代品。一出文化悲喜剧拉开帷幕:在咖啡消费者和统治者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菊苣根代替咖啡成为得利的渔翁。

向一位独裁的天才领导人陈述事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当时一位名叫海因特茨(Heinitz)的大臣做到了。他勇敢、果断地告诉国王,对咖啡贸易的这种垄断行为是一个失败的经济决策。并且还用数据证明,这一政策只是表面上增加了国库收入,实际上并没有效果。国家从咖啡贸易中盈利的96000塔勒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因为一边是以5∶7的比例增加的收入,另一边却是以3∶10的比例倍增的垄断管理支出。

腓特烈大帝虽然不高兴,但海因特茨的建议让这位国王决定不再雇佣法国人。在他去世前三个月,其周围的大臣们都决心要废除这一垄断政策。实施者就是当时的王储,即后来的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他的亲信大臣叫约翰·克里斯托福·冯·沃尔纳。为了不影响腓特烈大帝,所有的措施都是极其秘密地进行。“我相信所做皆为正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保护您的至高权威,我甘愿秘密地工作。希望我草拟的这些诏令今后被印刷并下达,而不是几经其手面目全非。”在回忆录中,这位王储的亲信大臣毫无保留地批判了这一经济政策:“这种垄断是对商人的折磨,对国内贸易和过境贸易的摧残,扩大了武装官员的规模,从而使劳动力队伍受创;此外还极大地增加了管理支出,外国人却借此捞得很大一笔油水。16

腓特烈·威廉二世尚未加冕成为普鲁士国王,咖啡关税就已大幅度下降。“为了彻底遏制偷税的想法和行为”, 1787年7月1日,这一咖啡烘焙禁令被废除。

法国政治经济学家米拉波侯爵(Mirabeau)给这一夭折的经济垄断和租佃政策写下了最辛辣的墓志铭。一个法国人在普鲁士君主制的统治下向这位法国最高贵的友人直言不讳实为少见。不过也不足为奇,因为当欧洲政治和经济被一片阴沉和恐怖笼罩,当创造租佃制的法国荣光不再时,它陈旧的制度亦寿终正寝,彼时正是法国的崇拜者腓特烈大帝逝世后三年。

斗转星移,日新月异。

1.法军在1689年普法尔茨继承战争中占领了海德堡,并先后两次(1689年和1693年)用大炮重创海德堡城堡。——译者注

2.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第六卷中描述的一种会喷火的怪兽:它的前部是狮子,尾巴是一条蟒蛇,身子是山羊。——译者注

3.中世纪时期一些城市享有权利——干涉和限制城内商品的交易时间。商人可通过纳贡获得交易自由。

4.查哈里亚(Zachariae)1744年出版了一部名为《Der Renommiste》的英雄诗歌,生动描述了当时莱比锡和耶拿两座大学城的大学生生活。——译者注

5.法国诗歌当中的一种常用题材,起源于12世纪中期由朗贝尔·勒道尔和亚历山大·德·贝尔内合写的一部名为《亚历山大的故事》的诗作,该故事诗中的诗句每行均是12个音节,故此得名“亚历山大诗体”。——译者注

6.戈特舍德(1700~1766),德国诗人、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译者注

7.讽刺作家皮坎多本名亨利西(Henrici),本职为税务员,从他的幻想曲中可知一二。——译者注

8.从一开始就如此。1933年档案中公布的文件显示,哥辛斯基等待多年才拿到咖啡营业许可。他必须通过信件和呈文的形式提醒执政政府自己曾经的英雄事迹。

9.Eudaimonie,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幸福哲学观,认为一切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幸福,方法是通过道德行为来获得幸福。——译者注

10.“面包与马戏”(panem et circenses),出自罗马帝国著名的讽刺文学诗人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的著名警句,它讽刺了当时的贵族用免费的粮食和流行的斗兽场演出来安抚和拉拢平民。——译者注

11.七年战争发生在1754~1763年。当时欧洲的主要强国均参与了这场战争,其影响覆盖了欧洲、北美、中美洲,西非海岸、印度及菲律宾。——编者注

12.普鲁士东部领土。——译者注

13.今波兰城市,当时为普鲁士领土。——译者注

14.1塔勒=30格罗森银币。——译者注

15.该地区历史上曾经历过多个国家的先后统治。——译者注

16.指法国官员凭借这一垄断政策获得高薪水和红利。——译者注

来源:《全球上瘾:咖啡如何搅动人类历史》
作者:海因里希⋅爱德华⋅雅各布
翻译:陈琴、俞珊珊
版权:本文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授权kaweh.net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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