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学者宣称:“所谓文明，可以说是刺激的连续性增长。” 而被称呼为文明人的人们，为了增加刺激感，无论是在精神层面，或是身体方面都逐渐地走向病态。因此，作为已经异常的人们脱离病态的方法，正是追求其他方面的刺激。……(中略)。 刺激不会消失。……(中略)。从(原本的)刺激往(更新更强烈的) 刺激持续前进之文明人的态度，其实与吗啡瘾者没有差别。亦即，文明人就是中毒之人。正是中了所谓刺激之毒。
上述引文出于日本大坂每日新闻社记者村鸠归之所言，其于1931年出版《カフェー考现学》 著作中，开宗明义地勾勒出近代人享乐与慰安的时代背景。在工业革命后，机械得以替代人力、工厂大量生产、都市的形成与都市化、人口移动、市场需求、标准时间出现等种种元素，相互作用并涵纳于资本主义社会之环境下，近代人们生活于大都市中，于专业分工体系下每日辛勤地从事机械性之劳动，不仅耗费体力，精神上的紧绷与麻痺，对工作者的心灵状态更是一大磨损。如同齐美尔(Simmel, Georg)对大都会心灵状态的分析：在货币经济所形塑的纯客观等价兑换的生活中，尽管社会分工使得都市人民必须互相依赖，但其依赖的链结却不如以往那般含有情感成份的存在，而是以货币的中性角色作为人际交往间的脉络联系;当货币挖空事物的本质与特性，人们凭借货币便可维持交易网络，进而产生对人际互动的矜持、对事物差异性的冷漠，以及面对刺激时启动理性作为防卫机制而形成的傲慢，将逐渐导致大都市居民彼此之间的疏离与回避。简言之，都市生活的刺激每日每刻接踵而至，人们以理智作为对应，看似平和地、镇静地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而自在的生活着，事实上却正是反映着其自身无能为力地自我调适，迫使自我与他人建立藩篱，独自承受心灵之空虚。 而以村鸠归之的见解，单单是纯粹的休息与睡眠，并无法填补近代人们于心灵层面上的无力与焦虑，反而需要以更强烈、更新奇少见的刺激，抚慰日间因机械劳动而疲累麻痺之身心，使感官、神经苏醒、回复至最佳状态。
都市中以感官刺激触动近代人神经的现象，如同村鸠归之所言，可谓于近代生活中创造出一个令人成瘾的环境，刺激必须不断的推陈出新并且加重剂量，人们沉浸于近乎病态的感官享乐与精神快感之中，借以忘却日间的劳苦与疲惫。1920 至 1930 年代， 正值日本大正与昭和文化的转换时期。自明治时代上层阶级“文明开化”的洋化运动， 逐步迈向大正·昭和时期着眼于“生活文化” 的都市摩登，于生活改良及精神思维层面皆出现重大转变，而具备大众化、多样化、机 能化、多变性的特征，同时亦关注到女性及性爱议题。1930年代的流行语“情色·怪 诞·无意义(エロ·グロ·ナンセンス)”正可以作为此一时代风潮的写照，甚至被视为摩登时相之巅峰。如南博于《昭和文化(1925-1945)》一书中所示，情色、怪诞、无意义三个要素在昭和初期社会中呈现相互交织的关系，其中对于“情色(エロ)”的解释，南博认为其中包含煽情的、性感的以及色情的意涵存在。整体视之，1930年代关乎情色、性爱、鸡毛蒜皮之事、新奇怪诞之内容等，人们不再如同以往抱持回避、鄙视之态度，反之将其视为生活中娱乐之刺激，更成为商业经营、广告宣传的手段之一。
先不论村鸠归之所描述近代文明与其所谓刺激、病态与成瘾之间关联的必然性是否正确，笔者在此将借村鸠氏所言，詴以讨论日治时期台湾珈琲店如何塑造一个异于日常生活的空间，于都市中以“摩登”之姿登场。
当提及某项事物之历史，不免使人兴起探求其源头的欲望。关于台湾第一家珈琲店的说法，由于早期对于珈琲店的定义未明而众说纷纭。若是以最先于店名中出现“珈琲店(カフェー)”为对象而向前追溯，目前文献上可得知为 1912 年 12 月 1 日于台北新公园内开幕的カフェー·ライオン(珈琲店 ·狮子)，经理人为当时以开采苏澳地区大理石为业的知名商人，同时也是台北消防队副队长的篠冢初太郎。其契机为台北厅方面更鉴于台北新公园之建设宣传，希望以茶店形式提供休憩之处。カフェー·ライオン开幕当日以 园游会的形式招待数百名官民绅士参加仪式，于上午10 点以发放烟火作为正式开幕的讯号，并请来台北检番内百余名的艺妓前来帮忙招待，由于适逢星期日，引起不少好奇民众围观。珈琲店在官方的弛持与鼓励下于台湾初次登场，大获各机关部门职员的好评，常有局长、部长级等名声显赫之人前往消费；各文艺团体也在店内举办定期聚会。两年后更鉴于客源增长，与店内空间狭窄之感，进行增建工程，将原本平房建筑增为两层，并设置可容纳一百八十余人的宴会客室，以符合团体会议需求。然而，作为官方认可的珈琲店，必须发挥何种功能?其与1930年代珈琲店成为情色贩卖之死角、性病蔓延之温床，进而被关注、成为取缔对象的现象之间，是否出现断裂?抑或是存在着他种因素介入之延续与转变?
参考 1931 年カフェー·ライオン之内部照片，左侧吧台及后方棚架上排列着酒瓶，吧台内是负责饮料调制的男性职员，女性服务生穿着和服，梳拢日式发髻，并于和服外兜罩象征服务性质之白色围裙，负责客席间 的招待。事实上，カフェー·ライオン虽以珈琲店为名，却非仅以“珈琲” 为主要消费项目，自其吧台及右侧餐桌上酒瓶的摆置即可窥见；甚至曾有民众于报纸上提及，该店虽然提供各种高级洋酒，但其珈琲、红茶、面包及奶油的口感却是差强人意。尽管如此，由官方鼓励下开业的カフェー·ラ イオン亮旧是政府机关人员日常用餐、各团体如以台ベコ会、早大校友会、 台北美音会、台湾写真会等组织进行聚会、开办演讲及展览之场所，顾客多为日方官员、文士、艺术家等。女给则是由店家提供固定薪资，负责饮食递送之服务。以日式和服与传统发髻的装扮，展现其娴静高贵的日本传统女性特质，外着西式白色围裙则是显示其服务的身分。在早期诉求艺术交流、 社交、展示与观赏讨论的空间中，聘用女给提供饮食服务的做法，也是珈琲店得以展现其高尚风格的元素之一。1932年该店转由原经理人篠冢氏直营，在调查其他大型珈琲店的经营型态后，进行大规模的改装，希望以灯光明暗和室内的装饰摆设，塑造恍如身处深山幽谷的清凉之感;并大规模增聘美丽女给至 40 名，提供一客 40 钱的午餐优惠，借以吸引顾客的目光。其中经营权转变的契机虽不得而知，然而借由上述资料却可以清楚发现，至少在 1932 年以前，カフェー·ライオン并非由篠冢氏直接经营;此外，该店确实发挥了提供日人中上层阶级人士进行聚会、娱乐与社交的功能，加之前述的开幕动机与出入该店之顾客的身分阶层，不难推测官方力量之介入与推进的可能性。如此一来，篠冢氏全权接手经营后对各珈琲店的调查与店内改装的行为，便不难理解其动机是为了迎接随之而来的却业竞争所进行的准备工作。
在讨论カフェー·ライオン脱离官方保护，加入民间珈琲店战线的背景前，笔者认为更必要先简要说明日本与台湾珈琲店历史的承继关系，才能进一步说明台湾珈琲店的经营型态与竞争面相。
事实上，カフェー·ライオン作为台湾第一家由官方弛持的珈琲店，其经营手法原本就是仿照日本内地的模式进行复制。除了在外观上如建筑、布置等置入西方的元素外，提供洋酒、女给服务，也是日本珈琲店原更的经营方式，甚至连名称也完全采用日本内地颇负盛名的カフェー·ライオン作为店名。然而于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后，日本的珈琲店业界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其变迁更是台湾珈琲店所承继的重要部分。
关东震灾前的日本珈琲店可简要地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东京地区的珈琲店，集中于银座地区，讲究高贵格调，顾客多为中上阶层；一是大坂地区的珈琲店，顾客多为中产阶级甚至是劳工、一般有薪阶级，消费低廉，讲求薄利多销。然而如此泾渭分明的界线却于关东震灾后出现明显的变化。曾有学者表示地震过后重建的东京银座，不再单纯只是提供上流社会阶层消费的场所，而是转为大众化的经营方向，在珈琲店方面，除了大坂资本进入东京造成经营模式的冲击外，由民间经营的小型珈琲店也随之增多。然而笔者认为，若是单纯以地震后的重建，作为珈琲店朝向大众化经营发展的原因解释，未免过于简略。
实际上，自大正时期以降，日本社会已经逐渐出现大众化的思维与走向，社会阶级不再只是家世传承的阶层分明且不可动摇，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使得阶级间的流动成为可能；分工精细的社会体制下，得以利用货币交易获得生活所需；近代时间的引进，配合工业化下的劳动，工作与休息时间出现明显切割，休闲娱乐也进一步地在都会生活中占更重要角色等种种因素复杂交织之下，如此外在的社会环境变迁搭配人民内在的近代思维逐渐成型，进而形成当时所谓的大众文化。是故，笔者认为关东大地震的破坏与日后的重建，并不是东京银座地区的珈琲店经营走向大众化的唯一条件。毋宁是随着上述日本所面临整体社会环境的变迁，加上地震后计划重建的契机，以及大坂珈琲店进军东京的威胁，1920至1930年代日本的珈琲店便逐渐从知识青年与艺术家们聚集的场所，转变为朝向开放一般大众得以进入消费的空间。 自 1911 年开业不久后便跻身“东京名物”之列而被知悉的カフェー·ライオ ン(东京)，面对由大坂席卷而来的情色气息与大众化走向的却业竞争，于 1931年 8 月正式歇业，《読売新闻》对此评论:“其废业象征着作为当时文人骚客的具乐部兼沙龙而繁华的一头老去的狮子，在情色时代的大潮下溺死。” 而相对于以文人骚客为招待对象的早期高级珈琲店，强调劳工、有薪阶级也有能力消费的大众化珈琲店，于日本繁华的都市中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头来 。
华丽的西洋式建筑，搭配店内爵士乐音的流转，踏入珈琲店的第一步，仿佛进入不却于日常生活的异世界空间；吧台及棚架上琳琅满目的洋酒瓶，菜单上的西式料理名称等，在“西方”几乎与“进步”一词画上等号的时代，任何被冠上“西方”头衔之事物皆成为注目与讨论的焦点。然而，当普罗大众拥有衣食饱足之外的剩余金钱与休闲时间得以进行消费行为时，商业的贩卖对象也随之扩大，如何将珈琲店塑造为一个能够吸引一般民众进入的空间，成为经营者新的考量与挑战。换言之，搭乘着“大众化”的列车，珈琲店的消费阶层得以拓展，同时也扭转了早期珈琲店所赋予顾客身分地位象征的符码。
日本的大众化风潮，并未仅仅停留于内地，即便是在种族、身分、阶级必须明显区分的殖民地台湾境内，借由珈琲店的经营与盛行，也能够多少看出其大众化的现象，当然，其中也隐含消费上的种族隔离或混融的元素。1930年1月日本《読売新闻》指出当前珈琲店泛滥的景况:“现今正是珈琲店全盛的时期。不仅是银座周边的地区，就连市内繁华的街道上都可以看见(珈琲店的踪迹)。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间间相连，正是灯红酒绿的泛滥状况。” 如此珈琲店盛行的状况不仅出现于日本，不少在台日人也跟随着这般风潮，在台湾投资开设或改装珈琲店。其中，于 1920 年代晚期开设的大型珈琲店，店主多是原籍关西地区的资本家，强调消费简易、情欲享乐的大坂经营模式，也自然地移植至台湾都市空间，进一步带动社会上情欲享乐消费的变化。
根据1932年出版的《カフェー时代》一书所罗列的珈琲店数量及女给名册，不难推知1930年代初期，珈琲店已于台湾都市地区取得发展空间。不少知名料理店、饮食店顺应风潮投资珈琲店的经营，甚至直接改设为珈琲店。1930年于台湾发行的《台湾实业界》中刊载着台中地区的珈琲店报导:
有台湾京都之称的台中的珈琲店并不逊于东京。客似云来。而且确实也有客人说游廓里的吾妻楼珈琲店堪称全岛第一。电线杆看板上也写着“民众的欢乐乡”，(中略)。スミレ(紫罗兰) 珈琲店、青年阁、群英阁这些店家也成为珈琲店。
报导中的青年阁、置英阁便是由饮食店改设为珈琲店之实例；另，1933年台北新公园旁的平和食堂也将内部改装成为珈琲店。此外，1930年代著名的大珈琲店如モンパリー、トモエ(巴)以及美人座珈琲店，背后则分别是由当 时著名的料理业者新喜乐、竹の家，以及瓢亭所投资经营。从这些记录中皆能看出料理店、饮食店经营者跨足珈琲店界的情形。为何饮食业者会想要加入投资或是进行改装?笔者认为其最主要的因素在于，珈琲店除需具备酒类及女给的元素外，搭配酒类的料理小菜也是不可或缺的消费项目，以便达到食色共享的指标。因此，料理店或饮食店只需要改变店内装潢与菜单，并招募年轻貌美的女给，便能转型为时兴的珈琲店，吸引更多客人上门；或是另外投资开设珈琲店，提供该店料理饮食增加收入，同时也能兼顾本店的经营。
在新兴都市的场合，也多更将住居家屋改建为珈琲店的例子。如嘉义市内的珈琲店大多是由日式家屋改造，地方警察机关甚至曾因此召集业者与女 给们齐聚一堂，说明家屋改造与女给接客方面的规定。其中提及，由于珈琲店是以“西洋式空间”为经营重点，因此无法以日式家屋的原貌进行营业， 更施行改建的必要。那么，所谓珈琲店的“西洋式空间”，究竟是透过哪些方式、希望呈现何种意象，作为珈琲店业种的特色与招睐顾客的条件?另一 方面，从中又能看出当时前往消费的顾客心中，对于珈琲店空间更着何种构图与向往?
首先，珈琲店的分布状况，以台湾全岛空间而言，主要集中于台北、基隆、台中、嘉义、台南及高雄等都市，新兴开发的东部地区亦出现珈琲店的踪迹，如花莲港街上的カフェー·タイガー;台东街宝町的カフヱー·マ ネキ等。以都市内部的空间位置观之，则大多集中于繁华的主要街道、车 站、公园河岸、游廓内外或是港口周边：如台中カフェー·トモエ位于柳 川旁、清风亭位于台中公园旁、台中初音町游廓附近则更知名的カフェ ー·パリスター、高雄西子湾海水浴场附近更カフェー·ライオン。基隆港、台中梧栖港、高雄港、花莲港口附近，与兴盛的花柳业一却，业者锁定 水手、船员及商人于该处聚集的商机，开设提供饮食享乐、情色消费的珈琲店。此外，九份、金瓜石矿区、嘉义伐木业等工人聚集之处，亦是珈琲店业 者间相互竞争的场所。以1936年资料为例，台北珈琲店的街町位置，相较于其他都市，呈现分散的状况：于表町、西门町、太平町、 荣町、永乐町、大和町、末广町、筑地町及新起町等皆更大型珈琲店的踪迹; 基隆方面主要在日新町、义重町及旭町;嘉义地区则是集中于荣町及西门町。 聚集于港口、矿区周边等地的珈琲店，多半是以劳工为主要客源，讲求薄利多销。该地区的珈琲店外观或设备虽无法与台北大型珈琲店匹敌，却十分讲究女给服务的亲切与随和。相较之下，位于都市繁华街道上的大型珈琲店，客层涵纳知识分子、有薪阶级、中上阶层等人士，消费能力较高，相对地对于建筑设备的新颖与华丽亦更较高的要求。业者不仅需要大笔资本购买或承租土地，更需要以绚烂灿丽的霓虹灯饰、新颖摩登的建筑风格，争取顾客青睐，或是树立该店独特的风格、标帜，才能脱颖而出，于竞争激烈的都市不夜城中获取生存的空间。
那么，在广泛的观看过珈琲店于地理位置上的分布后，进一步细观珈琲店本身空间的设计，大致可以整理出下列特色。
1、掺有西洋元素的外观建筑。如以磁砖装饰的外壁、上下拉动或是向外推开的窗户、拱窗、文艺复兴时期的柱饰、阳台栏杆的设置、屋顶的西洋瓦片等。其中又以窗户的装饰与设计最为精致多元，也最能展示建筑物的特色与精巧。目前为日本建筑学会会员，并曾针对日本昭和初期的珈琲店建筑进行研究的大冢笃与初田亨，于研究成果中指出，当时西欧建筑设计的潮流，主要是以几何图形作为装饰的主题，并使用色彩构筑建筑物正面的平面切割，印刷活字的发达以及如绘画似的雕刻图样，皆被运用于珈琲店内外的构图中。 如此建筑设计的西洋风格，却样地被复制于台湾珈琲店的建筑装设中。
亦有学者研究指出，台北街道的规划是以东京银座炼瓦街的欧风街道作为蓝图，因此，位于荣町、表町等大型珈琲店的西式建筑并非独树一帜。但如此西洋式建筑所呈现出的摩登意象，与搭乘近代列车一却前来的珈琲店意象不谋而合，因而成为珈琲店外观的必要条件。在新兴城市下的珈琲店，尽管碍于资金限制而无法建造如台北大型珈琲店一般豪华的楼房式建筑，也想尽办法在建筑物的外观上以断片撷取的方式展露西式风格。
2、店名常以英文单字为命名依据，招牌上的书写也常以片假名为主，部分店家甚至于招牌上加注英文字母，以突显来自西方新颖、摩登的气息。 如エデン(EDEN)、ゴー·ストップ(GO.STOP) 、ライオン(LION)、 タイガー(TIGER)、キング(KING)、ユニオン(UNION)、ラツキー(LUCKY)、 モダン(MODERN)、ムーンスター(MOON.STAR)等。除此之外，无论台湾或日本内地的珈琲店，出现以动物、植物名称命名的风潮，希望借由店名传达活泼清新的气息，如ボタン、クロネコ、ヒノキ、スズラン等。 另，复制日本内地已声名大噪的珈琲店名称的例子也不少见，如美人座、 日活等，皆是内地经营更成的大型珈琲店。
3、显眼的店名招牌与霓虹灯。虽然部分珈琲店自中午便开始营业，但主要的经营时间依旧是以夜晚为主，直至凌晨一点钟。因此，如何在夜晚的街道上吸引人们的目光，各家珈琲店无不以炫丽多彩的霓虹灯照明作为首要宣传。此外，标示着店名的招牌也经过精心设计，更别于正统死板的四方形状，流线型的轮廓设计更显得新潮。或如カフェー·ト モエ，店名招牌是采珈琲杯的设计，两旁绘更精致的人型图案，搭配宽敞的大门以及以及白色外观，呈现明朗清爽的气息。
4、南国气息的造景布置。相较于日本，台湾炙热闷湿的气候最为日本人所困扰，对于热带地方的投射与想像也同时成为台湾风情的代表。不少珈琲店会在店门前摆设盆栽，占地广阔的大型珈琲店甚至会更庭园假山水的布置。 其中最常见的即为日本人眼中象征着南国风情的椰子树或棕榄叶，以及台湾原有的竹林围篱。绿色植物景观的布置，不仅能够做到美化的效果；微风吹抚，枝影摇曳的景象，亦能或多或少地在视觉及心理上降低闷热的难耐。此外，因应炙热的气候，珈琲店甚至设置喷水池、喷泉或是冰柱的造景，在视觉上营造出清凉爽快之感。
5、店内昏暗迷离的照明。1934年曾有人于《台湾实业界》上介绍台南市内十二家珈琲店，各家女给均提供极度良好的服务，但依然是灯光最昏暗 的店家最受欢迎。且也有店主坚持，若是室内光线过于明亮，顾客便不会上门。此外，根据 1940年台南州“特殊接客业营业取缔规则”中针对珈琲店的要求，分别有“客室须通风且有充分采光”以及“客室的照明须于四平方公尺有十烛光以上且须为白色(灯光)”的记录，可见店内昏暗的照明实为统治者所不乐见之状况。昏暗的空间得以模糊周围视线，降低被窥视的可能性，达到精神放松之目的。另一方面，正由于从被窥视的戒备状态中获得解放，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得以在此空间中取得逾越的缝隙，所有与女给的肢体接触、言谈、醉态、丑陋的性格，如同梦境一般被遗留于昏暗的珈琲店中，在踏出珈琲店回到明亮的世界后，生活便若无其事地继续遵循道德规范而运转。光线对于空间塑造的影响程度，可见一斑。
6、吧台的设计与酒瓶的摆设。吧台内负责饮料调制的几乎为男性，当时称为バーテンダー(bartender)，意同于现今所称呼之“酒保”。身穿白色衬衫，并搭配领结，站立于吧台内为顾客服务。吧台能够将珈琲店空间作出巧妙的区隔，亦即内部的专业空间与外部的服务空间，同时呈现于顾客面前。吧台所圈围的处所，呈现半透明式的设计，能够清楚看见后方摆置酒类之棚架，以及店内服务人员的工作样貌。换言之，吧台的空间设计，使得顾客借由视觉的可见性进而获得消费的安心感，尽管店内灯光昏暗让视觉的准确性受到限制，然而店家以吧台空间作为提供可见性的设计，亦不失为商卖的心理战术。
7、留声机与爵士乐。节奏轻快的爵士乐声悠悠流转于珈琲店内外，吸引着路过的人们，同时也是店内不可或缺的听觉刺激。爵士乐源自于非洲原始住民对丰作与狩猎的祝祷，而后其音律流行于美国音乐界，以班卓琴 (banjo)、萨克斯风(saxophone)、伸缩喇叭(trombone)、钢琴、鼓等为主要乐器，与欧美传统古典音乐相比，带更缺乏协调的违和感，但其充满狂热、强烈表达情绪起伒的旋律却风行于劳动阶级。1932年《台湾警察时报》上曾出现爵士乐与社会心理的关联论述，说明爵士乐象征着大众于其绝望、焦躁与混乱的生活环境中追求短暂享乐的心态，并与珈琲店所提供异于日常生活的空间及女给情色服务的刺激互相影响作用，构成1930年代大众享乐生活的面貌。
8、包厢及座位的安排。珈琲店在经营获利后，常投注资金扩建，或是加增店内的包厢空间，不仅能够接待团体宴会，包厢的隐密性也成为招睐顾客的有利条件，不少珈琲店刊载于报纸上的广告以此作为宣传。除西洋式的大型宴会厅外，也备有日本和室，甚至出现贵宾室的设计。此外，即便是在开放式的空间中，每组座位之间也会放置盆栽或隔板，适当地阻绝他人视线，让顾客得以安心的达到精神上的放松状态。
既然珈琲店的空间营造需要具备上述的要件，那么各家珈琲店又是如何突显自家的特色，在日趋竞争的珈琲店同业间取得立足之地？笔者认为，在硬体设备背后所存在的“空间物语”，正是珈琲店吸引顾客前来的重要因素之一。所谓“空间物语”，意即设计者利用“空间”的塑造所希望传达给观者的 “故事”。店家的建筑构造、室内装饰、服务人员的装束，以及空间内的种种细节，构制成一个消费空间的背景。如同舞台布幕道具的功能一般，提供一个脱离日常生活的场域，借以促进消费行为的进行。珈琲店业者希望让顾客感受到何种气息？顾客希望在珈琲店中获得何种慰籍？除前述以断片复制而呈现的“西洋式空间”之外，如何创造出不同于日常生活所能体验的“非日常生活空间”，亦是吸引顾客前往消费的基础心理。
都市夜生活的享乐，必须先以发达的照明设备作为前提。当电力供给普及于日常生活，人们不再被夜晚的黑暗所限制，反之能够依其意志使用照明设施将黑暗驱离。与以往使用蜡烛、火炬的方式不同，透过电力而运作的照明设备，能够以人工方式调配光线的强度、颜色，甚至进一步成为装饰设施，如夜晚的商店招牌、闪烁的霓虹灯饰、室内华丽的卵灯等。在黑暗的环境下，人们无法以视觉感受周遭环境及避开眼前即将遭遇之危险，因而恐惧并提高警觉。照明设备的发达，将自然状态下之不可见性，驱逐出日常生活。然而，光亮的照明使生活中事物之动静皆得以清楚映入眼帘，成为权力者展开控制与监视的利器。换言之，人们在作为观看主体的同时，其实也扮演着被观看者的客体角色，于光亮的环境下，必须绷紧神经地恪孚规则、竭尽本分。相较之下，由人工所设计的昏暗空间，不仅排除自然黑暗中所隐藏的危机，如遭受他者攻击、周围环境的危险等，解除原本因不可见性所提高的警戒心理；此外，更进一步地降低被窥视的压力，得以自日常的戒律束缚中获得解放。正如前述珈琲店内的照明，便是以人工布置昏暗的情境，使顾客放松地与女给交谈、碰触，达到享乐之目的。珈琲店的营业时间虽是以夜晚为主，但许多店家自中午便开始营业。外部光线被窗帘所阻绝，切断内部与 外面自然世界所呈现的时间联结，仿佛使顾客得以踏入白昼之外的空间。
珈琲店之业种本身即为日本仿效西洋之产物，经过时间与社会环境之流变，陆续加入原先西洋未有之元素，如和室包厢、日本酒的提供等；即便如此，珈琲店与西洋意象之联结，于日本珈琲店盛行之际便已臻完备，并延续至1930年代的台湾社会。换言之，即使掺入和风元素，珈琲店本身的业种名称，依旧足以作为象征西洋事物之符号。因此，西洋式空间之设计，毋须讲究完全复制西洋之情境。除此之外，作为主要消费对象之台湾大众，大多未曾拥有前往欧洲的体验，其自报章媒体、书籍图片或是口耳相传等方式所摄取的片段记忆，亦或是西洋流行之事物、舶来品等，便成为认知中西洋风味之代表符号，如前述所举例之洋房建筑、吧台、洋酒等。在珈琲店之招牌即具有西洋之意义时，空间内的洋风物品及布置便只是作为加强观者感受异国氛围的辅助存在。然而，西洋氛围之营造并非是珈琲店的唯一特色。更值得注意的是，珈琲店在新鲜感的提供以及恋爱氛围的创造这两方面的努力。
当时台北著名的大型珈琲店如永乐、日活、美人座、トモエ、モンパリー及ボタン等，经营者皆为拥更雄厚资本的在台日人，在珈琲店的建筑与设备上持续投入资金，不断进行翻修与增筑工程，不仅能够更新华丽的装潢提供顾客视觉上的新鲜感，同时也可以借此在报纸杂志的版面上达到宣传广告的效果。如1933年モンパリー的改建，被报导为“恐怕会成为台北第一的珈琲店”，其完工后的上梁仪式也受到瞩目。曾有报导表示:“モンパリー改建之时，据传美人座的客源足足减少了一半。由此可见，在狭小的台北，客人还是会被新的事物所吸引的。”原先以典雅和室设备着称的ボタン，也于1935年增加西式包厢的数量，并增建为三层楼房。 永乐珈琲店以户外庭园的优雅设计着称，强调一踏入永乐便被闲适幽静的氛围所包围。日活珈琲店在入口处设计假山水的布置，店内亦栽种多种植物，绿意一片，左侧备有五间长型包厢，整体而言协调中带有自然之绿意，使平日紧绷的神经获得放松。美人座虽然全盛时期并不如他店来的长久，但其位于铁道旅馆附近的优越地理条件，加上楼高三层的华丽建筑，曾于1930年代初期掀起一番热潮。至 1936年珈琲店业界甚至出现建筑竞赛，各店纷纷进行豪华的增建工程，トモエ珈琲店除了在建筑设备上与东边的モンパリー珈琲店不分轩轾外，甚至增设电梯，并建造以霓虹灯装饰的大型风车作为宣传，十分引人注目。立体式的建筑热潮延续至1939年，大型珈琲店已经朝向四至五层楼的方向发展。除店铺的改装与扩建外，不定期举办地区女给的选美活动，开放顾客票选评比，试图制造话题引起热烈讨论；各店内甚至举办主题宴会，创造节庆或狂欢的气息，并要求女给们配合店内活动，穿着符合主题的服装从事服务。女给们常因准备衣装的要求感到苦恼，在台南州取缔规则中也特别列出，业者不得强制女给们负担特殊装扮的规定。
事实上，女给可以说是珈琲店空间物语的灵魂所在。今井廉在记录台湾珈琲店的《カフェー时代》一书中表示，顾客前往珈琲店的真正目的，并非是想要单纯地品尝美酒、美食，或是满足肉体的性欲，而是感受以女给为中心所营造之疑似恋爱氛围。换言之，女给的衣装媚态、细语娇声、胭脂香水等特点，于视觉、听觉、嗅觉的感官上构成刺激，加上男女近距离的身体碰触、暧昧不明、欲迎还拒的态度，虽非1930年代所鼓吹自由恋爱之本质，但却紧紧抓住男女恋爱交往之相处模式，创造怦然心动之错觉。甚至更珈琲店提供可以上锁的特别室，让女给与客人单独相处，在珈琲店的异空间之中更进一步地分隔出暂时性之个人恋爱空间，其无须在意他人目光的隐密性与 安心感，亦加强情绪解放与肉体接触的刺激。此外，基于猎奇与挑战心态而前往珈琲店消费的顾客也大更人在：
虽然有人(女给)觉得隐藏自己有丈夫的状况比较好，可以从男性身上榨取金钱，也可以有情色之行为，但也有人是以自己有丈夫之事为招牌，挑逗男性的猎奇心。玩弄男性的多情和猎奇心这样的女给，比起必须担心怀孕的单身女给，其自由的手腕要来的厉害许多。(中略) 作为客人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吧，可以让有丈夫的女性自由，而且不一定是因为钱才 使她自由(男性可以勾引有夫之妇，而有夫之妇的选择是自由的，不一定是根据钱财的，而且说不定可以把她抢过来 占为己有，对客人来说十分的有挑战性)，可以满足客人百分之百的猎奇心。
虽然 1930 年代于报章杂志、大众媒体或是流行歌词、电影中经常出现自由恋爱之思想、口号等，但现实生活中并非人人拥更追求自由恋爱的权利，如传统家庭观念的束缚、童养媳、奉父母之命的婚姻等。然而，无论单身与否、 年龄多寡，日常生活中无法自由体验恋爱之男性，得以借由支付金钱的方式在珈琲店中获得满足。此外，作为异空间的珈琲店，其脱离日常生活氛围的非日常空间，不仅更助于顾客将现实暂且搁置于珈琲店外，放松地于店内实践其想像；另一方面，随时能够切断连结，若无其事返回现实世界的安心感，也是异空间所提供的作用之一。
总结前述，台湾珈琲店的空间物语是由带有象征西洋元素之硬体装置创造异国情境，加上由女给提供情感服务作为拟似恋爱氛围之基础，以此两者共同构成吸引顾客前往珈琲店消费之空间；并以求新求变之经营策略不断刺激顾客之感官，维持店家的新鲜感与话题性。至于空间物语得以塑造的前提，便是非日常生活的异空间之性质。正如前述，珈琲店为西方产物，本身即是以具备西方文化之内涵而被日本仿效，成为体验异文化、异国情境之空间。 然而不同文化的模仿或是移植，经过认识、定义、复制、消化、再生的步骤，往往与原生文化出现程度上之差异。下节笔者詴以复制与再生的观念，探讨台湾珈琲店之文化多元性。
来源：《传统与摩登之间──日治时期台湾的珈琲店与女给》
作者：廖怡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