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存在主义咖啡馆:那些关于自由、哲学家与存在主义的故事

萨特不打算采取哲学家的传统作法,透过伦理算计寻求出路,更遑论当个所谓“电车难题专家”。他引导听众更个人化地思考问题。面对这个抉择是怎么一回事?

沙特(Jean-Paul Sartre)首次察觉到他成为了名人,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当天他在巴黎的中央会堂(Salle des Centraux)为时代具乐部(Club Maintenant)举行公开演讲会。他和主办机构都低估了他的演讲能吸引多少人慕名到场。售票处陷入暴乱;很多人无法走近购票,干脆无票硬闯进场。在挤挤撞撞中椅子给撞毁了,有几个听众因为场内异常酷热而昏倒了。《时代杂志》(Time)一帧照片配上了这样的图说:“哲学家沙特。女士们如痴如醉。”

这次演讲十分成功。身高才五呎左右的沙特,在人群中肯定几乎被淹没,但他精采万分地阐述了他的哲学概念,后来把演讲内容改写成书—《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不论演讲还是这本书,高潮都在一起轶事,对当时的听众来说那是耳熟能详的事,因为纳粹的占领及其后的解放记忆犹新。这个故事也足以概括沙特哲学发聋振聩的价值和吸引力。

沙特说,法国被纳粹占领期间,某天一位昔日的学生前来求教。这个年轻人的兄弟在一九四○年法国投降前的一次战役中丧生,他的父亲抛妻弃子变成通敌者,母亲只能仰赖身边仅存的这个儿子陪伴支持。但这个年轻人却渴望从边境偷渡到西班牙再前往英国,加入流亡自由法国的军队对抗纳粹,展开血战,为兄弟复仇,否定父亲的所作所为,为光复国家出力。问题是,母亲会独自处身险境,能否找到食物果腹也是个问题,德国占领者也可能给她找麻烦。因此,这个年轻人的正确作法是陪在母亲身边吗——这样显然有人可以受惠,但只限母亲一人,抑或他应该豁出去搏一搏,为众人的福祉参军?

今天的哲学家依然为了解答这类伦理难题而纠缠不休。沙特这个谜题,跟有名的“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异曲同工。在这个思想实验中,假想你看到一列失控的火车或电车沿着轨道猛冲,而前面不远处,有五个人被缚在轨道上。如果你什么也不做,那五个人就会丧命,但你发现可以拨动一根控制杆使列车转到铁路侧线。可是如果这样做,一个人势必丧生:他被缚在另一条轨道的位置,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行动,或可逃过一劫。

那么你打算让这个人牺牲,还是撒手不管让五个人死亡?(有另一个版本称为“胖子难题”:你可以从附近一座桥上把一个大胖子抛到轨道上令火车出轨。这个难题更直逼内心,更难抉择,因为你要直接出手造成那人丧生。)沙特那位学生的抉择可看作“电车难题”,但更为复杂,因为他不确定前往英国实际上能否帮到谁,也不确定离开母亲是否会令她遭受严重打击。

沙特不打算采取哲学家的传统作法,透过伦理算计寻求出路,更遑论当个所谓“电车难题专家”。他引导听众更个人化地思考问题。面对这个抉择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心乱如麻的年轻人实际上该怎么处理这个何去何从的抉择?谁帮得上忙,怎样帮忙?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沙特的解答,是从谁无法帮得上忙着手。

那位学生来找沙特之前,曾想过向传统道德权威求助。他曾考虑找神职人员——可是这类人有时本身就是通敌者,而且不用说也可知道,基督教的伦理只能告诉他爱他的邻人,善待他人,却不具体指明他人是谁:他的母亲还是他的国家。另外,他考虑去找念书时念过的那些哲学家——他们被奉为智慧的泉源。但哲学家太抽象,对自己这个处境恐怕没有什么好说的。

然后,他尝试倾听自己心里的声音,看看能不能从内心深处找到答案。然而却行不通,他只听到喧闹的声音各有主张(比如说:我一定要留下,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做勇敢的事,我一定要做个好儿子,我要付诸行动,但我心里害怕,我不想送死,我要出走。我要做一个比父亲好的人!我真的爱国吗?还是假装爱国而已?)。面对这一堆杂音,他甚至不能信赖自己。最后,这位年轻人只能求助于昔日的老师沙特,知道他起码不会给自己一个老生常谈的答案。

一点不错,沙特听了他的难题后,只是说:“你是自由的,自己做选择吧,也就是说,要创造出路。”他说,这个世界不会恩赐丝毫的指示,也没有哪一种传统权威,能解除自由加在你身上的重担。你可以尽其所能小心翼翼衡量各种道德和现实因素,但最终必须放手一搏采取行动,自行决定那是什么行动。

沙特没有告诉我们,这位学生觉得他的忠告有没有用,也没有透露学生的最终决定。我们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学生,抑或那是把几个年轻朋友的难题集于一身,甚或那完全是虚构的。但沙特要听众领悟的是,每个人都像那个学生一样自由,即使他们的处境没那么戏剧性。沙特指出,你可能认为自己在遵从道德律,或认为自己这样行事是因为心理结构、过往经验或周遭发生的事。这些因素可能有它的作用,但这一切凑合起来,其实只是构成要你有所行动的那个“处境”。即使那个处境令你无法抵受—譬如面临行刑,遭秘密警察囚禁,或即将从悬崖掉下,你仍然可以在思想和行动上自由抉择。你从眼前处境出发,选择出路,也就是选择成为怎样的人。

如果这听起来很困难,令人手足无措,不错,确实如此。沙特并不否认,不断做抉择,就不断惹来焦虑。他更把焦虑凸显出来,指出你所做的事至关重要:你作出选择时,应该像为全人类作出选择一样,扛起人类整体如何行事做人的重责大任。如果自欺欺人逃避责任,就会被环境因素或糟糕忠告所害,无法达成人生的要求,只会坠入虚假的存在,把自己跟存在的“属己性”(authenticity)割裂开来。

但除了这可怕的一面,也有令人期待的美好一面:沙特的存在主义,意味着自由和属己性是可以实现的,只要努力不懈就行了。在令人害怕的同时,这也同样令人兴奋,而且出于同一原因。沙特在这次演讲后不久接受访问,如此概括他的想法:

没有预定路径引导人获得救赎;个人必须不断开创自己的出路。在开创过程中,个人是自由的、负责的,没有借口,每个希望都来自内心。

这是令人振奋的想法,在一九四五年尤其具吸引力,当时固有社会政治制度被战争摧毁。在法国等地,有很好的理由叫人忘掉刚过去的历史,忘掉这段日子里的道德妥协和恐怖氛围,着眼于新的开始。但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促使大家寻求振兴力量。沙特的听众听到这个讯息时,欧洲大片地区正沦为废墟,纳粹残害生灵的集中营曝光,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夷为平地。

战争令民众体会到,自己和其他人都有可能完全脱离文明规范,固定不移的人性变得可疑。不论从旧世界脱茧而出的是怎样一个新世界,它的构建过程没有既定可靠指南,不能仰赖固有权威,像政界人士、宗教领袖甚至哲学家—处身遥远抽象世界的旧式哲学家。可是现在有一种新的哲学家,准备前来参与,是肩负起这项任务最适当不过的人选。

沙特在一九四○年代中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我们既然是自由的,那么在充满挑战的时代,该怎么善用我们的自由。在演讲的同一个月,也就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广岛原爆发生不久之后,沙特发表了论文〈战争的终结〉(The End of the War),文中鼓励读者作出抉择:选择他们想要的世界,把它实现出来。他说,从这一刻开始必须体认到而且时刻记住,我们可能随意毁灭自己,毁灭人类所有历史和地球上所有生命。能制止我们这样做的,只有我们的自由选择。如果我们要生存下去,就要决意活下去。他就是这样,为不久前把自己吓得要死的人类,提供了一种量身订作的哲学,而人类此刻也准备好,要变得更成熟,要负起责任。

一九四○年代兴起的存在主义次文化,发祥地在巴黎左岸的圣哲曼德佩修道院(Saint-Germain-des-Prés church)一带,这个地区不论好歹今天仍令人联想到这种思潮。沙特和波娃多年来住在圣哲曼区的廉价旅馆,成天在咖啡馆写作,主要是因为这里比起没有暖气的廉价旅馆来得温暖。

他们最爱到花神咖啡馆(Café de Flore)、双叟咖啡馆(Les Deux Magots)和拿破仑酒吧(Bar Napoléon),全都在圣哲曼大道和波拿巴路(rue Bonaparte)交叉口。花神咖啡馆是最好的,因为当吵闹的记者和过路人造成太大骚扰时,老板有时会让他们到楼上的私人房间工作。可是他们也爱楼下一桌一桌生气勃勃的用餐客—起码早期是这样:沙特喜欢在公共空间闹哄哄而忙乱的环境中工作。 他和波娃招集一伙人为伴,包括朋友、同事、艺术家、作家、学生和情侣,大家七嘴八舌,烟雾缭绕的吸着香烟或烟斗。

咖啡馆时光之后,又可以隐蔽地沉潜到爵士乐中:在洛里昂夜总会(The Lorientais),克洛德.路德(Claude Luter)乐团演奏蓝调、爵士和繁音拍子(ragtime);塔布夜总会(Tabou)的明星则是小喇叭手兼小说家鲍希斯.维昂(Boris Vian)。你可以随着爵士乐参差错落、如泣如诉的乐音摇动身躯,也可以在幽暗角落一边辩论属己性的问题,一边欣赏茱丽叶.葛瑞科(Juliette Gréco)的磁性嗓音—她是卡萨莉的朋友和知音,一九四六年来到巴黎后就成为有名的歌手。

她和卡萨莉,还有维昂的妻子蜜雪儿(Michelle)会留意洛里昂和塔布新来的客人,把看来不合适的人拒诸门外,不过据蜜雪儿说,“只要他们看起来有趣—也就是说手臂夹著书本”,就会大开方便之门。这里的常客很多是作家,夹着自己的著作进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和他的朋友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两人都是透过卡萨莉和葛瑞科发现了夜总会的天地。

葛瑞科开创新时尚,她那又长又直的存在主义发型,有记者形容为“遇溺者”装扮;她穿厚厚的毛线衣和卷起衣袖的男装外套,看来也很时髦。她说,最初把头发留那么长,是为了在战乱日子里取暖; 波娃也提到她配戴头巾的习惯出于同一原因。 存在主义者爱穿破旧的衬衫和雨衣;有些人闹着玩穿起类似庞克族的奇装异服。有记者报导,一位青年“背部披上一件破破烂烂、体无完肤的衬衫”招摇过市。他们还选定了最具代表性的存在主义装束—黑色高领毛衣。

对这些叛逆分子来说,就像较早时的巴黎波希米亚浪人和达达主义者(Dadaist),任何危险、挑拨性的事物都是好的,而所有讨喜、中产阶级的东西都是坏的。

波娃很爱讲一位朋友的故事,那位德国艺术家是个酒鬼穷光蛋,名叫沃尔斯(Wols)—那是他的本名阿尔弗雷德.奥托.沃夫冈.舒兹(Alfred Otto Wolfgang Schulze)的简称。他在社区里靠行乞和捡破烂为生。

某天当他跟波娃在酒吧露台上喝酒,一位看似富人的男士停下来跟他聊天。那人离开后,沃尔斯转身过去尴尬地跟波娃说:“对不起,那家伙是我的兄弟,是个银行家!” 这令波娃感到妙不可言,他的道歉,正好像银行家被瞥见跟流浪汉说话而表示抱歉一样。这种颠覆成规的看法若在今天看来也许没那么怪异,因为经历了几十年的反主流文化颠覆运动,但在当时,仍然会让一些人震惊,而让另一些人兴味盎然。

来源:《我们在存在主义咖啡馆:那些关于自由、哲学家与存在主义的故事》
撰稿:莎拉.贝克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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