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布里克森:瓦玛依

法拉跟着我去“恰马”。在和基库尤人打交道时,我总是带着法拉。尽管当争吵关乎他自身时,法拉几乎变得不可理喻,而且像所有索马里人一样,一旦自己部落的情感和宿怨卷进事件,他就彻底昏了头,但是对于其他人的争端,他还是具备智慧和判断力的。而且他还是我的翻译,因为他的斯瓦西里语很流利。

我到达集会之前就知道,诉讼的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剥削卡尼奴。他会看到他的羊被赶到四面八方,一些用来赔偿死伤孩子的家庭,一些用来维持“恰马”。这从一开始就违背了我的意愿,因为我认为,卡尼奴像其他父亲一样失去了他的儿子,而且他家孩子的命运在我看来,是全部人当中最悲剧的。瓦玛依已经死了,不再讨论;旺阳盖里在医院,有人照顾他;但是卡贝罗被所有人抛弃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尸骨何在。

现在,卡尼奴就是节日宴会上一头待宰的肥牛。他是我最大的佃农之一,在我的佃农名单上,他被列明有三十五头牛、五个老婆和六十头山羊。他的村寨紧挨我的树林,因此我常能见到他家的孩子和山羊,而且需要频繁地去找他家的女人谈话,让她们不要砍我的大树。基库尤人不懂得奢侈,他们当中最富有的人也活得像个穷人,我走进卡尼奴的草棚,看不到任何可以称之为家具的东西,可能只有一把让人坐的小木凳。但是卡尼奴的村寨里有许多草棚,四周是一大群热闹的老妇人、年轻人和孩童。接近日落的挤奶时间,一长队的母牛穿过平原踏进村庄,蓝色的影子缓慢地落在它们脚边的草地上。干瘦的老人披着兽皮斗篷,精明的黑色脸庞上爬满细密的皱纹,皱纹里嵌着尘土,这一切都让他名正言顺地顶着富翁的光环。

我和卡尼奴有过几次激烈的争吵,我甚至威胁过要把他赶出农场,这都是因为他策划的一次特殊运输。卡尼奴和邻近的马赛部落关系很好,他把四五个女儿都嫁了过去。基库尤人告诉过我,在旧时,马赛人认为与基库尤人通婚是自降身份。但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日趋消失的奇特民族为了推迟它的最终灭亡,已经放下骄傲。马赛女人生不出孩子,而好生养的基库尤年轻女孩在马赛部落里很受欢迎。卡尼奴的后代都很好看,他用年轻女儿们换回许多圆滚滚、活蹦乱跳的小母牛,把它们从马赛保留地牵了回来。在这个时代,不止一个基库尤老父亲用这样的方法发财致富。有人告诉我,基库尤的大头人奇南朱伊送了二十多个女儿给马赛人,从他们那里得到超过一百头牛。

然而,一年以前,马赛保留地因为口蹄疫被隔离,不准带出任何牲畜。在卡尼奴的眼里,这是个严峻的困境。马赛人是游牧民族,根据季节、雨水和牧草来变换住地,他们牛群里的一些牛在法律上属于卡尼奴,却也被赶着到处跑,有时会被赶到一百英里以外,没人知道它们怎么样了。马赛人是不择手段的牛贩子,与他们鄙视的基库尤人打交道时更是如此。他们是很棒的武士,听说也是极好的情人。卡尼奴女儿们的心被他们攥在手中拧转,像古时的萨宾女人那样变节了,他不再能指望她们。因此,趁夜里地区委员和兽医部都在睡觉,足智多谋的老基库尤人开始把他的牛群赶过小河,从马赛保留地转移到我的农场。他做出这种行径实在十分恶劣,因为土著们不是不理解隔离规定,他们非常尊重它。要是牛群被发现出现在我的土地上,整个农场都要被实施隔离,因此我派出守夜人到河边去堵卡尼奴的手下。在那些月夜里,发生了许多次大规模戏剧性的伏击,两方沿着银色的溪流你追我赶,整件事情的焦点—那些小母牛们朝四面八方蜂拥逃窜。

“恰马”的另一个当事人—乔工纳—死掉的那个小孩瓦玛依的父亲,则是个穷人。他只有一个很老的老婆,在这个世界上他的全部财产就是三头山羊。他不大可能发财,因为他是个非常单纯的人。我很了解乔工纳。这起意外和“恰马”开庭的前一年,农场上发生过一起恶性谋杀案。两个印度人在河上游的地方找我租了一间磨坊,为基库尤人磨玉米,他们在夜间被杀,货物被偷走,杀人犯却一直没找到。凶杀案吓走了这一区所有的印度商人和店主,好像集体被一阵暴风吹走了一样。我不得不给自家磨坊的普兰·辛格武装一把旧猎枪来留住他,即便如此,也花了好长时间才说服他。凶杀案之后的头几晚,我自己觉得听到屋外有脚步声,于是我安排了守夜人,连续一整个星期巡视,这个人就是乔工纳。他太温柔了,对杀人犯肯定不起什么作用,但他是个友善的老人,和他交谈也很愉快。他具有儿童般的欢快举止,大方脸上挂着鼓舞和渴望的表情,无论何时见到我,他都会大笑。现在,他在“恰马”上见到我就很高兴。

那段时间里,我在学习《古兰经》,书上说:“你不应为了穷人而扭曲法律的公正。”

除了我以外,集会里至少还有一个人意识到,“恰马”的目的是剥掉卡尼奴的皮:这就是卡尼奴本人。其他老人都围坐着,极其专心,为诉讼调动了全部的智慧。蹲在地上的卡尼奴把他的山羊皮大斗篷拉过了头顶,时不时从下面发出一声牢骚或抽噎,像只咆哮到筋疲力尽的狗,只是在痛苦地维持生命。

老人们想以伤童旺阳盖里的案件作为开始,因为这能给他们无休无止的交涉机会。如果旺阳盖里死了,赔偿金是多少?如果他被毁容了呢?如果他失去语言能力了呢?法拉按照我的指示告诉他们,除非我到内罗毕见过医生,否则我不会讨论此事。他们咽下失望,准备好下一个案子的论据。

我通过法拉告诉他们,“恰马”有责任尽快解决这个案子,他们不应该把余生都耗在这里。很明显这不是凶杀案,而是恶性事故。

“恰马”老人们用他们的专注对我的发言表示敬意,但我话音刚落,他们就开始反对。

“穆萨布,我们对事件一无所知,”他们说,“但我们看得出来,你知道的也不够多,你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只理解一点点。开枪的是卡尼奴的儿子,否则怎么会只有他一个人没受伤呢?如果你想听更多详情,我们的马武盖可以告诉你。他的儿子就在那里,一只耳朵被打掉了。”

马武盖是富农之一,和卡尼奴在农场上有点对手的意思。他看上去是个威严的男人,而且说话有分量,尽管他说话非常慢,时不时要停下来思考。“穆萨布,”他说,“我的儿子告诉我:男孩们一个接一个地端枪,指向卡贝罗,但他不对他们解释怎么开火,不,他根本不解释。最后他要回枪,同时开火了,伤了所有的小孩,杀死了乔工纳的儿子瓦玛依。这就是事情发生的经过。”

“我早就知道这些,”我说,“这就是所谓的倒霉和意外。谁都有可能无心开枪,我有可能从我家里开这一枪,或者你,马武盖,从你家里开这一枪。”

这激起了“恰马”的巨大骚动。他们都看着马武盖,他变得很不安。然后他们自己人之间非常低声地讨论了一段时间,就像在耳语。最后他们重新继续这个话题。“穆萨布,”他们说,“这次我们一个字也不理解你在说什么。我们只能相信,你所说的是一把来复枪,因为你自己用来复枪射击得很准,但用猎枪就不太准。如果这把枪是来复枪的话,你就说得很对,但没有人可以从你家或马武盖家用猎枪开枪,一直打到梅纳尼亚老爷家,还能把屋里的人打死。”

我愣了一下,说:“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开枪的是卡尼奴的儿子。卡尼奴会赔一些羊给乔工纳来弥补损失,而且每个人也都知道,卡尼奴的儿子不是个坏孩子,也不是故意要杀死瓦玛依的。既然不是蓄意凶杀,卡尼奴就不该赔偿同等数量的羊。”

这时一个名叫阿瓦路的老人说话了。相比其他人,他与文明的联系更为紧密,因为他坐过七年牢。

“穆萨布,”他说,“你说卡尼奴的儿子不坏,因此卡尼奴就不该付同等数量的羊。但如果他的儿子确实想要杀死瓦玛依,因此是个非常坏的孩子的话,那对卡尼奴会是件好事吗?他就会为此高兴,然后赔偿更多的羊?”

“阿瓦路,”我说,“你知道卡尼奴失去了他的儿子。你自己也去上学,所以你知道这个孩子在学校里很聪明。既然他在其他方面都很好,那么卡尼奴失去他,也是件很惨的事啊。”

然后是一阵漫长的停顿,圈子里没一点声音。沉默的最后,卡尼奴好像突然记起了遗忘的痛苦或责任一样,发出一长声哀号。

“夫人,”法拉说,“现在让这些基库尤人报出他们心里的数字吧。”他用斯瓦西里语对我说话,这样整个集会都能听懂,而且顺利地让他们感觉到局促不安,因为数字是个具体的东西,没有土著愿意挑明。法拉用眼光扫视整个圈子,傲慢地提议:“一百。”一百头羊是个不可思议的数目,没有人会当真考虑。一阵沉默笼罩住了“恰马”。老人们觉得自己任凭索马里人的嘲弄摆布了,选择对此保持缄默。一个很老的人低语了一声“五十”,但这个数字和法拉开的玩笑相比,一点分量都没有,轻飘飘地悬在空气中。

片刻之后,法拉凭借自身对数字的精通和作为牛贩子的老练,尖锐地说了声“四十”。这个数字触到了集会的小算盘,他们自己人之间开始非常热烈地讨论。现在他们需要时间,需要沉思,还有大量的喋喋不休,但无论如何,协商的基础已经奠定。我们到家后,法拉再次信心满满地对我说:“我认为这些老头会从卡尼奴那里牵走四十头羊。”

卡尼奴在“恰马”上还要再经受一次折磨,因为农场上的另一个大佃农,一个庞大家庭的父亲和祖父—大腹便便的老卡太古—现在站起来,提议清查卡尼奴要移交的绵羊和山羊,然后一头一头地特别指定。这违背了所有“恰马”的惯例,乔工纳一辈子也想不出这么坑人的方案,我只能猜测这是卡太古和乔工纳之间的协议,是为了卡太古的利益。我等了一小会儿,看看会玩出什么花样。

一开始,卡尼奴似乎已经屈服于他的受难,缩着头,低声啜泣,好像每指定一头动物,他就有一颗牙被拔掉。最后,卡太古本人犹豫不决地挑出一头无角的黄色大山羊时,卡尼奴的心都碎了,彻底精疲力竭。他钻出了他的斗篷,以勇猛的姿态走上前来。有一刻,他像公牛一样向我咆哮,一声求助的怒吼,从苦难深渊中发出的呼喊,直到他飞快地一瞥,发现我是站在他这边的,他不会失去黄山羊。他这才坐下,再无声息,只是过了一会儿,他给了卡太古一个意味深长的讽刺眼神。

长达一个星期的“恰马”听证会之后,赔偿金最终被敲定在四十头羊,由卡尼奴赔偿给乔工纳,但移交过程中不得指定具体的羊。

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我在吃饭的时候,法拉给我带来案情的最新进展。

他告诉我,三个涅里来的老基库尤人前一天抵达了农场。他们在涅里的草棚里听说了案件,从那里远道而来登台唱戏,辩称瓦玛依不是乔工纳的儿子,而是他们已故兄弟的儿子,因此死亡的赔偿应该依法交给他们。

我对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一笑置之,对法拉评论道,这正是涅里的基库尤人所为。不,法拉深思熟虑地说,他认为他们是对的。乔工纳确实在六年前从涅里来到农场,而且根据法拉搜集到的证据,瓦玛依的确不是乔工纳的儿子。“而且从来就不是。”法拉说。他继续说,乔工纳已经在两天前得到了四十头羊中的二十五头,这是他撞了大运,不然卡尼奴会任它们被牵到涅里去,眼不见为净。但乔工纳还是得当心,因为涅里的基库尤人不容易被撵走。他们已经在农场上落脚了,正威胁着要把案件捅到地区委员那里去。

于是,我对几天后我家门口的景象早就有了心理准备。涅里人属于下等的基库尤人,看起来完全就是三只肮脏邋遢的鬣狗,沿着瓦玛依的血迹偷偷摸摸地潜行了一百五十英里。乔工纳和他们一起过来,非常烦闷苦恼。两拨人截然不同的态度可能基于这一事实:涅里的基库尤人没什么可失去的,而乔工纳有二十五头羊。三个陌生人坐在石头上,和绵羊身上的三只扁虱一样活跃。我完全不同意他们的理由,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死掉的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没表示过半点关心。我现在为乔工纳感到惋惜,他在“恰马”上举止得体,而且我相信,他真心为瓦玛依哀伤。我向乔工纳问话时,他战战兢兢,哀声叹气,让人根本无法理解,这种状况下我们没法再继续谈。

但两天后,乔工纳在大清早赶过来,我当时正在打字,他让我为他记录下他和死去的孩子以及孩子家庭之间的关系。他想把报告交给达戈莱蒂的地区委员。乔工纳单纯直接的态度让我印象深刻,因为他此时对待事件立场分明,而且完全不带自我意识。显然,他把现在的坚决视为一次雄心勃勃的计划,这是有风险的,他在心怀敬畏地着手这件事。

我帮他把陈述写下来。这花了很长时间,因为这是一篇跨时超过六年的长篇报告,而且事件本身极其复杂。乔工纳回忆的时候,不得不频繁地中断他的故事,来把事件重新想一遍,或者回到事件中去把它们重新拼凑起来。大多数时候,他都用双手撑着头,拼命地拍打头顶,好像想把事实从脑子里抖搂出来。有一次他走过去把脸贴在墙上,像基库尤女人分娩时那样。

我拿了一份报告的副本,现在还留着。

你很难跟得上他的叙述,因为他给出了大量复杂的信息和无关的细节。乔工纳觉得回忆很难,这我倒不觉惊讶,让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能够全部都回忆得起来。开头是这样的:

“居住在涅里的瓦维路·瓦玛依临死前,他们用斯瓦西里语说‘纳塔卡福卡’—‘想要去死’。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妻子有三个女儿,瓦维路死后她再嫁了。另一个妻子的礼金瓦维路一直没有付清,他还欠她父亲两头山羊。这个妻子在抬柴火的时候拉伸过度,流产过一次,没有人知道她还能不能生孩子……”

叙述就这样继续下去,把读者拽进了基库尤人各种情况和关系的茂密迷宫里:

“这个妻子有个小孩名叫瓦玛依。那时他在生病,人们说他得了天花。瓦维路很喜爱他的妻子和这个孩子,他临死的时候很担心,因为不知道如果自己死了她会怎么样。于是,他让人喊来了住在不远处的朋友乔工纳·康雅噶。乔工纳·康雅噶这个时候欠着瓦维路三先令的一双鞋钱。瓦维路建议他,他们应该达成一份协议……”

协议是这样的,乔工纳要接手临死朋友的妻小,付给她父亲两头山羊,这是欠下的新娘礼金。从这里开始,报告变成了一张开销列表,这是乔工纳收养瓦玛依这个小孩之后承担下来的。他声称,接手病孩子瓦玛依后,他给孩子买过一种非常好的药。有时,他从印度杂货店里买米喂他,因为他吃玉米长不大。还有一次,他不得不付给附近一个白人农夫五卢比,因为农夫说瓦玛依把他的一只火鸡赶到了池塘里。这最后一笔现金他很可能凑得极艰难,所以在脑子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不止一次地提起这笔钱。从乔工纳的举止看来,他此时已经忘记了现在失去的这个孩子不是他亲生的。三个涅里人的造访和要求彻底震惊了他。单纯的人似乎都有种收养孩子的天赋,会把他们视同己出,善良的欧洲农民也会自然而然地这么做。

当乔工纳终于讲到故事的尾声,而我也全部记下来之后,我告诉他,现在我要念一遍给他听。我念的时候他扭过头去不看我,好像要避开所有的干扰。

但当我念到他的名字时,“于是,他让人喊来了住在不远处的朋友乔工纳·康雅噶”,他飞快地把脸转向我,然后给了我一个热情如火的对视,这一眼满载那么多的欢笑,以至于让这个老人顷刻间变成了个男孩,变成了青春的象征。当我结束整篇文稿,念出他的名字时—在文稿里,名字以他的拇指指印来确认,那个活力四射的对视再次出现,这一次是出于尊严,更加深刻,更加平静。

当上帝用泥土捏出亚当的形象,对他的鼻孔吹了一口生命气息,让他从此成为有灵的人时,亚当一定也曾投给上帝这样的一瞥凝视。我创造了他,并让他看见了自己:不朽的乔工纳·康雅噶。我把文件交给他,他恭敬而贪婪地接过来,把它叠放进斗篷的一角,手仍捂着它。他不能失去这封文件,因为他的灵魂在里面,它就是他存在的证据。这是乔工纳·康雅噶的成就,是让他流传千古的东西:血肉变成了文字,留驻在我们心中,充满真善美。

我住在非洲的时候,为土著们打开了文字世界的大门。那时,如果我愿意,我本有机会抓住昔日的尾巴,去亲历我们自身历史的一部分:体验广大的欧洲平原人口曾以同样讶异的方式看着信笺展开的时代。在丹麦,书面文字的出现发生在整整一百年前,我仍记得幼时从老人那里听来的往事,相信两块大陆对于新鲜文字的反应几乎完全相同。虽然人类拥有热爱艺术的天赋,却很少为了艺术的原则—书写本身,而展现出这般的谦卑和狂喜。

这些年轻土著之间的书信来往一般仍由职业写信人撰写。尽管一些老人为时代精神而激动,也有很老的基库尤人进入我的学校,耐心地熬过ABC,大多数的老一辈还是抱怀疑态度,远离这特殊的文字。只有少数几个土著可以识字,因此我的仆人、农场上的佃农和劳工都把他们的信拿给我,让我读。当我打开信件逐词研究时,会对内容的琐碎十分吃惊。这是带有偏见的文明人的通病。当诺亚的鸽子把小橄榄枝衔回来时,你会同样劲头十足地采集栽培它,不管它看上去多么琐碎,都比满载动物的整艘方舟更有分量,因为它孕育着整个绿色新世界。

土著的信件都很相似,它们更像一条公认的神圣公式,而且大致都行文如下:“我亲爱的朋友卡马乌·莫来福。我现在要把笔握在手中”—不能按字面理解,因为写字的是职业抄写员—“来给你写信,因为我想给你写信好一段时间了。我很好,我希望你蒙神恩宠,也很好。我的母亲很好。我的妻子不太好,但我还是希望你的妻子可以承蒙上帝的仁慈,过得很好。”接下来会跟着一长串的名字,每个名字附上一段简短汇报,大多无关紧要,尽管有时也会非常精彩。然后信就收尾了—“我的朋友卡马乌,现在我要结束这封信了,因为我没有时间写信给你。你的朋友恩度爱提·劳里。”

一百年前,为了在孜孜不倦的欧洲年轻人之间传递相似的信息,车夫们跳上马鞍,快马加鞭,邮差的号角声大作,叶状金边的信纸也被制造出来。信件受欢迎、被珍视,并被妥善保管起来,我曾亲眼见过其中的几封。

在学会说斯瓦西里语之前,我与土著的信件世界之间存在一种古怪的关系:我可以念出他们写的一切,却一个字都不理解在说什么。斯瓦西里这门语言一直没有书面语,直到白人们身体力行地编出书面语来,每个词语都按照发音小心地拼写出来,而且没有所谓迂腐的“正确拼读法”来迷惑读者。我坐下来,规范地把他们的大作逐字逐句地朗读出来,收信人大气不敢出地围在我的身边。尽管我一点也不知道它在说什么,却能密切地留意到读信的效果。有时他们听到我的话后突然放声大哭,或者拧绞着自己的双手,其他时候则欣然大喊。对书信最普遍的反应就是大笑,而且随着我的朗读,哄堂笑声越来越响。

后来我已经可以理解朗读的内容了,我发现,一条消息在被付诸文字之后,效果被夸大了好多倍。如果消息是口耳相传的,土著们接受起来就会带着怀疑和轻蔑,因为所有的土著都是伟大的怀疑论者—现在则被当作福音和真理。同样地,土著在辨识谈话过程中某个混淆的词语时十分敏锐,这种错误带给他们极大的恶趣味,而且他们毕生难忘,甚至会一辈子都用白人的一次口误给他起绰号;但如果这个错误是书面的—这很常见,因为抄写员都很愚昧,他们就会坚持把它解释成某种意思,会对此感到惊讶,拿来慎重讨论。他们宁愿相信最荒谬的书面语,也不愿挑剔它的毛病。

有一次我为一个农场男孩读信,写信人在各种消息以外还提到了一条简洁信息:“我煮了一头狒狒。”我解释说,本意肯定是他抓了一头狒狒,因为这两个词在斯瓦西里语里也有几分相像。但收信人坚决不同意。

“不对,穆萨布,不对。”他说,“他在我的信里是怎么写的?写的是什么?”

“他写的是他煮了一头狒狒,”我说,“但他怎么可能煮狒狒呢?而且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应该会更详细地告诉你为什么要煮它,又是怎么煮的。”

这个年轻的基库尤人开始对我这般批评神圣的文字感到十分不安,他把信要了回去,仔细地折好然后离开了。

至于我记下的乔工纳的陈述,事实证明对他非常有用,因为地区委员在读完陈述之后驳回了涅里人的上诉,他们闷闷不乐地回了老家,一点油水也没从农场上捞到。

这份文件现在变成了乔工纳的大宝贝。我不止一次见到它。乔工纳为它缝制了一个小皮包,在皮包上绣了钉珠,然后用皮带把它挂在脖子上。时不时地,通常在星期天早晨,他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把小包取下来,拿出文件让我读给他听。有一次我病了好久,恢复后第一次骑马外出时,他远远地看到了我,追着我跑了好长一段路,然后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我的马旁,交给我他的文件。每一次宣读,他的脸都挂上同样深刻虔诚的胜利表情,读完后他热切地整平他的小纸,把它叠好放回包里。记录的重要性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磨灭,反而分量倍增,好像对乔工纳来说,它最大的奇迹就是它不再变化。那么难以回忆的过往,很可能每一次想起时都在变化的过往,在他的眼前被捕捉、被征服,然后被板上钉钉地记了下来。它已经变成了历史,现在它不会再有任何可变性,也不会再有回转的阴影。

来源:《走出非洲
作者:卡伦·布里克森
翻译:沈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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