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跟着我去“恰马”。在和基库尤人打交道时，我总是带着法拉。尽管当争吵关乎他自身时，法拉几乎变得不可理喻，而且像所有索马里人一样，一旦自己部落的情感和宿怨卷进事件，他就彻底昏了头，但是对于其他人的争端，他还是具备智慧和判断力的。而且他还是我的翻译，因为他的斯瓦西里语很流利。
我到达集会之前就知道，诉讼的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剥削卡尼奴。他会看到他的羊被赶到四面八方，一些用来赔偿死伤孩子的家庭，一些用来维持“恰马”。这从一开始就违背了我的意愿，因为我认为，卡尼奴像其他父亲一样失去了他的儿子，而且他家孩子的命运在我看来，是全部人当中最悲剧的。瓦玛依已经死了，不再讨论；旺阳盖里在医院，有人照顾他；但是卡贝罗被所有人抛弃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尸骨何在。
现在，卡尼奴就是节日宴会上一头待宰的肥牛。他是我最大的佃农之一，在我的佃农名单上，他被列明有三十五头牛、五个老婆和六十头山羊。他的村寨紧挨我的树林，因此我常能见到他家的孩子和山羊，而且需要频繁地去找他家的女人谈话，让她们不要砍我的大树。基库尤人不懂得奢侈，他们当中最富有的人也活得像个穷人，我走进卡尼奴的草棚，看不到任何可以称之为家具的东西，可能只有一把让人坐的小木凳。但是卡尼奴的村寨里有许多草棚，四周是一大群热闹的老妇人、年轻人和孩童。接近日落的挤奶时间，一长队的母牛穿过平原踏进村庄，蓝色的影子缓慢地落在它们脚边的草地上。干瘦的老人披着兽皮斗篷，精明的黑色脸庞上爬满细密的皱纹，皱纹里嵌着尘土，这一切都让他名正言顺地顶着富翁的光环。
我和卡尼奴有过几次激烈的争吵，我甚至威胁过要把他赶出农场，这都是因为他策划的一次特殊运输。卡尼奴和邻近的马赛部落关系很好，他把四五个女儿都嫁了过去。基库尤人告诉过我，在旧时，马赛人认为与基库尤人通婚是自降身份。但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日趋消失的奇特民族为了推迟它的最终灭亡，已经放下骄傲。马赛女人生不出孩子，而好生养的基库尤年轻女孩在马赛部落里很受欢迎。卡尼奴的后代都很好看，他用年轻女儿们换回许多圆滚滚、活蹦乱跳的小母牛，把它们从马赛保留地牵了回来。在这个时代，不止一个基库尤老父亲用这样的方法发财致富。有人告诉我，基库尤的大头人奇南朱伊送了二十多个女儿给马赛人，从他们那里得到超过一百头牛。
然而，一年以前，马赛保留地因为口蹄疫被隔离，不准带出任何牲畜。在卡尼奴的眼里，这是个严峻的困境。马赛人是游牧民族，根据季节、雨水和牧草来变换住地，他们牛群里的一些牛在法律上属于卡尼奴，却也被赶着到处跑，有时会被赶到一百英里以外，没人知道它们怎么样了。马赛人是不择手段的牛贩子，与他们鄙视的基库尤人打交道时更是如此。他们是很棒的武士，听说也是极好的情人。卡尼奴女儿们的心被他们攥在手中拧转，像古时的萨宾女人那样变节了，他不再能指望她们。因此，趁夜里地区委员和兽医部都在睡觉，足智多谋的老基库尤人开始把他的牛群赶过小河，从马赛保留地转移到我的农场。他做出这种行径实在十分恶劣，因为土著们不是不理解隔离规定，他们非常尊重它。要是牛群被发现出现在我的土地上，整个农场都要被实施隔离，因此我派出守夜人到河边去堵卡尼奴的手下。在那些月夜里，发生了许多次大规模戏剧性的伏击，两方沿着银色的溪流你追我赶，整件事情的焦点—那些小母牛们朝四面八方蜂拥逃窜。
“恰马”的另一个当事人—乔工纳—死掉的那个小孩瓦玛依的父亲，则是个穷人。他只有一个很老的老婆，在这个世界上他的全部财产就是三头山羊。他不大可能发财，因为他是个非常单纯的人。我很了解乔工纳。这起意外和“恰马”开庭的前一年，农场上发生过一起恶性谋杀案。两个印度人在河上游的地方找我租了一间磨坊，为基库尤人磨玉米，他们在夜间被杀，货物被偷走，杀人犯却一直没找到。凶杀案吓走了这一区所有的印度商人和店主，好像集体被一阵暴风吹走了一样。我不得不给自家磨坊的普兰·辛格武装一把旧猎枪来留住他，即便如此，也花了好长时间才说服他。凶杀案之后的头几晚，我自己觉得听到屋外有脚步声，于是我安排了守夜人，连续一整个星期巡视，这个人就是乔工纳。他太温柔了，对杀人犯肯定不起什么作用，但他是个友善的老人，和他交谈也很愉快。他具有儿童般的欢快举止，大方脸上挂着鼓舞和渴望的表情，无论何时见到我，他都会大笑。现在，他在“恰马”上见到我就很高兴。
那段时间里，我在学习《古兰经》，书上说：“你不应为了穷人而扭曲法律的公正。”
除了我以外，集会里至少还有一个人意识到，“恰马”的目的是剥掉卡尼奴的皮：这就是卡尼奴本人。其他老人都围坐着，极其专心，为诉讼调动了全部的智慧。蹲在地上的卡尼奴把他的山羊皮大斗篷拉过了头顶，时不时从下面发出一声牢骚或抽噎，像只咆哮到筋疲力尽的狗，只是在痛苦地维持生命。
老人们想以伤童旺阳盖里的案件作为开始，因为这能给他们无休无止的交涉机会。如果旺阳盖里死了，赔偿金是多少？如果他被毁容了呢？如果他失去语言能力了呢？法拉按照我的指示告诉他们，除非我到内罗毕见过医生，否则我不会讨论此事。他们咽下失望，准备好下一个案子的论据。
我通过法拉告诉他们，“恰马”有责任尽快解决这个案子，他们不应该把余生都耗在这里。很明显这不是凶杀案，而是恶性事故。
“恰马”老人们用他们的专注对我的发言表示敬意，但我话音刚落，他们就开始反对。
“穆萨布，我们对事件一无所知，”他们说，“但我们看得出来，你知道的也不够多，你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只理解一点点。开枪的是卡尼奴的儿子，否则怎么会只有他一个人没受伤呢？如果你想听更多详情，我们的马武盖可以告诉你。他的儿子就在那里，一只耳朵被打掉了。”
马武盖是富农之一，和卡尼奴在农场上有点对手的意思。他看上去是个威严的男人，而且说话有分量，尽管他说话非常慢，时不时要停下来思考。“穆萨布，”他说，“我的儿子告诉我：男孩们一个接一个地端枪，指向卡贝罗，但他不对他们解释怎么开火，不，他根本不解释。最后他要回枪，同时开火了，伤了所有的小孩，杀死了乔工纳的儿子瓦玛依。这就是事情发生的经过。”
“我早就知道这些，”我说，“这就是所谓的倒霉和意外。谁都有可能无心开枪，我有可能从我家里开这一枪，或者你，马武盖，从你家里开这一枪。”
这激起了“恰马”的巨大骚动。他们都看着马武盖，他变得很不安。然后他们自己人之间非常低声地讨论了一段时间，就像在耳语。最后他们重新继续这个话题。“穆萨布，”他们说，“这次我们一个字也不理解你在说什么。我们只能相信，你所说的是一把来复枪，因为你自己用来复枪射击得很准，但用猎枪就不太准。如果这把枪是来复枪的话，你就说得很对，但没有人可以从你家或马武盖家用猎枪开枪，一直打到梅纳尼亚老爷家，还能把屋里的人打死。”
我愣了一下，说：“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开枪的是卡尼奴的儿子。卡尼奴会赔一些羊给乔工纳来弥补损失，而且每个人也都知道，卡尼奴的儿子不是个坏孩子，也不是故意要杀死瓦玛依的。既然不是蓄意凶杀，卡尼奴就不该赔偿同等数量的羊。”
这时一个名叫阿瓦路的老人说话了。相比其他人，他与文明的联系更为紧密，因为他坐过七年牢。
“穆萨布，”他说，“你说卡尼奴的儿子不坏，因此卡尼奴就不该付同等数量的羊。但如果他的儿子确实想要杀死瓦玛依，因此是个非常坏的孩子的话，那对卡尼奴会是件好事吗？他就会为此高兴，然后赔偿更多的羊？”
“阿瓦路，”我说，“你知道卡尼奴失去了他的儿子。你自己也去上学，所以你知道这个孩子在学校里很聪明。既然他在其他方面都很好，那么卡尼奴失去他，也是件很惨的事啊。”
然后是一阵漫长的停顿，圈子里没一点声音。沉默的最后，卡尼奴好像突然记起了遗忘的痛苦或责任一样，发出一长声哀号。
“夫人，”法拉说，“现在让这些基库尤人报出他们心里的数字吧。”他用斯瓦西里语对我说话，这样整个集会都能听懂，而且顺利地让他们感觉到局促不安，因为数字是个具体的东西，没有土著愿意挑明。法拉用眼光扫视整个圈子，傲慢地提议：“一百。”一百头羊是个不可思议的数目，没有人会当真考虑。一阵沉默笼罩住了“恰马”。老人们觉得自己任凭索马里人的嘲弄摆布了，选择对此保持缄默。一个很老的人低语了一声“五十”，但这个数字和法拉开的玩笑相比，一点分量都没有，轻飘飘地悬在空气中。
片刻之后，法拉凭借自身对数字的精通和作为牛贩子的老练，尖锐地说了声“四十”。这个数字触到了集会的小算盘，他们自己人之间开始非常热烈地讨论。现在他们需要时间，需要沉思，还有大量的喋喋不休，但无论如何，协商的基础已经奠定。我们到家后，法拉再次信心满满地对我说：“我认为这些老头会从卡尼奴那里牵走四十头羊。”
卡尼奴在“恰马”上还要再经受一次折磨，因为农场上的另一个大佃农，一个庞大家庭的父亲和祖父—大腹便便的老卡太古—现在站起来，提议清查卡尼奴要移交的绵羊和山羊，然后一头一头地特别指定。这违背了所有“恰马”的惯例，乔工纳一辈子也想不出这么坑人的方案，我只能猜测这是卡太古和乔工纳之间的协议，是为了卡太古的利益。我等了一小会儿，看看会玩出什么花样。
一开始，卡尼奴似乎已经屈服于他的受难，缩着头，低声啜泣，好像每指定一头动物，他就有一颗牙被拔掉。最后，卡太古本人犹豫不决地挑出一头无角的黄色大山羊时，卡尼奴的心都碎了，彻底精疲力竭。他钻出了他的斗篷，以勇猛的姿态走上前来。有一刻，他像公牛一样向我咆哮，一声求助的怒吼，从苦难深渊中发出的呼喊，直到他飞快地一瞥，发现我是站在他这边的，他不会失去黄山羊。他这才坐下，再无声息，只是过了一会儿，他给了卡太古一个意味深长的讽刺眼神。
长达一个星期的“恰马”听证会之后，赔偿金最终被敲定在四十头羊，由卡尼奴赔偿给乔工纳，但移交过程中不得指定具体的羊。
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我在吃饭的时候，法拉给我带来案情的最新进展。
他告诉我，三个涅里来的老基库尤人前一天抵达了农场。他们在涅里的草棚里听说了案件，从那里远道而来登台唱戏，辩称瓦玛依不是乔工纳的儿子，而是他们已故兄弟的儿子，因此死亡的赔偿应该依法交给他们。
我对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一笑置之，对法拉评论道，这正是涅里的基库尤人所为。不，法拉深思熟虑地说，他认为他们是对的。乔工纳确实在六年前从涅里来到农场，而且根据法拉搜集到的证据，瓦玛依的确不是乔工纳的儿子。“而且从来就不是。”法拉说。他继续说，乔工纳已经在两天前得到了四十头羊中的二十五头，这是他撞了大运，不然卡尼奴会任它们被牵到涅里去，眼不见为净。但乔工纳还是得当心，因为涅里的基库尤人不容易被撵走。他们已经在农场上落脚了，正威胁着要把案件捅到地区委员那里去。
于是，我对几天后我家门口的景象早就有了心理准备。涅里人属于下等的基库尤人，看起来完全就是三只肮脏邋遢的鬣狗，沿着瓦玛依的血迹偷偷摸摸地潜行了一百五十英里。乔工纳和他们一起过来，非常烦闷苦恼。两拨人截然不同的态度可能基于这一事实：涅里的基库尤人没什么可失去的，而乔工纳有二十五头羊。三个陌生人坐在石头上，和绵羊身上的三只扁虱一样活跃。我完全不同意他们的理由，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死掉的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没表示过半点关心。我现在为乔工纳感到惋惜，他在“恰马”上举止得体，而且我相信，他真心为瓦玛依哀伤。我向乔工纳问话时，他战战兢兢，哀声叹气，让人根本无法理解，这种状况下我们没法再继续谈。
但两天后，乔工纳在大清早赶过来，我当时正在打字，他让我为他记录下他和死去的孩子以及孩子家庭之间的关系。他想把报告交给达戈莱蒂的地区委员。乔工纳单纯直接的态度让我印象深刻，因为他此时对待事件立场分明，而且完全不带自我意识。显然，他把现在的坚决视为一次雄心勃勃的计划，这是有风险的，他在心怀敬畏地着手这件事。
我帮他把陈述写下来。这花了很长时间，因为这是一篇跨时超过六年的长篇报告，而且事件本身极其复杂。乔工纳回忆的时候，不得不频繁地中断他的故事，来把事件重新想一遍，或者回到事件中去把它们重新拼凑起来。大多数时候，他都用双手撑着头，拼命地拍打头顶，好像想把事实从脑子里抖搂出来。有一次他走过去把脸贴在墙上，像基库尤女人分娩时那样。
我拿了一份报告的副本，现在还留着。
你很难跟得上他的叙述，因为他给出了大量复杂的信息和无关的细节。乔工纳觉得回忆很难，这我倒不觉惊讶，让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能够全部都回忆得起来。开头是这样的：
“居住在涅里的瓦维路·瓦玛依临死前，他们用斯瓦西里语说‘纳塔卡福卡’—‘想要去死’。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妻子有三个女儿，瓦维路死后她再嫁了。另一个妻子的礼金瓦维路一直没有付清，他还欠她父亲两头山羊。这个妻子在抬柴火的时候拉伸过度，流产过一次，没有人知道她还能不能生孩子……”
叙述就这样继续下去，把读者拽进了基库尤人各种情况和关系的茂密迷宫里：
“这个妻子有个小孩名叫瓦玛依。那时他在生病，人们说他得了天花。瓦维路很喜爱他的妻子和这个孩子，他临死的时候很担心，因为不知道如果自己死了她会怎么样。于是，他让人喊来了住在不远处的朋友乔工纳·康雅噶。乔工纳·康雅噶这个时候欠着瓦维路三先令的一双鞋钱。瓦维路建议他，他们应该达成一份协议……”
协议是这样的，乔工纳要接手临死朋友的妻小，付给她父亲两头山羊，这是欠下的新娘礼金。从这里开始，报告变成了一张开销列表，这是乔工纳收养瓦玛依这个小孩之后承担下来的。他声称，接手病孩子瓦玛依后，他给孩子买过一种非常好的药。有时，他从印度杂货店里买米喂他，因为他吃玉米长不大。还有一次，他不得不付给附近一个白人农夫五卢比，因为农夫说瓦玛依把他的一只火鸡赶到了池塘里。这最后一笔现金他很可能凑得极艰难，所以在脑子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不止一次地提起这笔钱。从乔工纳的举止看来，他此时已经忘记了现在失去的这个孩子不是他亲生的。三个涅里人的造访和要求彻底震惊了他。单纯的人似乎都有种收养孩子的天赋，会把他们视同己出，善良的欧洲农民也会自然而然地这么做。
当乔工纳终于讲到故事的尾声，而我也全部记下来之后，我告诉他，现在我要念一遍给他听。我念的时候他扭过头去不看我，好像要避开所有的干扰。
但当我念到他的名字时，“于是，他让人喊来了住在不远处的朋友乔工纳·康雅噶”，他飞快地把脸转向我，然后给了我一个热情如火的对视，这一眼满载那么多的欢笑，以至于让这个老人顷刻间变成了个男孩，变成了青春的象征。当我结束整篇文稿，念出他的名字时—在文稿里，名字以他的拇指指印来确认，那个活力四射的对视再次出现，这一次是出于尊严，更加深刻，更加平静。
当上帝用泥土捏出亚当的形象，对他的鼻孔吹了一口生命气息，让他从此成为有灵的人时，亚当一定也曾投给上帝这样的一瞥凝视。我创造了他，并让他看见了自己：不朽的乔工纳·康雅噶。我把文件交给他，他恭敬而贪婪地接过来，把它叠放进斗篷的一角，手仍捂着它。他不能失去这封文件，因为他的灵魂在里面，它就是他存在的证据。这是乔工纳·康雅噶的成就，是让他流传千古的东西：血肉变成了文字，留驻在我们心中，充满真善美。
我住在非洲的时候，为土著们打开了文字世界的大门。那时，如果我愿意，我本有机会抓住昔日的尾巴，去亲历我们自身历史的一部分：体验广大的欧洲平原人口曾以同样讶异的方式看着信笺展开的时代。在丹麦，书面文字的出现发生在整整一百年前，我仍记得幼时从老人那里听来的往事，相信两块大陆对于新鲜文字的反应几乎完全相同。虽然人类拥有热爱艺术的天赋，却很少为了艺术的原则—书写本身，而展现出这般的谦卑和狂喜。
这些年轻土著之间的书信来往一般仍由职业写信人撰写。尽管一些老人为时代精神而激动，也有很老的基库尤人进入我的学校，耐心地熬过ABC，大多数的老一辈还是抱怀疑态度，远离这特殊的文字。只有少数几个土著可以识字，因此我的仆人、农场上的佃农和劳工都把他们的信拿给我，让我读。当我打开信件逐词研究时，会对内容的琐碎十分吃惊。这是带有偏见的文明人的通病。当诺亚的鸽子把小橄榄枝衔回来时，你会同样劲头十足地采集栽培它，不管它看上去多么琐碎，都比满载动物的整艘方舟更有分量，因为它孕育着整个绿色新世界。
土著的信件都很相似，它们更像一条公认的神圣公式，而且大致都行文如下：“我亲爱的朋友卡马乌·莫来福。我现在要把笔握在手中”—不能按字面理解，因为写字的是职业抄写员—“来给你写信，因为我想给你写信好一段时间了。我很好，我希望你蒙神恩宠，也很好。我的母亲很好。我的妻子不太好，但我还是希望你的妻子可以承蒙上帝的仁慈，过得很好。”接下来会跟着一长串的名字，每个名字附上一段简短汇报，大多无关紧要，尽管有时也会非常精彩。然后信就收尾了—“我的朋友卡马乌，现在我要结束这封信了，因为我没有时间写信给你。你的朋友恩度爱提·劳里。”
一百年前，为了在孜孜不倦的欧洲年轻人之间传递相似的信息，车夫们跳上马鞍，快马加鞭，邮差的号角声大作，叶状金边的信纸也被制造出来。信件受欢迎、被珍视，并被妥善保管起来，我曾亲眼见过其中的几封。
在学会说斯瓦西里语之前，我与土著的信件世界之间存在一种古怪的关系：我可以念出他们写的一切，却一个字都不理解在说什么。斯瓦西里这门语言一直没有书面语，直到白人们身体力行地编出书面语来，每个词语都按照发音小心地拼写出来，而且没有所谓迂腐的“正确拼读法”来迷惑读者。我坐下来，规范地把他们的大作逐字逐句地朗读出来，收信人大气不敢出地围在我的身边。尽管我一点也不知道它在说什么，却能密切地留意到读信的效果。有时他们听到我的话后突然放声大哭，或者拧绞着自己的双手，其他时候则欣然大喊。对书信最普遍的反应就是大笑，而且随着我的朗读，哄堂笑声越来越响。
后来我已经可以理解朗读的内容了，我发现，一条消息在被付诸文字之后，效果被夸大了好多倍。如果消息是口耳相传的，土著们接受起来就会带着怀疑和轻蔑，因为所有的土著都是伟大的怀疑论者—现在则被当作福音和真理。同样地，土著在辨识谈话过程中某个混淆的词语时十分敏锐，这种错误带给他们极大的恶趣味，而且他们毕生难忘，甚至会一辈子都用白人的一次口误给他起绰号；但如果这个错误是书面的—这很常见，因为抄写员都很愚昧，他们就会坚持把它解释成某种意思，会对此感到惊讶，拿来慎重讨论。他们宁愿相信最荒谬的书面语，也不愿挑剔它的毛病。
有一次我为一个农场男孩读信，写信人在各种消息以外还提到了一条简洁信息：“我煮了一头狒狒。”我解释说，本意肯定是他抓了一头狒狒，因为这两个词在斯瓦西里语里也有几分相像。但收信人坚决不同意。
“不对，穆萨布，不对。”他说，“他在我的信里是怎么写的？写的是什么？”
“他写的是他煮了一头狒狒，”我说，“但他怎么可能煮狒狒呢？而且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应该会更详细地告诉你为什么要煮它，又是怎么煮的。”
这个年轻的基库尤人开始对我这般批评神圣的文字感到十分不安，他把信要了回去，仔细地折好然后离开了。
至于我记下的乔工纳的陈述，事实证明对他非常有用，因为地区委员在读完陈述之后驳回了涅里人的上诉，他们闷闷不乐地回了老家，一点油水也没从农场上捞到。
这份文件现在变成了乔工纳的大宝贝。我不止一次见到它。乔工纳为它缝制了一个小皮包，在皮包上绣了钉珠，然后用皮带把它挂在脖子上。时不时地，通常在星期天早晨，他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把小包取下来，拿出文件让我读给他听。有一次我病了好久，恢复后第一次骑马外出时，他远远地看到了我，追着我跑了好长一段路，然后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我的马旁，交给我他的文件。每一次宣读，他的脸都挂上同样深刻虔诚的胜利表情，读完后他热切地整平他的小纸，把它叠好放回包里。记录的重要性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磨灭，反而分量倍增，好像对乔工纳来说，它最大的奇迹就是它不再变化。那么难以回忆的过往，很可能每一次想起时都在变化的过往，在他的眼前被捕捉、被征服，然后被板上钉钉地记了下来。它已经变成了历史，现在它不会再有任何可变性，也不会再有回转的阴影。
来源：《走出非洲》
作者：卡伦·布里克森
翻译：沈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