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蒂·史密斯:伊诺咖啡馆

四片扇叶在我顶上的天花板旋转着。

伊诺咖啡馆里除了墨西哥厨师和那个叫做查克的小子,放眼看去空空荡荡。查克端上我惯点的浓烤土司,一小碟橄榄油和黑咖啡。我窝在自己常坐的角落,外套和毛线帽都还穿戴在身。时间是上午九点钟,我是第一个到的人。贝德佛街上,正当这座城市甦醒时,属于我的这张桌子,就在咖啡机和临街窗户旁,给予我私密感,在这儿我可以缩返到自己的氛围里。

十一月底。小咖啡馆透着寒意。为什么这些风扇会旋转呢?我若盯着风扇够久,我的心也许会跟着旋转起来。

不着边际的写作没有那么容易!

我又听见那牛仔慢条斯理又不容怀疑的声音。我把他的话随手写在餐巾纸上。怎么会有人在梦里把你给惹毛后,还赖着不走?我觉得有必要驳斥他的说法,不只是回嘴了事,还要用行动反抗。我低头看着双手,我有把握就算是没有目标、漫无边际,我也能永无止尽地写下去。只要我真的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

过了一会儿,查克在我面前放了杯新煮的咖啡。

——这是我最后一次能为你服务了,他认真地说。

他是这附近咖啡煮得最好的,听了这话我觉得难过。

——为什么?你要去哪里?

——我要到洛克威海滩的木板步道上开一家海滨咖啡馆。

——海滨咖啡馆!真没想到,你要开海滨咖啡馆!

我伸了伸腿,看着查克把他上午的例行工作一件件完成。他不可能知道我也曾经梦想开一家咖啡馆。我猜想这个梦跟我当年读了“垮世代”(Beat Generation),超现实主义者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们流连咖啡馆的生活描述有关。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并没有咖啡馆,但咖啡馆一直存在于我所看的书里,之后便在我的白日梦中越来越像是有那么回事儿。一九六五年我从南泽西来到纽约市,只是来走走逛逛,当时没有比单纯坐在一家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馆里写诗更浪漫的事了。我最后终于鼓足勇气,走进了麦克道格尔街上的“但丁咖啡馆”。我身上的钱不够在那里吃顿正餐,所以只点了杯咖啡,旁边的人似乎没注意到,也不在乎。咖啡馆的墙面上贴满了印刷的佛罗伦斯壁饰和《神曲》诗中的景象画片。这些景象历经数十年的香烟熏染居然都没褪色。

一九七三年我搬到同一条街上,住在一个空气流通、墙壁刷白附了简单炉具流理台的房间,距离但丁咖啡馆短短的两个路段。到了夜晚,我就爬出临街的窗户坐在防火逃生梯平台上看着客人进出“鱼水壶”的动静,那是杰克.凯鲁亚克最常光顾的酒吧之一。那时布利克街角有个年轻的摩洛哥人卖着新鲜卷饼,里面包着盐渍的鳀鱼,和几撮新鲜的薄荷。我就每天起个大早去买一点生活所需,回家煮点热开水倒进加了薄荷的茶壶,然后整个下午喝着茶,抽点儿印度大麻,重读穆罕默德.姆拉贝和伊莎贝儿.艾伯哈特写的那些故事。

当时,“伊诺咖啡馆”还不存在。我会坐在但丁咖啡馆的矮窗前,面对着小巷,读着姆拉贝的〈海滨咖啡馆〉。故事说一个年轻鱼贩子,名叫德利斯,遇到了一个避世隐居不讨人喜欢的老头,老头开了一家所谓的咖啡店,店里只有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位在靠近坦吉尔海边一段岩岸腹地上。围绕着这个咖啡店的那种慢腾腾的气氛让我如此地着迷,以致我当时念兹在兹想住到里面去。和德利斯一样,我梦想着要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店。因为成天脑子里都在描绘这家店的景象,觉得自己都快一脚踏进去了。它叫做“纳瓦尔咖啡馆”,一个让诗人和旅行者们可以得到单纯庇护的小地方。

我想像着店里的宽木条地板上铺着磨损的波斯地毯,两张长木头桌加上长板凳,几张小一点的桌子,一个烤面包的炉子。每天早上,我像唐人街那些人一样用香料茶水把所有的桌子都抹干净。店里不放音乐也没有菜单,只有静静的黑咖啡、橄榄油、新鲜薄荷、烤面包。墙上挂着一些照片:一帧店名典故来源作家纳瓦尔忧郁的画像,旁边再挂一幅小一点的落魄诗人保罗.魏尔伦穿着他的外套,面对着一杯苦艾酒萎靡不振的神情。

一九七八年,我有了一点钱,付得起押金在东十街上的大楼租了一整层。那个地方之前是家美容院,不过内装已经拆空,现场只剩下三具白色吸顶风扇和一些折叠椅。我弟弟陶德负责监工修缮,我们两个一起把墙壁都刷白,再把地板打上蜡。两大面的采光,让整个空间够敞亮。我花了好几天就坐在那光照下,在一张轻便小桌上喝着小吃店里买来的咖啡,计划着接下来该做什么。我需要一些钱来搞个新的抽水马桶,还要一台咖啡机,几码窗帘布把窗户妆点起来。在我想像的悠扬乐声中,实用的东西通常都模模糊糊看不太清楚。

最后迫于无奈,我还是放弃了咖啡馆。一九七六年我在底特律遇到了乐手弗雷德.“音速”.史密斯(Fred “Sonic” Smith)。这个没料想到的邂逅慢慢改变了我人生的进程。我想要他的热切沾染了每一样事物——我作的诗,我写的歌,我全心全意都是他。我们忍受着分隔两地的相思,在纽约和底特律之间来来去去,短暂的相聚之后又是煎熬的别离。我才规划好安装水槽和咖啡机器的位置,弗雷德来恳求我搬去底特律跟他一起住。那时候似乎没有比跟爱人会合更重要的事了,我命中注定要嫁给这个男人。我毫不犹豫就跟纽约和这个城市所装载的雄心壮志说了再见,把最重要的东西打包,其他就抛到脑后了。眼睁睁看着我的押金和咖啡店就这样没了,当时我一点也不在乎。那些坐在小桌旁一个人沉浸在咖啡店梦想的光晕中喝着咖啡的时刻,对我来说已经足够。

第一个结婚周年纪念的几个月前,弗雷德跟我说,如果我答应生个小孩,他就带我去世界上任何我想去的地方旅行。不用多考虑,我就选了马罗尼河畔的圣洛朗,那是法属盖亚那西北边境上的小城,地处南美洲大西洋北海岸。我一直都想去看这个过去的法属流放地现在变成怎么样了,当年许多重刑犯被装船载到这里,然后转运到恶魔岛。 在《窃贼日记》里,尚.惹内写到了圣洛朗,说那是一块神圣之地,书中也写到无数曾被监禁在那里的囚犯,寄予诚心诚意的感同身受。《窃贼日记》书中有一段,写到罪犯世界中不可逾越的阶级制度,在描述法属盖亚那势力所及的可怕地带上,人们凭借一股男子气概的神圣特质将冠冕饰以繁花。他降尊纡贵与罪犯们为伍:进出感化院,到处偷鸡摸狗,也坐过三次牢,但当他被判刑要被送到这个他如此尊崇的监牢时,因为人道的理由,政府把这个监狱关闭了,剩余还活着的囚犯解送回法国。后来惹内的刑期是囚在弗雷讷(Fresnes),他始终抱憾没能亲炙他所渴望的荣光。他伤心欲绝地写道:我被剥夺了这个恶名彰显的机遇。

惹内进监狱的时间来得太晚,来不及加入被他用文学作品刻画而得不朽的同志情谊。他被排拒在监狱的墙外,正如〈斑衣吹笛人〉的故事里,哈姆林的跛脚男孩因为到门口时已经太晚,无法进入孩子的天堂。

那时候惹内已经七十岁,据说身体状况不佳,应该不太有可能自己去到那里。我想像如果能够带点当地的泥土和石头给他应该是美事一桩。我平常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弗雷德虽然常常觉得好笑,对我这回没事自找的任务他倒没有嗤之以鼻,他没多说什么就同意了。我写了封信给我二十几岁就认识的威廉.布洛斯。布洛斯跟惹内很熟,本身也是个性情中人,他答应找适当的时机会帮我把石头转交给惹内。

为了准备这趟旅行,弗雷德和我花了好几天在底特律公共图书馆里研读苏利南和法属盖亚那的历史,因为要一起去探索两人都不曾去过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先规划旅程的前面几个阶段:先搭客机到迈阿密,再转当地的航班经过巴尔巴多斯、格拉那达和海地,最后在苏利南降落。我们得找路去到当地主要城市外围的河畔小镇,再从那里雇一艘船,横越马罗尼河到法属盖亚那。我们把行程中每一站都给标出来,忙到大半夜。弗雷德擕带好几份地图,卡其布的衣裤,旅行支票和罗盘,他把原本的长头发剪短,带上一部法文辞典。当他决定要做一件事就会考虑得很周到。不过他没有研读惹内,这个部分他留给了我。

弗雷德和我飞去迈阿密那天是个星期日,我们在公路旁找了一家店名“东尼先生”的汽车旅馆住了两个晚上,房间里天花板低矮,墙上钉了一个架子,摆着一台黑白电视机。我们在小哈瓦那吃到一些红色豆子和黄色米,还去参观了“鳄鱼世界”。两天短暂的停留帮助我们适应接下来将要面对的酷热天气。旅程中的飞行很花时间,所有的其他旅客都是要在格拉那达和海地下飞机,每到一处货舱都查一遍看有没有走私货品。最后当我降落在苏利南时是一大清早,就在当大家成群上巴士要被载到旅馆时,有一帮年轻的士兵手持着自动枪械等在一旁。发生在一九八零年二月二十五日推翻了民主政府的军事政变,正准备要庆祝一周年,纪念日只比我们的结婚周年日早几天。我们是附近仅有的两个美国人,他们便保证会保护我们。

接下来几天,首都巴拉马利波(Paramaribo)热得我们抬不起头,总算找到了一个向导开车载我们前往一百五十公里距离外的法属盖亚那边境,河西岸的阿比那小镇。粉红色的天空雷电交加犹如血管密布,我们的向导找到了一个年轻男孩答应带我们过马罗尼河到对岸,渡河船是一艘长形中间挖空的独木舟。我们的背包里装载的东西都是经过审慎考虑,所以很好处理。独木舟划出去的时候下着小雨,随后没多久就升级为来势汹汹的倾盆大雨。男孩递给我一把伞,同时警告我们不要把手指伸进吃水甚深的独木舟周围的河水中。我到这时才突然发现河里成群游着一种小小的黑鱼。食人鱼!他看我迅速把手缩回来不禁一笑。

船行了一个钟头左右,男孩让我们在泥泞的河岸下端离船上岸。他把独木舟拖上陆地,跟几个工人就躲雨去了,遮雨的地方是用一长条黑色的油布撑在四根木头的竿子上。他们看我们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走好像觉得很有趣,就指引了我们往主要道路的方向。我们费力爬过了滑溜的小山丘,完全淹没在下个不停的雨中,仿佛麦提.史瓦娄的名曲梭卡舞里面的加力骚节拍,连珠炮般的鼓点从手提式音响放送出来。我们全身湿透,拖着脚步走过这空荡荡的小镇,最后躲进似乎是这里仅有的一家酒吧里避雨。酒保端给我一杯咖啡,弗雷德点了啤酒,店里有两个男人正喝着卡瓦多斯苹果白兰地(Calvados)。我后来又多喝了好几杯咖啡,弗雷德则用破碎的法语加英语跟一个穿皮衣的家伙攀谈,那人据说是附近乌龟保留地的负责人,整个下午就这样过去了。等雨势变小,一个当地旅馆的老板出现,邀请我们去住,接着上来一个较年轻也较阴沉、但跟老板神似的人物,也说要帮我们拎包包,我们随着两人沿着一路的泥泞走下坡到投宿地点。我们原本连旅馆都没有订,如今却有一个客房正等着我们。

“嘎力比旅馆”完全是斯巴达式的简朴刻苦,不过住起来还算舒服。一小瓶兑了水的干邑白兰地连同两个塑胶杯放在柜子上。我们累坏了睡得很沉,任凭又再越下越大的雨毫不留情地敲打白铁波浪板的屋顶。等我们醒过来发现有大碗的咖啡等着我们,早晨的太阳很烈,我把衣服晾在天井,有一只小小的变色龙停在弗雷德的卡其衬衫上,颜色渐渐趋近。我把包包里的东西摊在小桌上,皱巴巴的地图、受潮的收据、支离破碎的水果,还有弗雷德随身携带的吉他弹片。

接近中午时,一个水泥工人载我们绕着圣洛朗监狱遗址的外围兜风。几只走失的鸡在泥土上搔抓,旁边有一台翻倒的自行车,附近似乎都没有人。司机跟我们走过一道低矮的石砌拱门,就自顾自地离开了。院子里弥漫一种暴发城镇在大起大落后物在人亡的悲剧气息——就从这里把人的灵魂给埋葬了,然后将躯壳送到恶魔岛。弗雷德和我走在这仿佛具有魔法的静默之中,小心不去打扰统摄着这里的神灵。

为了寻找合适的石头,我走进了独居囚室,仔细看那些像刺青般落在墙上的褪色涂鸦。长毛的睾丸,带翅的阴茎,这些惹内的天使们最重要的器官。不是这里,我心想,还不是。我环顾四周想找弗雷德,他正努力从杂乱的草丛和棕榈树之间找出那一片小墓地。我看见他停在一个墓碑前,上面刻着孩子你的母亲时刻为你祈祷。他长站在那前面一段时间,我没去打扰,自己对着建筑外观端详起来,最后我选择收集大囚室的陶土地板石头。很潮湿,那地方大概有一个小型飞机棚那么大,钉进墙的铁链锈得厉害,细长条状的光线映照其上。仍有一点生命气息:粪便、泥土和一串急忙飞走的甲壳虫。

我往下挖了几吋,希望找到当年也许被囚犯长满厚茧的脚掌或者是狱卒所穿的靴底压进土里的石头。我选了五颗,放进一个超大型的法国吉丹牌香烟火柴盒里,附在石头上的泥土都没掸掉,原封不动的保存。弗雷德用他的手帕帮我揩去手上的尘土,再抖掉手帕上的尘土以包覆那个火柴盒。他将整个包裹放在我的手里,这是通往将石头交到惹内手上的第一步。

我们在圣洛朗没有待太久,接着弯去了海边,那些乌龟保留区当时不开放参观,因为龟群正在产卵。弗雷德就在酒吧里花很长时间跟一些男人聊天。虽然天气很热,弗雷德穿了短袖的衬衫还打了领带。那些男人还挺把他当一回事儿,认真听着他讲话,他在男人堆里一向有这样的效果。我很认命地坐到酒吧外的板条箱上,看着空空荡荡的街道,过去不曾见过而且未来也许不会再见到的景象。当年那些囚犯就在这同样的一长条土地上依序走过。我闭上眼睛想像他们在酷暑中拖着桎梏的铁链,那情景对这个灰扑扑遭弃的小镇上为数不多的居民来说,着实是残酷的娱乐。

从酒吧走回旅馆的路上,没有狗没有成群游戏的小孩也没有妇女。大半的路途我自顾自地走着,有时候,偶尔瞥见了个女佣,一个赤着脚长发的女孩,快步走在旅馆内各处。她对我微笑,打了个手势但没跟我说英语,只是继续忙着。她会整理我们的房间,把衣服从天井拿下来洗好,熨平。出于感激我给了她一个我原来戴的手镯,一条金链子上面有四叶幸运草,退房离开时我看到她还戴在手腕上摆荡着。

法属盖亚那没有火车,完全没有公共运输服务。酒吧里那个家伙帮我们找了个司机, 那人的神情好像七二年经典雷鬼电影《不速之客》(The Harder They Come)中一个临时演员,戴着飞行员用的太阳眼镜和一顶三角便帽,身穿豹纹衬衫。我们谈好价格,他答应要载我们走两百六十八公里到卡晏(Cayenne)。他开一辆很破旧的棕褐色标致汽车,坚持我们的包包要跟他一起摆在前座,因为车后行李舱通常都是用来运送鸡只,怕不干净。我们沿着国道往前开,一路上下着雨,只有中间太阳露了个脸,却一闪即逝。电台正播放着雷鬼歌曲,不过杂音干扰不断,到了收不到讯号的地方,司机就插上一片卡式录音带,播放乐团名称“皇后水泥”的专辑。

每隔一会儿我就把手帕解开,看看那个吉丹牌火柴盒,盒子上的图案是个吉普赛女郎的侧影,她就在一缕靛蓝轻烟中摇着手鼓翩翩起舞。我没打开盒子,只是一味想像着把石头交到惹内手上那一刻的小小得意。我们车行蜿蜒穿越浓密的森林,弗雷德握着我的手,路上超过一个短小精悍肩膀宽阔的印地安人,大剌剌地把鬣蜥顶在头上维持着平衡走着。途经了几个像多纳特(Tonate)一样只有几间房子和一根六尺高十字架的小村落。我们请司机暂停,他就顺便下车检查轮胎的状况,弗雷德拍了一张标示牌,上面写着:“多纳特,人口九名。”我则做了祷告。

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也没有什么非看不可的。此行主要任务已完成,我们没有说最终想到哪里,也没有订任何旅馆,完全自由。快到库鲁(Kourou)的时候,气氛感觉不一样起来。我们将进入一个军事管制区,先遇上检查哨,检查了司机的身分证,接著有一段长时间没人讲话,然后我们听令下车。两个军官把前后座都搜了一遍,最后在前座杂物箱里找到一把坏掉的弹簧刀。这应该不要紧吧,我心想。然而当他们敲后行李箱时,司机明显地不安起来。死鸡?还是禁药?他们绕着车子走一圈,然后要他交出钥匙。司机把他们推到一旁的浅沟里企图逃跑,很快有被扑倒在地,扭打成一团。我看了一眼弗雷德,他年轻时也常不按法律规定行事,对这些权威倒是小心翼翼,以免遭事。他不动声色,我就跟着低调。

他们把后车箱打开,里面居然有个看起来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像条蛞蝓一样缩在生锈的凹陷框架里。他们用步枪戳他喝令他下车,他看上去很害怕。之后大家被带到警察局,在个别房间里用法语审问。我的法语用来回答那些最简单的问题还绰绰有余,另一个房间的弗雷德则施展现学现卖的酒吧法语跟他们交流。突然间指挥官出现,我们被带到他跟前。指挥官是个胸膛健壮双眼深邃的男人,脸晒得棕黑还留着浓密的胡子。弗雷德迅速说明来龙去脉,我顺理成章扮演起乖巧女性,因为这种外国兵团的偏僻驻地,没有什么悬念完全就是个男人的世界。我静静地看着那位人型违禁品,全身被剥光,上了手铐脚镣被带走。弗雷德被要求进入指挥官办公室,他回过头看了看我。那双浅蓝色的眼里隔空传递的讯息是要我保持冷静。

军官把我们的包包拿进来,另一个戴白手套的军官把包里的东西全检查一遍。我捧着手帕包裹坐在一旁。他们没有要求把这个交出去我如释重负,因为这个东西在我的心目中神圣程度仅次于结婚戒指。我意识到没有危险了,但叮嘱自己别乱说话。审问的军官端了杯黑咖啡给我,杯子下是个镶嵌着蓝色蝴蝶的椭圆形托盘,之后他走进指挥官室。我可以看到弗雷德的侧影。一会儿后他们全都走出来,态度很友好。指挥官给了弗雷德一个男人间的拥抱,然后我们被安排坐进私家车里,车开到卡晏的一路上都没人讲话,这是位于卡晏河口岸边的当地首府。指挥官给了弗雷德一家当地旅馆地址。我们在山脚下了车,他们只把我们送到这儿。他手指了指说旅馆应该就在这上面一点,于是我们拿起包包踏上石阶,往下一个投宿地点去。

——你们两个谈了些什么?我问。

——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他只会说法语。

——那你们怎么沟通?

——喝白兰地。

弗雷德似乎陷入了沉思。

——我知道你很关心他们会怎么处置司机,他说,不过我们无能为力了。他真的害我们遇上麻烦,到后来我只能担心你。

——喔,我倒不害怕。

——是啊,他说,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担心。

旅馆挺对我们的胃口。我们就着纸袋里拿起法国白兰地喝,睡在好几层的蚊帐里。房间窗户上还有玻璃,旅馆本身倒是都没有,底下那些房子也都没有。也没有空调冷气,对抗炎热与灰尘只能靠风和零零星星的降雨。我们听着附近水泥公寓随风传来带着约翰.柯川风味的即兴萨克斯风乐音低沉呜咽。到了早晨,我们就上街漫步探索这个城镇。镇上的广场像是个梯形,铺着黑白两色磁砖,四周种植棕榈树。那天正值嘉年华,只是我们浑然不知,全城好像没什么人。市政厅是幢十九世纪刷白漆的法国殖民时期建筑,因为是假日关着门。一座看似废弃了的教堂吸引着我们,上前把门推开,铁锈便沾得满手。我们在入口处供信徒捐献用的罐里投钱,罐子上面有“咖啡人咖啡”商标,是个旧松饼罐子。灰尘微粒在几道光线中飞舞,在雪花石膏塑栩栩如生的天使像头上形成光晕,圣徒们的肖像陷于掉落的瓦砾之中,在一层又一层的深色重漆下面目已不复可辨。

所有的东西似乎都以慢动作进行着,尽管我们这样到处乱走,路上碰上的陌生人对我们浑然不觉。几个男的为了一只活跳跳的鬣蜥在讨价还价,长条尾巴还甩来甩去。超载的渡轮正要离港驶往恶魔岛,远处的加力骚音乐从一个盖得像只超巨型犰狳的迪士可舞厅倾泄而出。旁边有些卖纪念品的小摊子,价格都一样: 中国制的薄红毯,还有蓝得发亮的雨衣。但最多的是打火机,各式各样的打火机,上面的标签图案有鹦鹉太空船和外籍兵团的男人。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别的可看了,我们想申请签证去巴西,找了一个来路不明自称是林医师的中国男人,他帮我们拍了几张证件照。他的工作室里满是大片幅的照相机,坏掉的三脚架和用大口玻璃罐装起来一排一排陈列的药草。后来照片洗出来,也拿到手,但我们像中了邪一样就待在卡晏,直到结婚纪念日。

这天是旅程中最后一个星期日,当地女人都穿着亮丽洋装,男人则带着高帽子盛装庆祝嘉年华会圆满结束。我们徒步跟着他们不怎么讲究的游行队伍,结果走到了瑞米尔—蒙鸠利(Rémire-Montjoly),城镇东南方向的一个村落。一路狂欢的民众各自散去。瑞米尔—蒙鸠利几乎没有什么人住,站在一望无际空荡荡的海滩上,弗雷德和我如痴如醉为之入迷。作为结婚纪念日,那真是完美的一天,我忍不住想,在那地方开一家海滨咖啡馆可说再好不过了。弗雷德走在我前面对着前方一条黑狗吹口哨,没看到饲主在一旁,弗雷德便把一根棍子掷到海水里,狗追去把棍子啣回来。我跪在沙地上,用手指画起这家想像中的咖啡馆,想着该怎么做平面配置。

原来缠好好的线松解开之后随机乱滚的线轴,一玻璃杯的茶,打开的日记本,和一张金属的圆桌,桌脚还垫个空的火柴盒保持平稳。咖啡馆。巴黎圣杰曼大街上的“洛奇咖啡馆”、维也纳的“若瑟咖啡馆”、阿姆斯特丹的“蓝胡子咖啡馆”、雪梨的“冰咖啡馆”、亚利桑那图森的“此时此地咖啡馆”、加州圣地牙哥洛马岬的“哇鸣咖啡店”、旧金山北滩的“市集咖啡馆”、拿波里的“教授咖啡馆”、乌普萨拉的“原牛咖啡屋”、芝加哥洛根广场的“鲁拉咖啡屋”、东京涩谷的“狮子吃茶店”和柏林火车站的“动物园咖啡馆”。

那家我兑现不了的咖啡馆,还有无数家我没机会踏上门的咖啡馆。查克仿佛看出我的心思,什么也没说,只是帮我端来一杯新煮咖啡。

——你的咖啡馆什么时候开始?我问。

——等天气变好。希望是明年早春时。两个伙伴和我,我们要一起想办法,还需要多一点资金来添购设备。

我问他需要多少,准备投资。

——你确定吗?他说。有点意外,因为我们其实彼此不是非常熟,还算有点默契,那是由于每天我像举行仪式一样来这里喝咖啡。

——没错,我是当真的。我曾经也想开一家自己的咖啡店。

——那你下半生都有免费咖啡喝了。

——那就再好不过了。我说。

我坐在查克这杯无人能及的咖啡前,头顶上转着风扇,看起来像只风向鸡东南西北胡指一通。外面刮着强风,下着冷雨,也可能是将下起雨;好像有什么灾厄正要发生的天空形成一连串蜃景,微妙地渗入我整个身心。一个不注意,我失神落入一种症状轻微但是迟迟难消的不安之中。倒不是沮丧,比较像是对忧郁这种心境着了迷,我把这点思绪放在手里捉摸着,仿佛它是个小行星,上面有几道阴影,透着不可思议的蓝。

来源:《时光列车》/新经典文化
作者:帕蒂·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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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sponse

  1. 2017年8月8日

    […] 翻到前面,又在“伊诺咖啡馆”里读到,“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并没有咖啡馆,但咖啡馆一直存在于我所看的书里,之后便在我的白日梦中越来越像是有那么回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