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街区的独立小店:京都的六曜社以及开咖啡馆的人

不知从何时开始,“生活黑客”(Life Hack)一词被广泛运用在生活中。这原本是资讯科技的专门术语,后来衍生为工作或生活等各方面的效率化之意。我曾经看过一篇网络的专访报导,内容介绍某个人阅读杂志的方…

不知从何时开始,“生活黑客”(Life Hack)一词被广泛运用在生活中。这原本是资讯科技的专门术语,后来衍生为工作或生活等各方面的效率化之意。我曾经看过一篇网络的专访报导,内容介绍某个人阅读杂志的方法。受访者说杂志内页资讯繁杂,对他来说只有极少部分的内容是有用的,因此每次一买杂志,他就会把自己不看的部分撕掉,只保留剩下的,然后按照内容分门别类,等有空时再统一阅读。

自从手机和电脑普及以来,人们必须生活在一辈子也处理不完的资讯取舍之中。因为没有时间,所以必须尽量省略缺乏效益的事。这就是“生活黑客”所欲达成的目标。

读完那一篇杂志报导后,我联想到剥荞头皮的故事。这是个有寓意的故事,说的是把荞头给猴子之后,猴子以为里面会有果肉,所以一层又一层地把皮剥掉。当然,剥到最后什么也不剩。荞头的精华在皮,但猴子以为里面会有“果肉”,这不过是先入为主的成见。杂志也一样,如果把不需要的内容撕掉,那就不再是杂志了。正因为内容五花八门,才使得杂志格外有意思。

若一味地讲求合理性,凡是缺乏效率的东西都会逐渐被淘汰吧。就连学校的授课也是,现在越来越多标榜实用导向的学校,认为学生不必学习对考试或就业没有帮助的科目。在这些即将被淘汰的科目中,首当其冲的就属艺术或文学了。对于讲求知识必须有即用性的人而言,小说根本是“毫无用处的东西”。万一需要在考试或面试场合说明小说梗概的话,直接翻阅更简单易懂的漫画版本即可。连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都只要一小时就能读完。在这样的风气下,杂志和文学作品的销售量会逐年下降恐怕也是必然之事。由于“惠文社一乘寺店”几乎不卖专业书或商管书,因此一旦被想要“果肉”的客人剥皮,势必会被剥得分毫不剩。每次一想到这个,心情就越发郁闷。

这种时候,为了转换心情,我都会前往位于三条河原町的咖啡馆“六曜社”,沿着陡峭的楼梯拾级而下。创业于一九五○年的“六曜社”,依照如今的人气,已堪称是能代表京都的咖啡馆之一。坐落在河原町三条的十字路口附近,尽管“六曜社”地段良好,却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随波逐流地改变经营型态,或许这番坚持正是吸引众多客人光顾的原因吧。当周围的娱乐场所

陆续朝低龄化发展,唯有这家店始终属于成人。虽然京都是不少老牌咖啡馆勉强营生的城市,但像这种从创业以来存在感始终不变的老店,如今已屈指可数。

“六曜社”分成地上和地下两层楼。“一楼店”有沙发,适合与人聊天。“地下店”大多是独自一人坐在吧台,悠闲地享用老板奥野修冲煮的咖啡。两层楼都只简单提供咖啡、非酒精饮料、早餐套餐和甜甜圈等咖啡馆的基本选项。地下店的吧台数十年如一日,总是可以看到老板修先生默默工作的身影。没有多余的攀谈闲聊,动作的娴熟俐落让人感觉到多年来专心一致做同一件事的美。整齐洁净的店内虽然没有任何装饰,但不可思议的是,在店里就算光坐着也不会感到无聊。如此独特的氛围,恐非一朝一夕能够酝酿出来的。虽然这家店和修先生都不多话,但我单方面从其姿态中感受到的矜持,总是令我带着清爽的心情步出这家店。

我和老板奥野修开始有交流,是数年前的事。那个时候,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下鸭“yūgue”喝两杯。修先生每个星期四都在差不多的时间出现,然后匆匆干杯后就潇洒地走人。我本以为他对“yūgue”格外情有独钟,不过一问之下才知道,修先生每天晚上离开﹁六曜社﹂后,都会根据“今天星期几”走访特定的店家。

在自己的店里当了一整天的老板以后,一定要到别人的店里喝一杯再回家。待在店里的时间似乎占据了他人生中很大一部分。咖啡馆和酒馆都是专营“没有也活得下去”的奢侈品。这么多年以来,他始终站在主客双方的立场,过着与这些店休戚与共的生活。

修先生也是一名乐手。一九六○年代末期,他才十几岁,由于受到冈林信康和高田渡的影响,决定到东京体验当年风行一时的民谣现场演出。于是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他都在东京靠着当行动广告的三明治人过生活。

“十几岁的年轻人站在新宿街头背着看板,很容易遇到各式各样的人前来攀谈。有那种加入木下马戏团却不会任何技艺、结果下次再遇到就变成人妖的人;也有那种明明不是学生,却为了求学跑来东京,然后晚上工作赚钱,白天一直待在咖啡馆里读书的人。大家都很清楚自己想做什么事,但都还在认真地摸索该怎么做。咖啡馆对我来说,就是和那些人交流的场所。那个时候我的重心完全摆在跟人碰面、聊天,也从没在意店里的咖啡究竟好不好喝。当时的经历或许就是我对咖啡馆最初的体验吧。”

永岛慎二在青春漫画杰作《疯癫》(フーテン/筑摩书房)中描绘的新宿街头,据说就和修先生当年体验过的场景一模一样。当年被说是“疯疯癫癫”、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成天泡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谈情说爱。爵士咖啡馆、深夜咖啡馆、爵士酒吧。作品中描绘了许多人群聚集的店,而店里总是会有一个沉默寡言的老板,也许正在煮咖啡,也许正在摇调酒杯。在当年的新宿,主角是那些聚集在店里的客人,咖啡馆或酒馆不过是背景而已。

“最近越来越多人专程为了咖啡馆跑来不是,顺便走进店里。现在很流行那种叫『美食部落格』还是『美食指南』的东西对吧?虽然如此,但不管是这些、还是在部落格或推特上发文的人,大部分都是抱着填满美食地图的心态来到一家店,而且仅仅去过一次就自以为是地发表感想。其实每个人内心怎么想都没关系,但如果把感想公诸世间,然后有人盲目地相信以后,开始对店家指指点点的话,这样就不太好了。”

从“日常”到“非日常”的场所

“比方说,假如有客人第一次到我店里,就要求:『请给我最新鲜的咖啡豆。』其实那个人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店家的立场就知道,他的这种要求会严重打乱店家的节奏。对于长期光顾本店的客人,即使他买咖啡豆时没有任何要求,我也不会卖不新鲜的豆子给他。不过我当然不可能主动告知客人这种事。希望大家不要光点『美食部落格』推荐的菜单,不要打从一开始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决定一家店,而是在多次走访的过程中,慢慢与店家建立起信赖关系。我觉得在客人与店家的互动中,这样的世界观才是最理想的。”

咖啡馆和酒馆正逐渐成为人们光临的目的地,而不再是城市的背景。这或许也代表着城里的人正逐渐失去“光顾”各自钟情的咖啡馆或居酒屋的文化吧。

“前些日子,我去了一家咖啡馆,那家店标榜咖啡豆使用知名烘焙家的成品,悉心为客人冲煮咖啡。我一进店里点好咖啡,对方就说:『因为是手冲咖啡,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好不容易端出咖啡以后,又说:『请品尝原味的黑咖啡。』我有点受不了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咖啡就是买完书后想要休息一下,可以用来转换心情的东西,不会打扰到平常的生活。简而言之,我才不想在咖啡馆聊什么咖啡话题,也不想在居酒屋谈论日本酒。只要味道有达到一定的水准就够了,一边喝还要一边讨论也太奇怪了吧。比起什么一滴入魂,我更在意那是不是天天去也不会腻、一不留神还有可能一天喝两次的东西。每天下班回家路上都绕去特定的居酒屋,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尽管如此,站在提供商品的店家立场,一定要创造附加价值才有可能生存下去。或许现在就是这样的时代。虽然“六曜社”已是名店,但也曾一度陷入经营困难。在那段期间,修先生亲自走访无数咖啡馆,以自学的方式展开自家烘焙,而当年的成果也成为现在最大的支柱。然而,“六曜社”的吧台处并未大肆宣传自家烘焙的咖啡豆,也不强迫推销自己的附加价值。我试着进一步询问修先生,对他来说,究竟什么样的咖啡,才是“不打扰生活”的理想咖啡。

“大坂的天王寺不是有一家叫『明治屋』的老居酒屋吗?我认为那家店在出菜时,有刻意减少菜的分量。大概是因为有很多客人是在下班途中顺道进去喝一杯,之后还要回家吃晚餐的缘故吧。那家店仿佛是客人们暂时落脚之处。在『明治屋』的常客和我之间,彼此的工作内容和收入等相关细节虽然不同,但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事。在每一日的平凡生活中,如果能在下班后有一段放松喝酒的时间,很多事情就有了缓冲,让人能够迎接明天的到来。我们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可是,这才是所谓的文化。唯有像宫泽贤治那样飞到宇宙俯瞰自己的生活,从这样的观点回头检视,我们才能够肯定自己平凡的日常生活。我是这样想的。”

每个人都渴望“第三场所”

像咖啡馆或酒馆这种介于职场和家庭之间的另一个“场所”,社会学家雷・欧登伯格(Ray Oldenburg)称之为“第三场所”。这也是星巴克咖啡经营团队对其门市的定位,以及拿来积极使用的词汇。确实,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在家庭和职场之外,拥有一处能够做自己的场所。不过,修先生所说的“明治屋”和“第三场所”却有些微差异。

历史学教授布莱恩・西蒙(Bryant Simon)在其著作《除了咖啡以外》(Everything but the Coffee),经由采访以及实地调查,验证了星巴克自称“第三场所”的真相,并做出以下结论:

“自称第三场所的宣传行为、在门市播放的爵士乐、隔靴搔痒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品、精心设计的布告栏。借由这些方式,星巴克主张自己是咖啡馆文化的继承人。”

上门的客人几乎都是想要独处的客人。不是为了和他人交谈,而是为了工作或念书,来此寻求既安全又有高级感的场所。产自同公司工厂的艺术作品、回避政治和宗教议题的布告栏等。在十七到十八世纪盛行于英国的“咖啡馆”内,身为交流中心的老板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但在人工设计的“仿第三场所”中,却丝毫感受不到老板的存在。

企业为了刺激消费而利用附加价值、基于策略考量提供“第三场所”,和由喜爱咖啡馆或酒馆的客人自然创造出的空间大不相同。像“六曜社”或“明治屋”这种店,因为持续招待街上需要喝一杯的人们,久而久之便成了“城市里不可或缺”的场所。

“听说最近京都不晓得哪里有一家连锁咖啡店,也开始限制客人两小时的用餐时间。这种想法简直是自取灭亡。虽然提高翻桌率是经营上很重要的事,但似乎不该由店家提出这种要求。以前的咖啡馆经营书里,也会提到一天最少要翻桌几次之类的原则,但营业额至上主义会让咖啡馆变得太视财如命。当然忙起来的时候,我们也不希望客人在店里坐太久,可是如果碰到看书看得正投入的客人,或是婆婆妈妈们聊天聊得欲罢不能,我们店里是宁可不要去打断他们的。”

像这种属于生活一部分的奢侈品,或这种附属于城市的场所,当然有不合理的部分。同样的道理或许也可以套用在书店或出版业界吧。书是一种商品,但也是一种文化。因为有某些无法用理论说明清楚的“东西”,所以文化才得以传承下去。想让满载着广告的杂志延长寿命,不应该把附送豪华赠品当作一种手段。从修先生的姿态中,我重新体会到自己和书本─作为出版界人士“生活中的一部分”─应该如何密切地保持互动。但愿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依然能够站在书店的立场,把欣赏杂志、小说、摄影集、艺术书籍等的“乐趣”传承下去。

作为一位民谣音乐表演者,同时也是一名生活家,修先生在自己作词作曲的《琅琲尔迈悠国的咖啡店》中这样唱道:

“在今天工作开始的时候,还有明天、后天、大后天,也要来一杯每天一样香醇的咖啡。”

这杯咖啡不是刻意设计出来的“非日常”,而是日常生活中无法切割的一部分。这首歌,用短短几句话就说明了一切。

来源:《改变街区的独立小店》/时报文化
作者:堀部笃史
翻译:刘格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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