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冬日，是气候的关系吧！心中便是多生一分忧郁。充满阳光的台北街头，太阳非但晒不去那份忧愁，暖暖的气温，反倒让忧愁像加了酵素的面粉一般，发涨了起来。1984 年 12 月，我独自走在高楼大厦栉比鳞次、车辆拥塞、人声鼎沸的市区，寻访十几二十年，甚至三十多年前，文人雅士会聚的咖啡屋，心境越走越是荒凉。
朝 风
中山堂对面，中英大药房的楼上，是“幸福咖啡餐饮”，在楼梯口就可以听见播放着西洋流行老歌，不必上去了。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朝风咖啡屋”便在这儿。
朝风究竟开始于何时？结束于何时？已不可考。张继高记忆，1949 年底就有了。
台湾光复后不久，物资缺乏，朝风的摆饰很简单：一个长方形的空间，火车座，装点着一些棕榈树，老板是谁记不清了，但是朝风那时确实有上千张的唱片，78 转的唱机，直到1955年、1956 年吧，才改换为 33 转 LP 唱片。
朝风是爱好古典音乐的朋友常去的地方。吕泉生、林宽、彭鸿星、张继高是常客。去了，彼此很少讲话，各自闭着眼睛听音乐。
咖啡厅里特别设计了一个架子，播音乐时，唱片套放在架子上，大家就知道是什么唱片了。
后来，这批爱乐的年轻人，在台湾音乐界各撑起一片天，做出诸多贡献。
吕泉生（ 1915 — 2008 ），从“荣星儿童合唱团”创办便受邀担任指挥，直至 1991 年退休。他也担任过实践家政专科学校（后改制实践大学）音乐科主任。留日声乐家、作曲家兼指挥，一生创作及改编两百多首声乐曲目。重要作品有《杯底不可饲金鱼》《阮若打开心内的门窗》《摇婴仔歌》，采编台湾民谣，最著名的有《丢丢铜仔》《一只鸟仔哮啾啾》等。这些也都是我好朋友们喜爱和会唱的歌曲。
林宽，早先留日、留意专攻声乐，曾代表罗马音乐学院在罗马及威尼斯登台演唱歌剧。曾任“中国广播电台”音乐组长，“中国广播合唱团”指挥，是台湾威权时代唯一演唱闽南语歌曲的合唱团，介绍本土色彩浓厚的《新选歌谣》，在广播中放送。99 期《新选歌谣》绘谱均由其独力完成，字迹工整、刻工细腻。后来他在美国加州创办“牧心合唱团”。
在朝风，一杯咖啡，或是一杯红茶，听上一天的音乐，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在夏日，加上一大块大红西瓜，和一副刀叉，永远红艳艳地印在张继高的记忆深处。
青 龙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与朝风同时的还有“青龙咖啡屋”。它是日本战后，第一个百分之百经过雕琢的咖啡屋，设计有假山、石头、水流。林文月来这儿是陪郑清茂、冯秋鸿约会。
林文月后来担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为知名散文家，出版有《京都一年》《午后书房》《拟古》《饮膳札记》《饮酒及与饮酒相关的记忆》等十多本散文集，翻译《枕草子》《源氏物语》《和泉式部日记》等日本文学名著，并有多种论著。她是《台湾通史》作者连横的外孙女，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表姐。
林文月家世好、学问高、文笔佳，还能绘画，更是公认的美人，但她从不因此而孤傲。我任副刊、文学杂志编辑，约稿或有活动请求相助，她从不拒绝。在人多的场合，她总是很谦和很安静。文艺界朋友闻其酒量好，宴会席间不断起哄敬酒，她也无愠色，自然地敬一杯喝一杯。其实林文月喝多了酒身体亦不适，可是她温婉平和地对我说：“我实在不懂也不会拒绝人。”她就是这么简单诚恳率直。
郑清茂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博士，曾任教美国加州大学、马萨诸塞大学、台湾大学、东华大学，致力中外汉学研究，对中日文学关系的阐发，贡献极多。
另外有位现已久不写诗的著名诗人（守承诺姑隐其名）过去常在这里出入，每次带的女友都不相同。
由于音乐有限，不像朝风吸引了一批爱乐的艺术文人，青龙渐渐变成一般情人约会的地方了。
如今，青龙亦是过眼烟云。
田 园
20 世纪 50 年代，新公园前衡阳路上的“田园”是新诗人经常留驻的地方。余光中、罗门、洛夫、杨牧、敻虹、周梦蝶、黄用……都曾在这儿酝酿过他们的诗作。
50 年代末期是田园的辉煌时代，诗人们的回忆：1958 年，那时洛夫在军官外语学校；敻虹进师大不久；杨牧从花莲北上在志成补习班补习；黄用还没出国，是诗人中比较摩登、顽皮的一个。那时流行跳舞，有一回黄用邀一作家的女亲戚去跳舞，第二日与这作家在田园见面，一把举起厚重的啤酒杯说：“昨日与令姐妹跳舞，我今天一举这杯子就举得很高。”描述那女孩不太会跳舞，带得很累，确是传神。
那时吴望尧还没去越南，他不是学化学的，却在三重埔菜寮天龙化工厂任厂长，台湾天然肥皂由他第一个引进，是比较有钱的一个，有侠客之风。他的家是对号锁，号码朋友全知道，随时可去，去时若他不在，就自己进去，翻罐子找食物吃，若他睡觉便唤醒他，也不以为忤。
浅紫色的灯加上蓉子甜美的脸庞，很美，充分衬托出她女性温柔的表情。罗门、蓉子这对诗人夫妇的家成了年轻诗人的家，尤其是侨生。
余光中是中国几乎尽人皆知的学者、作家。他的诗《乡愁》，只要是中国人差不多都能朗朗上口。他形容“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 传颂一时。曾参与现代诗论战与乡土文学论战。
余光中年轻时，与夫人咪咪的家，是文人学生常去的地方；那个时代还是个走路的时代，到余光中家便是走路去的。在诗人们记忆中，那些年咪咪不停地大肚子，把大女儿珊珊怀抱在胸前；也记得咪咪喂二女儿佩珊吃麦片的样子。有一回，大家同去观赏日本武侠片，吴望尧是急性子走在最前，咪咪挺个大肚子落后，余先生中规中矩，一向走在中间，不停地招呼前后：“吴望尧你等等，咪咪你快点。”蓝星诗社发起人之一覃子豪，住在中山北路，是粮食局专员；有一位师大的女友，文友们不先通知的造访有时会“不小心碰到”。这时痖弦还在左营当播音员，很“土”地在南部，可惜台北听不到他主持节目迷人的声音。
1954 年痖弦与张默、洛夫创立“创世纪诗社”，曾任《中华文艺》《幼狮文艺》总编辑，自1977 年主持《联合报》副刊多年，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对阵，因本名王庆麟，被称为“副刊王”。他的新诗创作，充满超现实主义色彩，音乐性强，蕴含悲天悯人的胸怀。1970 年由晨钟出版的诗集《深渊》，风靡了一代年轻人，大家互相传诵，模仿其中的语言，正在大学读书的我也是其中之一，一本诗集被我几乎翻烂了。后来我在他手下工作，亲身体会到他的幽默与机智，从他身上学习到不少编辑经验与写作技巧，受益良多。我赴欧洲留学临行前，他说：“彦明，我一直有个遗憾，没能读到博士，你聪明，能不能读一个？”不论玩笑与否，我没达成他的心愿，半途嫁人去了。
田园在“大新”的楼上，“大新”卖西瓜、冷饮。楼梯上去的田园，光线是黑了一点儿，一排排的沙发椅很厚重，椅背很高，有不少情侣。音乐的声音很大，都是古典音乐，有贝多芬、德彪西，由于说话声音总被音乐淹没，大家也就不抵抗地静静喝茶。
去田园，诗人们不喝咖啡，因为咖啡一杯喝完就没有了。喝茶，一杯茶八块钱，可以不断地添热水冲着喝。那时，龙泉街一盘猪肝炒饭也就八块钱。虽然茶钱贵，但是大家还是欢喜去田园，让声音在音乐中淹没。
时光荏苒。黄用出国，他原是台湾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大学时期经常在《蓝星》诗刊上发表诗作、诗评及诗论。毕业后赴美，改行学化学，获得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结了婚，在美国大学化学研究机构任职。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回国一次，“调皮、坏坏的样子”没有了；覃子豪死了；吴望尧到越南历劫回来，又到南美，多少沧桑；余光中、咪咪的孩子们已长成亭亭少女；杨牧已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 1984 年，我捧着诗人们珍贵的回忆寻找田园。田园不在了，建筑依旧，外观是罗马式的圆石柱，土地黄的砖墙仍是古老的痕迹，楼下不再是卖西瓜和冷饮的“大新”，而是卖新式西点的“老大昌”，田园原址也改换招牌为“纯吃茶黑森林西餐厅”。
美而廉
1957 年、1958 年至 1967 年、1968 年，台北中山北路二段 2 号的“美而廉”，也是文人常去的重要地方。它是台湾咖啡屋有现代化室内设计的开始，用很厚的瓷杯子，蛋糕、点心、面包都不错。1984 年时，我站在中山北路、南京西路口，眼前的美而廉已经变成三商百货了。
美而廉是江浙人士陈雁宾所创立，总店位于台北市博爱路，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台北市有名的西餐厅，供应咖啡、饮料、蛋糕、点心、面包。由于博爱路总店的成功，他开设了中山北路分店，也在新北投北投公园附近设分店。由于陈老板热爱摄影及文艺，特别把博爱路西餐厅的三楼提供出来作为文艺活动的空间，其中最为频繁的是举办摄影展。中国摄影学会1953 年在台湾复会，1954 年台北市摄影学会成立，都在博爱路的美而廉举行仪式。
陈雁宾曾任台北市摄影学会的会长、理事长，1957 年接《摄影新闻》画报董事长。1956 年，许昌街大火，博爱路美而廉遭火星飞溅，二、三楼焚毁重建；1957 年初，四层楼新厦落成，四楼改成为艺廊。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陈老板移民加拿大，美而廉随之落幕。
我童年住台湾南部，偶尔随父母上台北游玩，曾进博爱路美而廉吃西餐。在那里父母教我使用刀叉的礼节，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奶油薄涂在热软小团面包上，入口后的香甜美味永远难忘。那时，我并不知美而廉是台湾早期文人喜欢集聚的地方，而我自己只是一个在《国语日报》上发表作文的小女孩。
中国之友社
早一辈诗人聚会田园喝八块钱一杯茶的同时，另一派摩登的中国文化人则在“中国之友社”热闹地聚会。
中国之友社在台湾光复初期曾是中国航空公司招待所，是坐落在“总统府”与台北宾馆之间的一幢二层楼房子，后改组成为会员具乐部性质的中国之友社。
1958 年是中国之友社最热闹的年代， 一直到 1965 年、1966 年仍然摩登。当年这是华洋杂处之地，懂中外两种语言时髦人士的出入场所。
1945 年至 1956 年，全台湾可供接待外宾的旅馆仅有圆山大饭店、台北招待所、中国之友社、自由之家、励志社、台湾铁路饭店、台南铁路饭店、日月潭涵碧楼招待所等八家。中国之友社拥有 45 间客房，外国记者来了一定住这里，外国作家来了也一定住这里。1960 年日本女钢琴家藤田梓应邀到台湾，分别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举办演奏会。在台北下机下榻之所即为中国之友社。她那次演奏之旅，小提琴家兼指挥家邓昌国（ 1923— 1992 ）—时任台湾艺术专科学校（现为台湾艺术大学）校长、台湾艺术馆馆长，受托充当“保镖”，从而成就一段佳话。1961 年，两人结为连理，可惜终究没能白头偕老。
中国之友社除了提供住宿餐饮，还有会员制的保龄球设施、高级舞厅。因位于市中心，消费额不是很高，自然成为中外记者、国际电台人士聚集、联络、交换新闻与文化的中心。在这里，有定期桥牌赛、有两个保龄球道可比赛、有定期的舞会。咖啡厅在地下室的左角，旅居义大利的台湾歌星张美伦曾在这儿唱过歌，她原主修声乐，后投入流行歌坛而大红，歌声慵懒迷人。
中国之友社后改为“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又由台北市政府收回归公园管理处使用。
50 年代末期曾是文人“身份”象征的中国之友社，1984 年时早已旧迹难寻。
来源：《人情之美》
作者：丘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