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美枝:台北文青在咖啡馆的觉醒与噤声

那时候的文人、诗人到哪里去呢?你或者要问。举个例说,去南昌街的一些茶室,去衡阳路的“田园”,或武昌街的“明星”,几张极其简陋的藤椅,椅旁一些盆花,放的全是古典音乐,喝一杯四、五元的“长命”清茶,坐一个下午,谈诗、论文、讲艺术革命。──叶维廉

庄佳村绘,作家咖啡屋(1994.4)

素朴的1960年代,赤肉面一碗一元,花生汤一碗五毛,三轮车满街跑,街坊邻里仍有互信关系,资讯不算流通,联系也不甚方便。诚如诗人叶维廉所言,当时文艺青年就将咖啡馆视为发现彼此、交换讯息的空间场域。“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明星』吗?我喜欢这些小壁灯,这笨拙的大理石桌面,让你觉得很安全。”林怀民曾在小说里写道。

然而,安全的大理石桌外,实为一个不安全的世界──1950年韩战爆发、1962年古巴危机、1965年越战爆发,美苏的军事竞赛深深牵动着国际情势。而中共在1953 年韩战结束后,就将矛头转向台湾,并于隔年陆续发动规模大小不等的炮战和所谓“单打双不打”攻击模式,直到1970年代末才结束炮战时代,台湾在整个1960年代都笼罩在战争的威吓中。

“诚实”攸关生死,无法轻易为之

除了外来压力,台湾内部也是压力锅状态──国民党进行白色恐怖统治,全面钳制思想与言论自由,文化政策亦由官方主导,一切文艺活动皆以促进三民主义文化建设、完成反共抗俄复国建国任务为宗旨,1955年的“战斗文艺”更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

然而,随着美国对台经援,美国文化也透过各种机构渗透进来,西方文化就在此环境机制下开始落地萌芽,“民主”、“自由”等核心价值尤其吸引每一个被禁锢的心灵,追逐西方文化也慢慢成为知识分子在白色风暴中的心灵出口。

于是,1956年9月由夏济安领导创刊的《文学杂志》,首度针对反共文学的陈腐俗套及其与现实脱节的现象,发出温和的反叛声音。其以古今交融、中西互映为编辑方针,刊登旧诗与新文学之外,也引进西方文学作品、理论和文艺思潮。创刊号在〈致读者〉中写到:

我们虽然身处动乱时代,我们希望我们的文章并不“动乱”。
我们不想逃避现实。
我们的信念是:
──一个认真的作者,一定是反映他的时代表达他的时代精神的人。
──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说老实话。

“然而在那个弥漫肃杀之气的时代,“诚实”攸关生死,无法轻易为之。而后的《文星》、《笔汇》等刊物,都是反共文艺大行其道之下的另类声音,只是他们只能低调反叛,以“伟大传统”为护身符,来掩饰他们“西化”、“反传统”的真面貌。”

这些引介西方文化的刊物,在1950年代并未形成巨大力量,直到《文学杂志》停刊、继起的《现代文学》才慢慢展现了西方文化的具体移植成果。《现代文学》成员以台大外文系学生为骨干,包括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李欧梵、叶维廉、刘绍铭、杜国清……等,从1960年至1973年间,共刊行51期,贯穿整个1960 年代,培养了许多年轻作家,包括黄春明、七等生、施叔青、李昂、李永平、林怀民、陈映真等。

据说,《现代文学》的编辑伙伴们会将卖不完的《现代文学》,一包包提到周梦蝶的诗摊,大伙再一起走到楼上的“明星咖啡馆”,喝杯咖啡,度过一个文学的下午。

我们呼吸的是纯粹,是诗,而不是会议和运动

始于1950年代的咖啡馆文艺现象,如“朝风”、“田园咖啡馆”皆以音乐著称。1957年,大学联考落榜的诗人杨牧,离开故乡花莲到台北重考,经常出入“田园”,进而结识吴望尧、余光中、夏菁、叶维廉、周梦蝶、痖弦、洛夫、商禽等诗人。

“田园”对面是文星书店,附近还有东方出版社、正中书局等,是当时文青经常盘桓的地区,正值18岁的诗人杨牧曾写道:

有些日子朋友们写诗就像掷标枪比赛。那些日子新出版的诗刊每期总登有几首好诗──有些“名句”我到今天还脱口背得。诗的生命极新,诗人的追求欲望极大。我们不容易听到什么陈腔;每一个人都在试验,探求新意,没有人担忧什么“伪诗”。“田园咖啡馆”里的诗人聚会,小酒肆里的辩论谈心,我们呼吸的是纯粹,是诗,而不是会议和运动。

1960年代后,台北渐渐衍生一些专为文人设计的咖啡馆,文人在里面的活动,也由早期的聆听西洋古典乐,转变为专事写作。隐地曾追忆在“明星咖啡馆”写作的日子:“从前的『明星』,也是我写作的地方。……听焦桐、曾尧生说过,年轻时候到台北的第一件事,先到武昌街『明星』楼下看周梦蝶的诗书摊。其次,传说楼上的『明星』永远有许多作家正在写作,有人所以也上楼叫一杯柠檬水,其实只是想看看黄春明、林怀民、白先勇、雷骧、陈映真、季季等作家。”

诗人周梦蝶的诗摊强化文人在“明星”的凝聚力,而“明星”也带动了台北文人咖啡馆的风潮,之后“文艺沙龙”、“作家咖啡屋”、“天琴厅”、“野人”等咖啡馆相继而立。

“文艺沙龙”的构想始自朱桥,取名沙龙是认为台北文艺界需要一个类似于西方沙龙的场所,可以聚集艺文界人士。于是找来了有钱的诗人绿蒂投资,而翻译家罗珞珈则为沙龙女主人。而“作家咖啡屋”顾名思义是由一群作家联手打造,由梅新首创其议,征集诗人、画家、作家等筹划一间咖啡屋,据说筹备会是在一场牌局上召开的。

“作家”开业之初声势浩大,原来聚集“明星”的文人一度转移阵地,是文艺圈的轰动大事,加上有计划地主办各种文艺活动,包括座谈会、诗歌朗诵会、作家夜谈、画展、诗展等活动,很快成为台北作家和艺术家的最新聚集之地。无奈好景不常,共同集资开业的作家们缺乏商业细胞,租金又高,收支无法平衡,因此日益亏损,直到股东们老本赔光才关门大吉,营业寿命只维持两年。

“天琴厅”则无租金压力,维持较久,原来聚集“作家”的部分文人也转移到这里,一时颇为风光。“天琴厅”出资人是医学界名人董大成,实际经营者是其子董世光,当时他还是北医的学生,因为社团同学的画作无处展览,于是兴起开设咖啡馆作为展览场地的念头。董大成遂将家里的一楼及地下室改装为咖啡馆,里面有120多个位置,从早上营业到晚上,从来不赶客人。

位于西门町峨嵋街地下室的“野人”名曲咖啡室,命名灵感源自成语“野人献曝”,开业理念是“希望借由轻柔的音乐和咖啡来传递文学的意念,让文学的气氛冲淡工商业社会留给人们的茫然之感。”虽然如此,“野人”之后却受到美国嬉皮文化的影响,开始播放前卫的摇滚乐,声响震耳欲聋,因此渐渐聚集许多热血沸腾文艺青年,在拥挤喧闹的空间里传递着最前卫的文学和艺术。隐地曾在追忆文章中写道:“有些人的行径真的接近野人。”

1960年代文学的现代主义和游离现实

1960年代,台大外文系的学生们透过《现代文学》有系统地将现代主义文化内涵引介给那个滞闷而封闭的台湾。彼时,一群文友作家常在“明星”谈论“存在主义”──这个风靡全球的思想,承认世界是虚无的,而生命的意义要靠自己去创造,但是,在当时的台湾社会,这个积极主张却很难被实践,文青们只能汲取其虚无部分。

刘大任在《浮游群落》即描绘了虚无的时代氛围:“每天不到傍晚,还是有一批头发留得老长老长,眼泡因为睡眠过多而肿胀着的年轻知识分子,老大不愿地爬上楼来,在负责收帐兼换唱片的柜台小姐处要一张点唱单,填上他钟爱的乐曲,慢吞吞的找一个角落坐下,等他的贝多芬或萧邦一同来谋杀这一晚的生命。”

“于是乎,不少表达人存在于世的焦灼感、虚无感与荒谬感的作品被创作出来,后来被称为失根放逐的文学,一些本土化的论述也将“咖啡馆里的谈论”等同于“无用的清谈”,斥之为逃避现实。”

然而,并非所有在咖啡馆文人作家都会如此,例如黄春明就在“明星”写下许多现实感极为浓烈的小说。1966年创刊的《文学季刊》,也批判了1960年代文学的现代主义和游离现实。陈映真曾写道,这本具有本土意识的刊物,其编务就在“明星”:

大约由于“明星”距离印刷厂近、交通方便,加上咖啡馆中安装着一个公共电话,“明星”不期竟成了《文学季刊》文学青年相聚的场所。我们在“明星”编杂志、组稿、约稿。有时候,也在“明星”写稿,议论著当时的文化和文学的问题。我们在“明星”等待印刷厂的清样,自己或者相互校对。杂志上了机械印刷,“明星”也成了连络中心。杂志印出来了,有人赶着从印刷厂送几本“刚刚出炉”、油墨味犹浓的新杂志,爱不释手的翻阅,读着自己或者别的同仁的作品。事实上,“明星”成了《文学季刊》的办公室、编辑部和会客室。

唯有咖啡馆里,才能展现豪情万丈的自己

《文学季刊》驻店,外加周梦蝶诗摊,“明星”因此吸引更多文艺青年来朝圣。然而,一群具有思考能力的作家文人长期聚集在此,无论是编辑《笔汇》、《现代文学》、《文学季刊》等刊物,或是埋首写作,议论文艺,这样的景况摆放在当时戒严的社会情境中,难免会引起有关单位的注意。报纸曾记载一段黄春明转述的话:“文人聚集多到出了名,自然就吸引警备总部派人来驻店,咖啡屋常见一双眼睛老是瞟来瞟去的男人。”突显当时思想言论仍受钳制,整个社会仍是滞郁晦闷。

1968年,“文艺沙龙”的倡议者朱桥自杀身亡,享年39岁,震惊艺文界。而文星书店挡不住政治高层压力,也在这年正式走入历史。回归现实路线的《文学季刊》,其实早引起政府单位的注意,陈映真就在1968 这年被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文学季刊》另外两位同仁。

此外,黄春明被抓去审问一天,尉天骢的住处则遭到盘查,这个事件即为“文学季刊事件”:

那时候,台北除了明星外,还有三个文艺界朋友经常爱去的地方,那就是野人咖啡馆、文艺沙龙咖啡馆和作家咖啡屋。为了表明自己没事,那些日子我经常三个地方轮流去坐,有一天在作家咖啡屋遇到林海音大姐,她竟然把我拉到一边,悄悄问:“这次进去受惊了吧!”我说我没有被带进去,她一点都不相信,几经解释,她才知道我是真的没事。……那一段日子,除了空气紧张外,谣言也满天飞;有一位诗人前几天还在野人咖啡馆和陈映真大攀交情,这时却说:“这批家伙早就有问题了,像陈映真已经内定好是台独的内政部长……”。有的传言:陈映真他们与莫斯科有联系。一时我感觉到台湾忽然出现很多会编故事的高手。

尉天骢的叙述反映了当时文坛仍是风声鹤唳,各种谣言遂在文人的恐惧中逐渐壮大。而咖啡馆文人试图让文艺回归现实的理想火焰,也在官方的打压下慢慢熄灭了。无怪乎廖仁义曾指出台湾知识分子的实践始终在原地踏步:

1960年代在咖啡屋里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不是远走异国的,便是锒铛入狱,再不就是在为稻粱谋的路上沉默了;而1970年代与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目前虽不敢说必然重蹈覆辙,可是,在咖啡屋里高谈阔论的豪情却和自己的父兄一代如出一辙。

咖啡馆作为一个现代都市的空间,同时是传递西方文艺思潮的园地。在威权统治时代,文人以西方文艺作为逃避现实的出口,也使咖啡馆成为文人消极抵抗官方文艺的文化场域。1960年代末期,咖啡馆里的文人试图让文艺回归现实,然而没有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自由的权利,台北文人咖啡馆也就没有足以发展为哈伯玛斯所谓“公共领域”的条件。因此,受困在思想的围城里,文青们也只能窝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或许正如廖仁义所说,知识分子为什么喜欢到咖啡馆?那是因为唯有咖啡馆里,才能展现豪情万丈的自己。

来源:新活水
作者:吴美枝
原标题:《咖啡 浮游 存在:台北文青在咖啡馆的觉醒与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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