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只剩下咖啡馆,只剩下星期一

我知道数以十计的咖啡馆,在台北。可是我没有打算写导游导览,介绍你们去这些咖啡馆。

我知道一家冷气永远开得太强的咖啡馆。里面服务的小姐,自己都戏称那个地方是寒带。坐在那里,总是可以比别人早一点察觉到要变天下雨了。外头空气中的湿度一升高,咖啡馆面街的大片玻璃就开始结雾,水珠凝得够大,到了有足以淌流的重量,雨就落下来了。屡试不爽。

我还知道一家灯光永远太暗的咖啡馆。灰黑的四壁及天花板都保留了最纯粹的水泥原色,未作任何装饰,纯粹到也不挂任何的照明工具。只有每张小桌上一盏十烛光左右的灯泡,甚至不足以照亮台灯本身的灯座,乍看之下像是一只只漂浮在空中的萤火虫,异常坚持地寸步不肯飞离开。我曾在那萤弱的光线下读完李敖的回忆录,若干瞬间错觉以为自己置身在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有的潮寒土牢里。

我知道许多家总是味道浓重的咖啡馆。烟味咖啡味混着某种雨季的霉意,一层叠一层沾黏桌布和椅垫,以及一切纺织纤维上,把那些细微的空隙填补的满满的。甚至不需经年累月,那种味道里只有肤浅的岁月感,没有时间沧桑的。在努力维持簇新外表的咖啡馆里,就是会有那种不肯随着店门开关而新陈代谢的嗅觉刺激,像是旧式擦发油的浮华绅士,昨夜残留在枕头上的味道。

我还知道更多家音乐永远不对劲的咖啡馆。最主要是不用心,看待音乐的态度就是“有了就好”。标准就是一张“李察.克莱德蒙”矇混到底。要不然就是那种翻唱英文老式情歌,连原本最情绪化,最悲怆的小提琴声音,在里面都不客气的摆出虚情假意的敷衍姿态。更不要提歌声了。要不然就是逼你听一次又一次,最近唱片行卖得最热门的CD。听一百次张惠妹。再听一百次许茹芸。然后是郑中基梁咏琪……从这馆听到那馆。

还有一种不用心是拿音乐吓你。干扰你的情绪。永远猜不出来下一秒、下一分钟,会冒出什么东西来。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最后一个音符还绕在门柱间,就突然发现后面追来了用夸张美声唱法的“雨夜花”。至于Bill Evans的爵士钢琴,就被搭配了安室奈美惠蹦蹦跳跳的“Can You Celebrate? Can You Celebrate? ”还有还有,南美风的新世纪音乐会毫不客气的被接上一段金戈铁马。风疾雨遽,琵琶演奏的“十面埋伏”。这些,都不是我的想像,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咖啡馆传奇。

我知道一批批风格彼此抄袭的咖啡馆。我知道有好几家总是有人讲话讲得像在吵架的咖啡馆。我知道一堆咖啡作假的咖啡馆,他们的卡布其诺只是用普通综合咖啡加上鲜奶油。巧克力粉和彩色糖粒。我知道另外一堆简餐做得极其马虎的咖啡馆……

这些我都知道。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写导游导览了。

有时候看见人家兴味盎然地把台北的咖啡馆介绍的多彩多姿,还附上光泽适恰的照片,我都不免有些纳闷。这些人,排除掉做广告不算,这些人真的常常去到咖啡馆里吗? 还是这些人都具有比我更坚毅强韧十倍百倍的都市性格?

对我而言,咖啡馆是台北贫乏文化中的不得已,永远成不了光荣骄傲。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太多东西,找不到太多以前本来属于我们或者将来应该属于我们的地方,所以辗转流落咖啡馆。

咖啡馆于是成了一种欠缺的提醒,走进咖啡馆而想起来我们倒底少了什么;走进咖啡馆于是成了一种荒凉忧郁的经验,因为我们没有勇气没有能力去追寻建造那真正欠缺的,所以到咖啡馆去,至少不要遗忘掉欠缺的感觉。

只剩下咖啡馆了。在咖啡馆想着我们失去了家,失去了可以长久待着也不会腻烦的家的感觉,失去了在家里可以不受打扰的城堡式安全戒心,也失去了能够在家里坐着躺着悠闲的完整时间。

在咖啡馆想着我们失去了朋友,那种可以互相赖在彼此家里的沙发上,不小心就因酒或午后凉风而沉沉睡去的朋友,以及朋友的家。我们也失去了看一个好朋友不知不觉在讲话中安稳睡去的沉静宽容。

还想着我们失去了山林和海洋。山林。海洋当然还是都在的,是我们失去了与他们的日常联络管道。山林,海洋,甚至阳光与云,变成我们生活的某些额外的东西,不在编制里,也不在“正常”的意义运作里继续影响我们。

只剩下星期一,只剩下咖啡馆。

还想着我们没有的人文传统。一个在咖啡馆里读诗、讨论哲学、争辩政治立场的人文传统。我们只搬来了咖啡馆,其他的依然还遗留在文明的彼岸。诗只存在于极少数高中生的课本或笔记簿的边缘涂鸦里;哲学在学院里艰苦流传,而且缺乏创新讨论,至于政治立场,计程车上的争辩远比咖啡馆里的普遍。激P而且严肃。

在那个我们没有移植进来的人文传统里,咖啡馆和酒馆一样,让人暴白自己。向自己或他人诚实暴白自己。咖啡馆和酒馆是孪生的一对场所,酒使人醉,咖啡逼人清醒,在最醉与最清醒的两极情境里,存在着剥除了含混面具之后的赤裸裸。血淋淋自我。

在那个人文传统里,许多基础的结构都是二元搭配的。圣洁与世俗,理智与感情,精神与物质。于是而有咖啡馆与酒馆。

我们没有那个传统,只剩下咖啡馆。就像香港人在都市化发展中,因为居住越来越拥挤,人在鸽子笼般的屋子里越来越待不住。有一段时间他们只拥有茶楼,只剩下茶楼。不过咖啡馆比茶楼至少多了一点空间,多了一点孤独,相对的,也就容许了多一点嘈杂中的诚实。

一九九六年中以后,有一段时间,我过的日子最接近典型的台北人。有一份全职上班的工作,在民生东路的大楼里分配到一间约莫三坪大的办公室。换句话说,生活里有了一个不断引诱我逃离的,别人指定的中心。

逃到哪里去? 逃到哪里去才能不要看起来像别人希望看到的国际事务部主任?逃到哪里去才不需要接无穷又无聊的电话,对着原本不认识或不屑认识的政客们解释一些他们应该知道却又偷懒不去学习的事? 逃到哪里去才能碰到真心,才能对还好奇想听真话的人,说些不掩饰、不心虚的真话? 逃到哪里去才能整理自己的怯懦、恐惧、挫败、愤恨,以及汹涌而来的爱怨情仇?

只剩下咖啡馆了。尤其是星期一,早上开完“主管会报”之后,我就格外想逃。一种没有未来,没有明天式的逃离冲动。觉得自己就要活不过这最最忧郁,最最死气,最后的星期一。

于是,每个焦躁不安的星期一,我造访那些太冷、太暗、太吵、太臭、太假的台北咖啡馆。在咖啡馆里捡拾自我,寻找真心。并且,努力写出星期二就要见报的副刊专栏稿。

于是,在“星期一咖啡馆”里写出来的这些稿子,有了一种我以前的作品里不曾有的末世焦躁,绝望挣扎(desperation) 的印记。我在想像的“星期一咖啡馆”里啜饮着焦味苦口的咖啡,招来所有识与不识的朋友或敌人们,强迫他们听我陈述仿佛再不说就会把我噎死的种种感受。

在只剩下星期一,只剩下咖啡馆。时间与空间双重的逼迫下,我利用文字,勉强的追觅那些应该存在却不存在的东西。家、个人城堡、朋友、山林、海洋、人文传统、诗、哲学、关于政治社会与公理正义的争辩,以及最重要的,真心与爱情。

我努力地用文字在这个贫乏的时代,开张这样一家“星期一咖啡馆”,贩卖这些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的一点香涩气味。

来源:《拾穗》月刊(1998年02月刊)
作者:杨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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