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喝咖啡，即使我知道一天若喝上超过第五杯，对身体是一种伤害，但我依然喜欢喝咖啡。
我喜欢喝两种咖啡，第一种是我老爸泡制的独门咖啡，香醇而不苦涩。虽然我极爱喝老爸泡的咖啡，但总不能老叫朋友到家里来坐，拗老爸泡一堆咖啡出来会客？于是，我与朋友更大部分是喝另一种咖啡：咖啡馆里的咖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咖啡馆得是自营作业的咖啡店，绝对不是连锁店。
为什么我必须强调是哪一种咖啡馆，因为我认为连锁咖啡店与自营作业的咖啡馆是全然相反的两种东西，即使他们卖的都是咖啡。就像巷口的书局与诚品书局不同，虽然他们都卖书。
喝咖啡、泡咖啡馆，并不是最近流行起来的什么新潮流，一九四○年代，沙特与西蒙・波娃这对爱人在巴黎的咖啡馆里讨论人的存在与人的不平等，亲身参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改造，同时为泡咖啡馆留下了人文的印象。
除开日据时代的高档享受，三十年来，台湾的咖啡馆也已跟台湾社会发生过许多互动。一九七○年代乡土文学论战前后，台北市武昌街的“明星咖啡”，是当时文艺青年的聚集地，例如黄春明早期许多小说作品，便是在“明星咖啡”被编辑捉到，逼迫着写出来交稿；例如以爵士乐为号召的“蓝调咖啡”，除了为早期支持杨祖珺等民歌运动的前辈，提供一个表演场地外，二十多年来，对于台湾弱势的爵士乐迷也提供一个喘息的角落，时至今日走进“蓝调咖啡”，还是可以与老板聊音乐、聊咖啡。这些咖啡馆在台湾扮演了一些人文的角色与异文化的空间，无怪许多人的理想是自己开一家咖啡馆，提供与自己有着相同理想的几个朋友休息与高谈阔论。
最近流行起来的并不是上述的这种咖啡馆，而是连锁咖啡店。我厌恶连锁咖啡店，原因之一是因为连锁企业为了节省成本，一向以极为低落的条件雇用工读生，一个小时工资，也许恰恰与三分钟内卖出的咖啡等价。工作内容则因为人数不足，包括点单、调理、收拾与清扫厕所，忙碌的工作内容是不停地冲泡与清理、忙着记下公司订定的各种配方，以及其他许多与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的技能，例如收银台操作、包装方式。若要谈得更远一点，跨国连锁咖啡企业对于美国以拉丁美洲的咖啡农也还存在着巨大的剥削。
原因之二是它无法提供泡咖啡馆的乐趣与生命经验。在柜台与客人招呼的不是一个抱着理想的店家，而是一个个用后即丢的工读生；每一家店布置成同一个长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吵杂的空间加上不时传来工读生的呼喊：“卡布其诺中杯好了，哪一位客人？”别说好好听音乐，有时连有没有放音乐都无法辨识。谈话与休息都变得不可能。
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最令我恶心的是这些连锁店全部口径一致，叫卖起与他们所做所为全然相反的符号——人文——来自欺欺人，用以向社会推销自己，以达成营利的目的。颇具进步性的知识分子沙特与西蒙・波娃，若知道他们无意间建立起的这种印象竟被连锁企业拿来炒作与营利、甚至压榨，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大有意见。
敏媛姐提到以往在咖啡馆工作受人看轻，现在在咖啡馆工作反成一种享受，这与我的观察恰恰相反；以往的咖啡馆有自己店内的次文化，连锁咖啡店反而塑造出一种单纯的受雇关系，丝毫没有乐趣与享受可言。我以为敏媛姐可能一时忽略了咖啡馆在台湾的一些角色扮演，才会做出这种反方向的推论。
敏媛姐并于大作中提到：“曾经在某校园的bbs 咖啡版看到有人写道：虽然有些咖啡店的兼职薪水较多，但他们仍愿意来Starbucks工作，因为可以学到很多关于咖啡的知识以及人际间的互动，这是远超过一小时的薪水所能感受到的『价值』。在咖啡之外，更多的人文精神与传承。所以喜欢Starbucks coffee！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我以为这当成一则招募员工的广告，相当合适，用人文华丽地包装着剥削的本质。姑且不论Starbucks曾经因为使用名不符实的咖啡豆而挨告败诉，从上面的引述中，就可以看出台湾的星巴克比工资已经很低的同业低；忙碌无比的工作，传承的只会是如何成为一个熟练的工人为公司营利，与人文沾不上边，这种生活方式的美好与值得，根本是被建构出来的。
人，不会因为饮用维士比而有福气，同时，也不会因为饮用咖啡而变得充满人文精神，同理，路边摊喝酒、庙口泡茶都一样可以富有人文气息。姑且不论人文的定义为何，咖啡的人文印象是在知识分子的激辩与实践中产生，除开这些，它只是一种饮品，喜爱它的口味，讨厌它的气息，都与人文无关。
从这点出发，若你恰巧和我一样爱喝咖啡，不满意自己泡出来的口味，却不似我一般好运有个巧手父亲，我建议你抛开连锁企业的包装假面，找寻保有着个人好恶的小咖啡馆，我以为那种地方，才有可能与人交换梦想、高谈阔论，或者也才有机会安静与休息。当然，这是和流行不相干的。
来源：新使者/2000年
撰稿：李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