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光复后三十年文人与咖啡屋窥探

每逢冬日,是气候的关系吧!心中便是多生一分忧郁。充满阳光的台北街头,太阳非但晒不去那份忧愁,暖暖的气温,反倒让忧愁像加了酵素的面粉一般,发涨了起来。1984 年 12 月,我独自走在高楼大厦栉比鳞次、车辆拥塞、人声鼎沸的市区,寻访十几二十年,甚至三十多年前,文人雅士会聚的咖啡屋,心境越走越是荒凉。

朝 风

中山堂对面,中英大药房的楼上,是“幸福咖啡餐饮”,在楼梯口就可以听见播放着西洋流行老歌,不必上去了。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朝风咖啡屋”便在这儿。

朝风究竟开始于何时?结束于何时?已不可考。张继高记忆,1949 年底就有了。

台湾光复后不久,物资缺乏,朝风的摆饰很简单:一个长方形的空间,火车座,装点着一些棕榈树,老板是谁记不清了,但是朝风那时确实有上千张的唱片,78 转的唱机,直到1955年、1956 年吧,才改换为 33 转 LP 唱片。

朝风是爱好古典音乐的朋友常去的地方。吕泉生、林宽、彭鸿星、张继高是常客。去了,彼此很少讲话,各自闭着眼睛听音乐。

咖啡厅里特别设计了一个架子,播音乐时,唱片套放在架子上,大家就知道是什么唱片了。

后来,这批爱乐的年轻人,在台湾音乐界各撑起一片天,做出诸多贡献。

吕泉生( 1915 — 2008 ),从“荣星儿童合唱团”创办便受邀担任指挥,直至 1991 年退休。他也担任过实践家政专科学校(后改制实践大学)音乐科主任。留日声乐家、作曲家兼指挥,一生创作及改编两百多首声乐曲目。重要作品有《杯底不可饲金鱼》《阮若打开心内的门窗》《摇婴仔歌》,采编台湾民谣,最著名的有《丢丢铜仔》《一只鸟仔哮啾啾》等。这些也都是我好朋友们喜爱和会唱的歌曲。

林宽,早先留日、留意专攻声乐,曾代表罗马音乐学院在罗马及威尼斯登台演唱歌剧。曾任“中国广播电台”音乐组长,“中国广播合唱团”指挥,是台湾威权时代唯一演唱闽南语歌曲的合唱团,介绍本土色彩浓厚的《新选歌谣》,在广播中放送。99 期《新选歌谣》绘谱均由其独力完成,字迹工整、刻工细腻。后来他在美国加州创办“牧心合唱团”。

在朝风,一杯咖啡,或是一杯红茶,听上一天的音乐,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在夏日,加上一大块大红西瓜,和一副刀叉,永远红艳艳地印在张继高的记忆深处。

青 龙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与朝风同时的还有“青龙咖啡屋”。它是日本战后,第一个百分之百经过雕琢的咖啡屋,设计有假山、石头、水流。林文月来这儿是陪郑清茂、冯秋鸿约会。

林文月后来担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为知名散文家,出版有《京都一年》《午后书房》《拟古》《饮膳札记》《饮酒及与饮酒相关的记忆》等十多本散文集,翻译《枕草子》《源氏物语》《和泉式部日记》等日本文学名著,并有多种论著。她是《台湾通史》作者连横的外孙女,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表姐。

林文月家世好、学问高、文笔佳,还能绘画,更是公认的美人,但她从不因此而孤傲。我任副刊、文学杂志编辑,约稿或有活动请求相助,她从不拒绝。在人多的场合,她总是很谦和很安静。文艺界朋友闻其酒量好,宴会席间不断起哄敬酒,她也无愠色,自然地敬一杯喝一杯。其实林文月喝多了酒身体亦不适,可是她温婉平和地对我说:“我实在不懂也不会拒绝人。”她就是这么简单诚恳率直。

郑清茂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博士,曾任教美国加州大学、马萨诸塞大学、台湾大学、东华大学,致力中外汉学研究,对中日文学关系的阐发,贡献极多。

另外有位现已久不写诗的著名诗人(守承诺姑隐其名)过去常在这里出入,每次带的女友都不相同。

由于音乐有限,不像朝风吸引了一批爱乐的艺术文人,青龙渐渐变成一般情人约会的地方了。

如今,青龙亦是过眼烟云。

田 园

20 世纪 50 年代,新公园前衡阳路上的“田园”是新诗人经常留驻的地方。余光中、罗门、洛夫、杨牧、敻虹、周梦蝶、黄用……都曾在这儿酝酿过他们的诗作。

50 年代末期是田园的辉煌时代,诗人们的回忆:1958 年,那时洛夫在军官外语学校;敻虹进师大不久;杨牧从花莲北上在志成补习班补习;黄用还没出国,是诗人中比较摩登、顽皮的一个。那时流行跳舞,有一回黄用邀一作家的女亲戚去跳舞,第二日与这作家在田园见面,一把举起厚重的啤酒杯说:“昨日与令姐妹跳舞,我今天一举这杯子就举得很高。”描述那女孩不太会跳舞,带得很累,确是传神。

那时吴望尧还没去越南,他不是学化学的,却在三重埔菜寮天龙化工厂任厂长,台湾天然肥皂由他第一个引进,是比较有钱的一个,有侠客之风。他的家是对号锁,号码朋友全知道,随时可去,去时若他不在,就自己进去,翻罐子找食物吃,若他睡觉便唤醒他,也不以为忤。

浅紫色的灯加上蓉子甜美的脸庞,很美,充分衬托出她女性温柔的表情。罗门、蓉子这对诗人夫妇的家成了年轻诗人的家,尤其是侨生。

余光中是中国几乎尽人皆知的学者、作家。他的诗《乡愁》,只要是中国人差不多都能朗朗上口。他形容“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 传颂一时。曾参与现代诗论战与乡土文学论战。

余光中年轻时,与夫人咪咪的家,是文人学生常去的地方;那个时代还是个走路的时代,到余光中家便是走路去的。在诗人们记忆中,那些年咪咪不停地大肚子,把大女儿珊珊怀抱在胸前;也记得咪咪喂二女儿佩珊吃麦片的样子。有一回,大家同去观赏日本武侠片,吴望尧是急性子走在最前,咪咪挺个大肚子落后,余先生中规中矩,一向走在中间,不停地招呼前后:“吴望尧你等等,咪咪你快点。”蓝星诗社发起人之一覃子豪,住在中山北路,是粮食局专员;有一位师大的女友,文友们不先通知的造访有时会“不小心碰到”。这时痖弦还在左营当播音员,很“土”地在南部,可惜台北听不到他主持节目迷人的声音。

1954 年痖弦与张默、洛夫创立“创世纪诗社”,曾任《中华文艺》《幼狮文艺》总编辑,自1977 年主持《联合报》副刊多年,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对阵,因本名王庆麟,被称为“副刊王”。他的新诗创作,充满超现实主义色彩,音乐性强,蕴含悲天悯人的胸怀。1970 年由晨钟出版的诗集《深渊》,风靡了一代年轻人,大家互相传诵,模仿其中的语言,正在大学读书的我也是其中之一,一本诗集被我几乎翻烂了。后来我在他手下工作,亲身体会到他的幽默与机智,从他身上学习到不少编辑经验与写作技巧,受益良多。我赴欧洲留学临行前,他说:“彦明,我一直有个遗憾,没能读到博士,你聪明,能不能读一个?”不论玩笑与否,我没达成他的心愿,半途嫁人去了。

田园在“大新”的楼上,“大新”卖西瓜、冷饮。楼梯上去的田园,光线是黑了一点儿,一排排的沙发椅很厚重,椅背很高,有不少情侣。音乐的声音很大,都是古典音乐,有贝多芬、德彪西,由于说话声音总被音乐淹没,大家也就不抵抗地静静喝茶。

去田园,诗人们不喝咖啡,因为咖啡一杯喝完就没有了。喝茶,一杯茶八块钱,可以不断地添热水冲着喝。那时,龙泉街一盘猪肝炒饭也就八块钱。虽然茶钱贵,但是大家还是欢喜去田园,让声音在音乐中淹没。

时光荏苒。黄用出国,他原是台湾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大学时期经常在《蓝星》诗刊上发表诗作、诗评及诗论。毕业后赴美,改行学化学,获得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结了婚,在美国大学化学研究机构任职。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回国一次,“调皮、坏坏的样子”没有了;覃子豪死了;吴望尧到越南历劫回来,又到南美,多少沧桑;余光中、咪咪的孩子们已长成亭亭少女;杨牧已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 1984 年,我捧着诗人们珍贵的回忆寻找田园。田园不在了,建筑依旧,外观是罗马式的圆石柱,土地黄的砖墙仍是古老的痕迹,楼下不再是卖西瓜和冷饮的“大新”,而是卖新式西点的“老大昌”,田园原址也改换招牌为“纯吃茶黑森林西餐厅”。

美而廉

1957 年、1958 年至 1967 年、1968 年,台北中山北路二段 2 号的“美而廉”,也是文人常去的重要地方。它是台湾咖啡屋有现代化室内设计的开始,用很厚的瓷杯子,蛋糕、点心、面包都不错。1984 年时,我站在中山北路、南京西路口,眼前的美而廉已经变成三商百货了。

美而廉是江浙人士陈雁宾所创立,总店位于台北市博爱路,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台北市有名的西餐厅,供应咖啡、饮料、蛋糕、点心、面包。由于博爱路总店的成功,他开设了中山北路分店,也在新北投北投公园附近设分店。由于陈老板热爱摄影及文艺,特别把博爱路西餐厅的三楼提供出来作为文艺活动的空间,其中最为频繁的是举办摄影展。中国摄影学会1953 年在台湾复会,1954 年台北市摄影学会成立,都在博爱路的美而廉举行仪式。

陈雁宾曾任台北市摄影学会的会长、理事长,1957 年接《摄影新闻》画报董事长。1956 年,许昌街大火,博爱路美而廉遭火星飞溅,二、三楼焚毁重建;1957 年初,四层楼新厦落成,四楼改成为艺廊。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陈老板移民加拿大,美而廉随之落幕。

我童年住台湾南部,偶尔随父母上台北游玩,曾进博爱路美而廉吃西餐。在那里父母教我使用刀叉的礼节,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奶油薄涂在热软小团面包上,入口后的香甜美味永远难忘。那时,我并不知美而廉是台湾早期文人喜欢集聚的地方,而我自己只是一个在《国语日报》上发表作文的小女孩。

中国之友社

早一辈诗人聚会田园喝八块钱一杯茶的同时,另一派摩登的中国文化人则在“中国之友社”热闹地聚会。

中国之友社在台湾光复初期曾是中国航空公司招待所,是坐落在“总统府”与台北宾馆之间的一幢二层楼房子,后改组成为会员具乐部性质的中国之友社。

1958 年是中国之友社最热闹的年代, 一直到 1965 年、1966 年仍然摩登。当年这是华洋杂处之地,懂中外两种语言时髦人士的出入场所。

1945 年至 1956 年,全台湾可供接待外宾的旅馆仅有圆山大饭店、台北招待所、中国之友社、自由之家、励志社、台湾铁路饭店、台南铁路饭店、日月潭涵碧楼招待所等八家。中国之友社拥有 45 间客房,外国记者来了一定住这里,外国作家来了也一定住这里。1960 年日本女钢琴家藤田梓应邀到台湾,分别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举办演奏会。在台北下机下榻之所即为中国之友社。她那次演奏之旅,小提琴家兼指挥家邓昌国( 1923— 1992 )—时任台湾艺术专科学校(现为台湾艺术大学)校长、台湾艺术馆馆长,受托充当“保镖”,从而成就一段佳话。1961 年,两人结为连理,可惜终究没能白头偕老。

中国之友社除了提供住宿餐饮,还有会员制的保龄球设施、高级舞厅。因位于市中心,消费额不是很高,自然成为中外记者、国际电台人士聚集、联络、交换新闻与文化的中心。在这里,有定期桥牌赛、有两个保龄球道可比赛、有定期的舞会。咖啡厅在地下室的左角,旅居义大利的台湾歌星张美伦曾在这儿唱过歌,她原主修声乐,后投入流行歌坛而大红,歌声慵懒迷人。

中国之友社后改为“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又由台北市政府收回归公园管理处使用。

50 年代末期曾是文人“身份”象征的中国之友社,1984 年时早已旧迹难寻。

来源:《人情之美》
作者:丘彦明

You may also li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