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我的咖啡馆历史

这里,或者那里,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是遇到古老的咖啡,在我的旅途上。旅途漫漫,渐渐,咖啡的历史就在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咖啡馆里,那些撒着砂糖末子的咖啡桌子和喝光了咖啡,留下一个褐色杯底的咖啡杯子里串联起来,好像中学时代的世界历史课要考试时,老师在黑板上吱吱咯咯用粉笔写下的复习提纲,一小段,一小段,用箭头指着,渐渐汇成历史。

旅行去了欧洲,美洲或者亚洲,甚至大洋洲和北极,但我一直没去非洲。那里是咖啡豆的故乡,但我却从未涉足那块最古老的大陆,从未去找一下山羊吃的古老咖啡豆。甚至对肯尼亚带回来的上好咖啡豆也不是真的有兴趣,等我家那袋咖啡豆放过了期都未打开,我才意识到自己对咖啡馆的咖啡,比咖啡豆更有兴趣,我向往的不只是一杯喷香的褐色液体,我向往的是在一间让我身心感到自由欢愉的咖啡馆里,喝一杯滚烫喷香的咖啡。

二十年来,我好像一直奋不顾身地在世界其他地方走来走去,用坏了好几个照相机,拖坏了更多的行李箱。可是到了土耳其,却与埃及擦肩而过。到了葡萄牙,却与摩洛哥擦肩而过。到了斯里兰卡,却与毛里求斯擦肩而过。我想这些擦肩而过,是因为咖啡豆与咖啡馆的区别。

只有常年旅行,才能有一天能坐下来,为自己进出过的那些咖啡馆做一张历史图表,像多年前我的世界史老师在黑板上做的那样。

2013年9月,伊斯坦布尔的酷暑刚过去不久,我在去佩拉饭店的路上。

在解放大道上,穿过一些19世纪欧洲式的大房子,底楼开着商店,马路中间有红色的有轨电车缓慢沉重地开过,就好像描写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城市的电影一样,当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在佩拉饭店写《东方快车谋杀案》时,所见大约也是同样的街景。在起伏的街道上,马拉塔高塔附近,充满了各种小咖啡馆,这里终究是咖啡摆脱药用,成为令人欢愉的饮料的发源地。

16世纪的土耳其咖啡馆从两个叙利亚人手里开始,那时并不叫咖啡馆,而被人称为读书房,它提供两样东西:咖啡与书籍,人们去咖啡馆,为了读书和讨论学问,所以那个时代的咖啡,被奥斯曼人称为“思想家的牛奶”。咖啡馆是个郑重庄严的公共场所,神秘的咖啡豆在这里过渡为咖啡馆里的灵魂。

这样,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人认为世界的第一家咖啡馆在伊斯兰的圣地麦加。

土耳其咖啡已经活了五个世纪,如今全世界都喝过滤咖啡,欧洲在咖啡里放牛奶,亚洲在咖啡里放肉桂和茶末,但土耳其仍旧坚持喝连渣的咖啡,用专门的小铜盅连渣煮开,也不肯用牛奶弄脏咖啡,这在意大利被称为玛奇朵咖啡。——奥斯曼帝国如今已经分成了四十多个独立国家,而留下的土耳其仍努力做一个咖啡原貌主义者。

2002年暮春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张弼士故居的蓝墙外,午后,浅蓝色的天空里滚下一声雷,然后就下起大雨。我就近去了一家咖啡店,它在屋檐下放着藤桌椅。地不平,桌子总是晃,但雨水的气味很好闻,还有咖啡。融汇在潮湿的南洋雷雨气味里的,是一股好像太妃糖般的软厚甜味。

在那里我喝到一杯浓香却柔和的白咖啡,比起炭烧咖啡的暴烈,白咖啡的温厚让人体会到亚洲人清淡又真纯如孩子般的口味。17世纪,从也门航海而来的荷兰船长,将一株咖啡树苗一起带到与马来亚邻近的印度尼西亚。当年蒸汽轮船远航来亚洲,经过佛得角,路过赤道,许多在火房里加煤的水手禁不住过赤道的酷热,死在船上。船到亚洲,船上的棺材就运到岸边入土。

这是一棵负有使命的咖啡树苗,它活着来到亚洲。我放在咖啡桌上的照相机里,还留着教堂旁边墓地的照片。石头墓碑上长满青苔。而马来西亚的白咖啡已是亚洲最好喝的咖啡。


1996年暮春在维也纳,这次是在皇宫外面的中央咖啡馆,奥匈帝国的旧时心脏。这是个老咖啡馆,在奥匈帝国的末年就已经著名。但究竟不是当年那个到过伊斯坦布尔的波兰人开的咖啡馆,那消失了的,做带渣黑咖啡的小店,才是维也纳的第一家咖啡馆。

现在,中央咖啡馆墙上的咖啡单子上还留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老口味的米朗琪咖啡,一种过滤了咖啡渣的不加糖咖啡。如今这已是能寻到的维也纳咖啡传统了。

再往前去就是故事。故事里说,17世纪时候,奥斯曼军队曾来围攻维也纳城,却败了。奥斯曼军乐团打着鼓,吹着喇叭退回家去,在兵营里留下一口袋黑乎乎的硬豆子。奥匈帝国的士兵缴了来,却不知要拿这口袋东西怎么办。但这个见多识广的波兰人却知道这是好东西,卸下军队向导的职务后,他用这袋豆子开了一家咖啡馆。咖啡从此一直香到维也纳人的骨髓里。即使是奥匈帝国灭亡之时,战争中那个屎一般的冬天里,这里窘迫得只好卖咖啡代用品,也不肯关门。

1997年暮春在巴黎,真的还是暮春时分,早晨在卢森堡公园旁边的小咖啡馆里喝了早晨第一杯咖啡,去花神咖啡馆喝第二杯咖啡。作为1982年毕业的中文系学生,去萨特和波伏娃以及杜拉斯和加缪出没的咖啡馆去朝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在90年代的巴黎旅行中不去那里,对80年代的中国文科学生来说,是一种不可思议,也是一种身份识别的问题。接着,一定还要去丁香园咖啡馆,在那里回忆一下《海明威回忆录》,“巴黎,流动的盛宴”,或者按照《爱伦堡回忆录》的线索寻找俄国流亡者们聚集的咖啡馆。在18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的饮品终于以“伊斯兰酒”的名头传到马赛和威尼斯。

此后,法国咖啡与意大利咖啡,成为欧洲的咖啡正典。

是谁将咖啡馆开到了巴黎,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但奥斯曼咖啡馆里那种激荡思想,自由追逐精神世界的特殊气氛,却一丝不苟地再现于巴黎的咖啡馆。20年代,当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里的书渐渐少了,人们开始紧抿双唇抽印度水烟,巴黎咖啡馆成了世界各国哲学家,作家和画家以及革命者们的精神家园。

其实我的身体不能承受三杯咖啡,从丁香园出来,走在大街上,我的身体奇异地飘浮着好像一朵云,就好像喝醉酒一样。我醉咖啡因了。

2011年暮春在哥斯达黎加的热带雨林里。不知道为什么想起我的咖啡,总是暮春时分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

越野车在山路上颠簸着,绿色浓密的山谷坡地上,能看到消瘦的白色公牛就像马尔克斯描写的那样,一动不动地望着远方沉思。有时能在一棵史前的针叶树的树干上,看见一块去咖啡农场的指示牌。中美洲最好的咖啡就在那些指示牌后面的山谷里生长着。18世纪,有一粒咖啡豆,被一位殖民地的夫人当作礼物赠送给一位远洋的商人,这粒豆子被带来美洲,就生根发芽。我在圣何塞时住的酒店走廊里,就装饰着咖啡农场的旧照片,和从前用来装咖啡豆的麻袋。

那是香味非常浓烈干爽的咖啡豆,极酸,明亮如刀。鼻子喜欢,舌头也喜欢,不过下面的胃却唯唯诺诺地害怕。

1998年深秋,汉堡已经下雪了,但威尼斯,中午在太阳下穿一件单衣正好。圣马可广场上总是游人如织,鸽子在人们头顶上摇摇欲坠地飞着,在太阳下连圣马可广场也显得结实和真实起来,不像雨中那样脆弱。佛洛里昂咖啡馆里面空荡荡的,因为人们都在外面享受一年中最后的阳光去了,只有像我这样的旅行者才宁可坐在里面。

这是1720年开张的老店堂了,墙上镀金的镜框早已有一块块的污斑,镜子后面的水银也开始谢了,但是这些都在这里变成了资本,这样才能证明它是威尼斯最早的咖啡馆之一,商人们从奥斯曼帝国带回来了咖啡这样东西,开了一间叫BOTTEGADEL的咖啡馆。和维也纳的情形有点不同,在维也纳,大家知道店主是波兰人,不知道店名。现在这间咖啡馆已经不知去向。而佛洛里昂还在。拉斐尔都来过,歌德坐在这里改小说也是佳话。即使是商人开的咖啡馆,君子们也会来寻找他们的精神牛奶。

我要了一杯“被牛奶弄脏的咖啡”。说实话,真的不好喝,比起我住的小酒店早餐时的咖啡,可以说有云泥之别。玻璃上的阳光反射进来,店堂有一种奇异的明亮和阴凉。这样的店堂里还有一对年轻人一边不停地照相,一边轻声用日语交谈着。我在用中文写一张寄回上海的明信片。有人站在门口探头探脑,一边说着西班牙语,南美的西班牙语,但打量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到外面去坐了。

1990年暮春,还是暮春,在长崎。我和我书的译者中由美子一起去喝咖啡,她是长崎人,那时她父母都还在,住在老宅子里,她妈妈开了一家和服店。我们从港口回来,看到港口坡上的雕像,那是长崎的蝴蝶夫人,她正望着港口。我提包里装着一个玻璃做的锅垫,新买的,上面是一个荷兰传教士,长着大鼻子。他是个天主教传教士,在长崎开了教堂。在明治维新的时代,从那时开始,日本人开始用他们喝茶那样的郑重其事和小心翼翼,开始喝咖啡。

如今想起那杯长崎的咖啡,我心里总是会想起19世纪中叶,第一批来到上海传教的英国传教士的差会报告,他们忍不住抱怨咖啡在多雨多雾的东亚河边的受潮变味,咖啡变得难喝极了,而裸露在外的小腿则被蚊子叮得奇痒难耐。

2013年初夏在都柏林,布鲁姆日的第二天傍晚,我跟着一个也叫诺拉的女演员走过爱尔兰银行灰色的大楼,在三一学院的外墙过了马路,向公爵街走去。她此刻是老城的酒馆与文学的步行访问的向导,在三一学院的院子里,她朗读了一小段王尔德的喜剧片段。

在爱尔兰我不怎么喝爱尔兰咖啡,对我来说里面兑的酒太多了,百利又太甜。

这时我看见一家开在底楼的美国星巴克咖啡馆。现在真是个美国的世纪,欧洲各处都是星巴克,维也纳,巴黎,马德里以及伦敦,居然在伊斯坦布尔也是有的。四处能看到人们就着一只白色的厚纸杯,边走边喝一口热咖啡。

我不喜欢边走边喝咖啡,这对咖啡的香来说太匆忙了,不能好好闻,浪费了鼻子。我也不喜欢喝防漏纸杯里的咖啡,因为里面有股融化了的化学胶水味道,浪费了舌头。我当然也不喜欢握着一只纸杯健步如飞的美国形象,好像个跑街的,自己还蛮得意。

这个世纪的咖啡,终于被美国的快餐咖啡引导着离开咖啡馆,重归也门时代的饮料,但失去了它在也门的神秘。

1992年冬,在我的生活中是个非常重要的冬天,那个冬天我启程去欧洲,开始我的第一次旅行——德国,奥地利,法国,我的视野从此打开。我的国际航班从香港启程,所以去香港等我的飞机。

启程的前一个下午,我和我少年时代的朋友约好到中环的一家茶餐厅见面。他大我几岁,我们两家是世交,他有时到我家来住一阵,我有时也去他家住一个夏天。他经常给我讲故事,有一次他给我讲了一部叫《翠堤春晓》的内部电影,那是一部约翰·施特劳斯的传记片。

那是一家古旧的茶餐厅,跑堂的人手很重,杯杯盏盏都被放得哗哗响。他安慰我说,广东人就这样,不是态度不好。

我们喝了一种叫飞砂走奶的咖啡,其实就是上海咖啡馆里的清咖,美国咖啡馆里的黑咖啡。在香港有个油滑的名字,意思是飞掉了砂糖,走掉了牛奶。

不过它的杯底也没有咖啡渣。香港的咖啡是在19世纪时,跟着殖民航道上的英国商船来到香港的。在我们桌前,透过茶色玻璃窗,能看到中环街道的窄小和起伏,还有热带阔大的树叶。我们说到自己的理想,他已决计离开中国。我说,人生在世,我一定要去看世界。

来源:《咖啡苦不苦》
作者:陈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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