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上瘾:苏莱曼·阿加和巴黎人

土耳其使者

阳光下的镜子,镜子上的阳光。17世纪中期前后,日头好像赖在了法国,赖在了凡尔赛宫花园的上空。这里的统治者是太阳王、光的化身路易十四(Louis XIV)。他能聚集阳光,无论在室内室外,国王在哪里,哪里就有温暖、阳光和丰收。巴黎和凡尔赛宫因他而成为世界的中心。靠近这里的人生活幸福,远离这里的人则没有温暖,没有阳光,没有富足。

世间所有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都知道这一点,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太阳从巴黎的凡尔赛宫升起,耀眼的阳光洒在陆地和海面上。在太阳王的光照之下,他的臣子们也光芒万丈,比如让所有法国人富起来的工商业守护神柯尔贝尔,为法国设计防御工事的沃邦(Vauban),屡战屡胜的战神杜伦尼元帅(Turenne),既是歌颂爱情和美好的诗人,又是制定规则的立法者的布瓦洛(Boileau)。

1669年,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皇宫收到一个消息: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马赫梅特将派一名使者来访。这真是一个让人为难又后果严重的消息!这是为什么?土耳其那时不应该是法国对抗德国天然的同盟者吗?当然是——要不是德意志国王的军队被引到东边并被牵制在那儿,波旁人就无法悄悄占领斯特拉斯堡和莱茵河左岸——但另一方面,他们之间的同盟是不人道、不道德的。因为路易十四是由基督教皇加冕的。虽然他从未通过使者或金钱唆使匈牙利人对抗德国皇帝,但土耳其人呢?这件事不能公开进行。即使在专制主义盛行的17世纪也要忌惮世界的看法,即使路易国王也有不可逾越的道德红线。

所以,最好秘密接见使者。但是,国王的尊贵身份容不得躲躲藏藏,国王行事必须如太阳般光芒四射,让所有人看见。因此,路易十四为了这次接见,专门让人给他置办了一套镶钻的新衣裳,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闪闪发光。据当时一个知情人描述,国王这件(只穿了一次的)衣服花费了1400万里弗尔1。就连国王身边的人也都穿金戴银,耀眼夺目。国王的宝座设在一条宽敞的长廊上,长廊上还铺着绸缎;织着画的勃艮第壁毯悬在长廊一侧;一张由一整块银条切割而成的桌子摆在国王面前。

使者来了。他是一个人来的,把随从留在了门槛外。身穿一件朴素毛料衣裳的他缓缓向国王走来。对于盛大的接见场面他好像无动于衷,没有半点受宠若惊和毕恭毕敬。他走到国王面前,甚至没有向国王磕头(虽然人们原本期望看到这一幕),只是双手放在胸前向国王颔首。他保持这个动作站了一会儿后,从胸口拿出一封信,那是马赫梅特给他“西方的兄弟”写的。国王没有接过这封信,而是将眉毛向左边一个大臣站立的方向挑了挑。大臣接过信,将信打开后拿到国王面前。国王用耳语般的声音(这声音与他高挺的鹰钩鼻和打理体面的卷发形成了奇怪的对比)说道:苏丹的信看起来很长,我想稍后再读。

出自苏丹之手的东西竟然被推开了,西方好像在嘲讽东方,这让苏莱曼·阿加(Soliman Aga)觉得很过分,于是他立即进行了不卑不亢的回击。他用同样轻的声音问道:“陛下看到信尾我们尊贵的苏丹马赫梅特四世的亲笔签名时,为什么没有起立呢?”整个宫廷上上下下目瞪口呆,就连宝石的光辉都停止了闪耀。国王回答:“一国之主像自然规律一样,凡事只随自己的意志,不做别的权衡。”随后,这位土耳其人便被打发走了。

皇家马车将他和他的随从从凡尔赛带回了巴黎,他在这儿租下了一座宫殿。他穿着朴素的毛料衫面见国王,震惊了所有人。如今,他富丽堂皇的宫殿又让巴黎人看得眼花缭乱。民间传说,他的宫殿内部犹如另一个世界:波斯的人造瀑布在密室中流淌,君士坦丁堡的玫瑰香味如同被施了魔法般飘进苏莱曼的宫殿。这显然有点夸张。但当好奇的贵族终于得以踏进这座宫殿时,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景象也足够神奇了。

透亮的晨曦迎接了这群客人。踏进宫殿,映入眼帘的是由香气怡人的木材建成的房间、上了釉的瓷砖、钟乳石制的壁龛,抬头看到的是五彩斑斓的圆顶。但最让人惊讶的是房子里没有一把椅子。但这个最不方便之处很快就带来了最大的方便,所有人都兴奋极了:他们可以坐在垫子上。半躺在垫子上,身体的重心得以转移,肌肉和头部得到放松。这让人想到“休息”二字——这与整个西方所熟悉的危机四伏、尔虞我诈的社交是相反的。而他们现在参与的也是社交,只不过是东方的社交。但盘腿而坐可不轻松。宫殿的佣人给他们拿来了轻便的长袍——丝滑的晨衣,也允许他们用手肘撑着以使自己感到舒适。尽管如此,男人们起初一点儿也不情愿来,而是更愿意派自己的妻子来。这些贵族夫人们身着如云朵般轻薄的裙子在苏莱曼的魔法宫中穿梭。她们邀请苏莱曼与她们同坐在柔软的垫子上。一些深棕色皮肤的奴隶穿着上等布料的土耳其服装,一一给她们奉上锦缎绣花餐巾作为礼物,与此同时还给她们端上一种滚烫的、味道令人作呕的饮料。有几位夫人恨不得抿一小口后吐出来,但这似乎不合礼仪。在苏莱曼的宫殿里的美好停留是以喝咖啡为代价的——有失才有得。有人心想,如果往咖啡里加块糖会不会惹怒苏莱曼?一位侯爵夫人假装要用糖戏弄苏莱曼的鸟,然后趁人不备将糖放入了面前这杯味道奇苦的饮料里。苏莱曼的脸上闪过一个微笑,但他一个字也没说。第二天,他命人给所有女士的咖啡都加了糖。

这样,即使没有太阳王的关照,苏莱曼也能知道皇宫里发生的一些事,了解关于法国军备、军官、军队、手工业等的情况,也能了解到法国的同盟的情况,以及国王脑中的新格局。所有消息都来源于一群并不知道自己给苏莱曼透露了什么的人。他们只是给苏莱曼提供了线,苏莱曼用它们织成了一块完整的地毯。很快苏莱曼就知道路易国王确实完全不可靠。法国需要土耳其,只是利用土耳其对德国人的威慑力来保护其东部边界的周全。但是如果苏丹与维也纳对峙,法国国王绝不可能派一兵一卒到施瓦本的多瑙河畔增援土耳其军队。

这些消息的来源就是这些贵族太太们。咖啡改变了她们,带走了她们的羞怯,令她们说话变得轻松、自由、大胆——其实她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们更多是在打听苏莱曼的家乡有什么样的风俗习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奇特的饮料。它所含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油脂无形中改变了许多事情。

坐在她们中间的苏莱曼很乐意回答她们的问题。当他开口说话时,他原本如面前的饮料般浑浊的黑色眼睛变得炯炯有神。

他将咖啡如何被发现的故事娓娓道来:古时候有两个阿拉伯僧人,他们发现了咖啡树。直到现在人们还会向他们祷告。其中一位僧人叫夏狄利(Al Shadhili),另一位叫阿卜杜·埃德鲁斯(Abd Al Aidrus)。但是阿尔及利亚人不愿意承认虔诚的夏狄利是阿拉伯人。他们将夏狄利据为己有,因此,阿尔及利亚人为咖啡也取名“夏狄利”。

随着苏莱曼的讲述,充满童话色彩的远方仿佛就在贵族太太们的眼前。他捋着黑色的胡子,毫不忌讳地说道,其实他自己都不相信这个传说。也许夏狄利和埃德鲁斯压根不认识彼此。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埃德鲁斯对咖啡烹制所知甚少,因为他把只去掉外皮的咖啡果放入水中煮,包裹在最里面的咖啡豆却被丢弃了做肥料。人们很久以后才试验出唯一正确的烹制方法。所以,有些地区用小豆蔻、姜和丁香料烹制“果皮咖啡”,但这是错误甚至罪恶的。就像世上只有一种《古兰经》一样,世上也只有一种咖啡。

他的话听起来毋庸置疑。伴随着紫色的泡沫在金属锅里翻滚的声音,苏莱曼继续讲述咖啡的神奇故事。他说他曾见过咖啡种植园,在阿拉伯的西南部,被阳光和云雾围绕。为防蝗虫,人们将珍贵的咖啡树隐藏在柽柳和高大的角豆树之间。一些阿拉伯老人对咖啡如此热爱,甚至将磨碎的咖啡粉抹在黄油上吃。认为这种习惯很可爱的人肯定相信,咖啡令人虔诚、坚强和有教养。一位虔诚的导师艾哈迈德·本·加达卜(Achmed Ben Djadab)留下一句话:“谁去世时身体里有咖瓦,谁就不必忍受地狱之火。”因为咖啡使人行善,令人虔诚。阿拉伯语的“咖为(Kawih)”一词意为“力量”,喝了咖为之后,穆斯林在死前还能被送入天堂。

他就这样跟侯爵夫人们聊着天。当回忆也门的湿热地区时,他完全忘记了他现在身处的西方世界的贸易,忘记了政治,忘记了巴黎。他浑身上下散发着穆斯林的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气质:一个神秘主义泛神论者的平静。15年后,土耳其人在维也纳战败,路易十四没有跨过莱茵河前来相救。土耳其人被打回老家2,但咖啡——“伊斯兰的‘酒’”,却征服了葡萄酒和巴黎。

对咖啡的敌意

真的“征服”了吗?不,咖啡的价格当时太高昂,所以无法真正扩大影响力。只有在马赛才买得到咖啡。每磅咖啡的价格为80法郎。从马赛买咖啡的人要么是富人中的富人,要么就是爱慕虚荣之人。他们有理由为来自土耳其的舶来品支付如此高昂的代价。

喜剧作家莫里哀(Moliére)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反对爱慕虚荣之人。1670年,他创作了一部有关礼仪的喜剧著作《贵人迷》(Bourgeois-Gentilhomme)。创作时,他必须使用温和的语言,只因为这是为宫廷写的。在《贵人迷》中,对咖啡的抨击是本书最大的笑点。苏莱曼作为使者在巴黎待了整整一年,巴黎人对东方的好奇心四处泛滥。于是,莫里哀在作品中让一圈爱恶作剧的土耳其人围着一个小市民跳舞,他们想让他这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普通小民做土耳其的王子。

一些法国人可能从书中知道,“东方的时装”虽然很贵重,但很可笑,至少不可以戴着头巾、穿着睡衣在家里走来走去。

咖啡在对法国巴洛克式的服装风格有所不满的人那儿声名狼藉,推崇咖啡的人被认为是可笑的。一位内心正直的夫人觉得自己有必要反对咖啡。她不是个说教者,只是一个拥有一颗理智、柔软的心的母亲。她就是塞维尼夫人(de Sévigné)。

她写给远在普罗旺斯的女儿——里尼昂伯爵夫人的信件使用的是最温柔的语言。她擅长细节描写,这是此前的男性作家所著的法国文学作品所不具备的特征。1676年5月,她在一封信中祝贺她的女儿戒掉了咖啡。她写道:“梅利(de Méri)小姐也将咖啡扫地出门了。在经历了两次这样的争议后,咖啡可能在哪儿都不会受欢迎了。”此外,她还写道,她深信一切令人身体发热、心跳不舒服地加快的饮品都能加快血液循环。淋巴本身的状态与肠的温度关系非常紧密。内部清洁、温泉水,尤其是水果餐比咖啡的效果好。

这当然是经验之谈。塞维尼夫人对咖啡的敌意不同于对潮流服装的敌意,她有这样的敌意是因为她是一个忧心忡忡的母亲。她写给女儿的话是一位母亲写给女儿的最动听的话:“我的宝贝,你想象一下,我现在双膝下跪,感受着你的感受,泪流满面地恳求你,不要再像上次那样给我写这么长的信。如果你一定要让我觉得我是让你虚弱和劳累的元凶,那么孩子,你就把我当作谋杀你的帮凶来审判吧!”里尼昂夫人那时已不再是小孩了,但她的体弱多病一直令她的母亲担忧。所以,1679年11月8日,星期三,塞维尼夫人在信中写道:“我见了杜彻纳(Duchêne)医生,他由衷地喜爱你。我觉得他比其他医生都认真。他很惊讶,你的身体居然瘦弱到了如此地步。他希望你改喝牛奶为吃燕麦糊和喝鸡汤。因为如果你不让自己的血液变得健康起来,后果将非常糟糕。杜彻纳医生也认为,咖啡让血液流动过快,且让血液的温度升高。他说咖啡只对患有黏膜炎和乳房病的人有益,身体瘦弱如你的人绝不能喝。我的女儿,你要知道,咖啡表面上给你的身体带来的所有力量不过是一种假象。这股力量来自血液循环的加快。而恰恰相反,你的血液循环应该温和一点。我的女儿,你要记得,杜彻纳医生是出于深厚的友谊才为了你向我说了这么些话……”

咖啡仍然还作药用。至于效果,只能说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医生也无法给出更恰当的解释。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诗人拉辛(Racine)将像咖啡一样陨落。”但这句警告毫无分量。要是他陨落了就好了!伏尔泰(Voltaire)曾指责塞维尼夫人将那句预测写进了信中。但在塞维尼夫人写给女儿的信件中却找不到这句话。看来是伏尔泰弄错了。

塞维尼夫人喜欢戏剧家高乃依(Corneille),所以站在老一辈诗人的阵营中反对年轻的拉辛。她内心柔软,却偏偏喜欢高乃依作品中的顽强不屈和古典主义的强硬。拉辛——这个在苏莱曼来到巴黎三年后便被咖啡俘虏的年轻人让她感到生气。他的创作不选取适合戏剧的古典素材,而是选取来自东方的接近当代的素材:巴雅泽和他的哥哥穆拉德四世(Murad IV)的故事,一个甚至还在进行时的来自奥斯曼帝国皇室的悲剧。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新闻意义的即时素材。为了补救素材的大胆,拉辛用特别激昂的手法对素材进行了处理,但补救失败。这部“土耳其戏剧”于1672年1月5日首演。3月16日,塞维尼夫人在给女儿的信中毫无保留地描写了自己对这部剧的反感,她说剧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美好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不像高乃依写的台词让人战栗”。相反地,主人公冷酷至极,结局令人猝不及防,屠杀莫名其妙。“我们看不到土耳其人的礼仪;他们结婚不用大费周章……”全篇没有提到咖啡。但可能写了这句:“拉辛的作品不会流传很久。我们拭目以待,看我的判断是不是错的。我们的朋友高乃依万岁!”

没有“咖啡”二字!伏尔泰怎么会在80年后指责塞维尼曾说过咖啡和拉辛会以一样的速度消失呢?可以肯定的是,塞维尼夫人对拉辛的好感和对咖啡的好感一样少。但也许伏尔泰的脑子里有一个文字游戏:“高乃依”代表乌鸦,“拉辛”代表根。按照塞维尼的风格,她完全有可能希望乌鸦能把根拔起,顺便把咖啡树也连根拔起。

咖啡馆的起源

在上流社会为了喝或不喝咖啡争执不下的苏莱曼·阿加时代,普通市民压根儿就喝不上咖啡。只有如同宫廷一样与外界隔绝的贵族家庭中才有咖啡。巴黎真正的上流阶层是不会去公开场合的。

将这些身份低微的看客变成咖啡消费者的是另一个男人。他与苏莱曼·阿加没有任何相似性,以至于令人不敢相信他也是个东方人。这位“平民版苏莱曼·阿加”名叫阿尔迈尼尔·帕斯卡尔(Armenier Pascal),他于1672年在圣日耳曼的市场广场上开了第一家咖啡馆。它算不上一间真正的咖啡馆,更像一个仿造品,建在一块用于举办博览会的场地上。

那时的广场上每年九月都会举办一场盛大的工商娱三界博览会。博览会集中在九条巷子中进行,有140个摊位展出产品。不仅巴黎人在此汇聚一堂,就连小地方的市民也都蜂拥而至。有博览会的时候就一定会有移动的游乐园。在游乐园里,你可以看到矮人和巨人,单峰驼和双峰驼。这里有跨越地域的狂欢、法国人的勤奋、游乐园的欢声笑语和热火朝天的展厅。在这场盛会的中心地带,阿尔迈尼尔·帕斯卡尔搭建了他的咖啡馆,用法语取名为“考法之家”(maison de Caova)。这间用木材和纸板建成的屋子立在那儿,仿佛在问法国人:“要进来吗?”这间咖啡馆忠诚地仿造了帕斯卡尔亲眼所见的君士坦丁堡的咖啡馆,其浓浓的土耳其风吸引了一群又一群的市民。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居然也付得起咖啡的钱!一杯咖啡只卖三苏3。因为拥有经济头脑的帕斯卡尔认识到,只有把咖啡卖得像葡萄酒一样便宜,才能促进咖啡的消费。为了降低成本,聪明的帕斯卡尔跳过中间商,自己直接从黎凡特地区采购原料。

但帕斯卡尔也错了。他所以为的法国人对咖啡的真正兴趣不过是展会期间的好奇心而已。当他把咖啡馆搬到巴黎市区的“学校码头”4后,他破产了。那些作为游客愿意花费三苏的人在巴黎却对咖啡嗤之以鼻。雪上加霜的是,库存的咖啡原料在缩水。此外,因为追求低价,帕斯卡尔不得不降低咖啡饮料的质量——他在咖啡中掺入了茱萸和橡果。也许是良心不安,这对于他这个知情人而言很艰难。最后,他放弃生意,悄悄搬去了伦敦。

然而,不到五年之后,另一个“阿尔迈尼尔”不顾帕斯卡尔失败的教训,在巴黎做起了同样的生意。他在巴黎的菲卢路上开了一家小小的土耳其咖啡馆。为了提高咖啡的销量,他还兼售烟草。他的名字叫马利班。后来,他曾经的帮手、信奉基督教的波斯人格雷高尔接手了他的生意,马利班自己则搬去了荷兰。

格雷高尔记得,在他的家乡,咖啡与文学密不可分。难道巴黎不是?咖啡豆中一定有某种精神是与艺术家的思想相关的。不如将整间咖啡馆搬去法兰西喜剧院附近?这家剧院可是广袤世界真正的中心,孕育修养和礼仪的地方,比太阳王那与世隔绝的凡尔赛宫可强多了。人们在这里谈论剧本、演员、评论,这里有各种八卦和自我吹嘘,总而言之,这里需要一个“休息室”。于是,格雷高尔连人带店搬到了法兰西喜剧院旁边。人们在戏剧表演期间或表演结束后会到这里聊天。虽然他的“休息室”与剧院没关系,却成了剧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至于当剧院迁往别处时,格雷高尔也带着他的咖啡馆跟着搬迁。据1689年的记载,这是这里首次出现剧院咖啡馆。

格雷高尔没有破产一事激励了一些人。他从马利班那儿接手的那家老店铺在他搬去剧院旁时,转让给了一个名叫马卡尔(Makar)的老乡。马卡尔这个名字意为“有福的”。但这位马卡尔却没给咖啡带来什么福气,最终他因为过于思念家乡而永远离开了巴黎和法国。他不像他的老乡——八面玲珑的格雷高尔那般有智慧。格雷高尔打入了文学大家的圈子,就像他也是其中一份子一样。他一边卖咖啡,一边与布瓦洛的学生讨论戏剧结构中的“地点一致”原则,谈论拉辛和高乃依。而远离剧院的马卡尔没有这样的顾客群。后来一个被人称作“纨绔子弟”的佛兰德人接手了他的店铺。

直到1700年,都没有太多巴黎人以煮咖啡或卖咖啡为生。这一行依然没有本地化。咖啡与文学的亲密、与“老学究”们的友谊还不足以让咖啡馆变成土生土长、真正属于法国的东西。这个国家必须首先成为一个文学大国(这一天已经不远了),然后咖啡才能成为法国人的主要饮品。

1690年,一个瘸腿的矮个子男人来到巴黎。他毫无疑问是个希腊人,来自当时受土耳其人管辖的克里特岛,因为大家都叫他“克里特人”。他太穷了,所以没有钱开咖啡馆,最后却逆袭成功。开不起咖啡馆的他经营起了一种新的买卖——挨户兜售热咖啡。他快步穿过大街小巷,挨家挨户售卖咖啡。他腰间系着的洁白餐布让人看着很有好感,因为他的手毕竟是棕色的。他拎着一个小灶,灶上放着一个咖啡壶,挨家挨户地敲门。他还用希腊语唱着一首歌,大意为:

哦,饮料,我爱的饮料!

统治吧!唯一的霸主!

将酒徒争取过来吧!

你比葡萄酒更让人快乐!

只需两苏,他会给你倒满递过来的三个杯子。然后继续快步一瘸一拐地给其他人送去快乐。就这样,这种黑色饮料带着油味的香气飘进了家家户户。

也有人模仿“克里特人”,比如黎凡特人约瑟夫。尽管如此,这种像早上卖面包一样送货上门的模式很快又过时了。人们已经意识到,咖啡的下一个未来不在被四面墙阻隔的居民的家中,而是在开阔的公众场合。

因为1700年前后,人们对“公众”有了新的理解,对演讲和批评的兴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巴黎人终于显现了日耳曼—法兰克的特质。他们开始像其他罗马人——比如米兰人、那不勒斯人和马赛人一样,喜欢走上大街和广场,而且不仅仅在庆祝年度市场节期间。巴黎人发现“公众”是“日需品”,而咖啡可以帮助人们打破心墙。大街上的演讲虽然还远远不足以对国家或经商产生影响,却能鼓舞人心。一个新的世纪就要来了。在这个世纪末,人们发现了“公民自由”这片新大陆。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巴黎第一家真正现代化的咖啡馆于1702年应运而生。这家“普寇咖啡馆(Café Procope)”由来自巴勒莫的一个小个子贵族、意大利人普罗可皮尤·迪·可泰利(Procopio di Coltelli)创办。他像所有来自海滨城市的人一样,早于巴黎人或维也纳人很久就认识了咖啡。命运的打击让他变得穷困潦倒,22岁的他开始在巴黎给阿尔迈尼尔·帕斯卡尔的咖啡馆做服务员。三年后,他与巴黎人玛格丽特·克鲁安结婚,并照那时的惯例跟他伟大的妻子生了八个孩子。1679年,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之后他娶了一位贵族小姐,又与她生下四个孩子。

在为法国的人口做了如此大的贡献(并以此战胜了马赛人对他的一切中伤)以后,他抹去了自己外地人的出身,并放弃可泰利这个名字,为自己改了个法语名叫库托(Couteau)。

不久之后,他还在名字前加上了“咖啡大师”几个字,并于1702年买下了法兰西喜剧院对面的那间大咖啡馆。

事实上,18世纪所有的咖啡馆都是以这家“普寇咖啡馆”为雏形的。库托成功的基础在于他摒弃了夸张的土耳其装修。他的座右铭是“巴黎属于巴黎人”。无需客人们以感觉和地域差异等借口绕着弯子向他建议,他自觉他给客人们营造了一个舒适的环境:他在咖啡馆里布置了镜子、水晶灯和大理石餐桌。尤其是他除了卖咖啡外还供应巧克力、利口酒、鸡蛋、蛋糕、冷饮和甜食,为咖啡保驾护航。他创办的咖啡馆已经接近我们今天的甜品店,但这种模式的咖啡馆很快又被淘汰了。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咖啡馆是第一家纯正的欧洲咖啡馆,是整个法国的咖啡馆的发源地——阿贝·加利亚尼(Abbé Galiani)在《欧洲的咖啡馆》(Le Cafe de l’Europa)中证明了这点。

1.里弗尔,Livre,法国的古代货币单位名称之一。又译作“锂”“法镑”,1里弗尔合20苏。——译者注

2.德国历史学家兰克(Ranke)认为,路易十四之所以没有对土耳其人施以援手,原因在于国王希望土耳其人能够突进到莱茵河畔,突破斯特拉斯堡,然后他再率军进攻土耳其军队,成为德国的救主,并戴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

3.苏是法国以前用的一种低价值的硬币。——译者注

4.巴黎过去的一个老码头,法语名为“Quai de L’école”,该码头现已不存在。——译者注

 

来源:《全球上瘾:咖啡如何搅动人类历史》
作者:海因里希⋅爱德华⋅雅各布
翻译:陈琴、俞珊珊
版权:本文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授权kaweh.net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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