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骑马踏进马赛保留地。之前我得蹚过一条河，继续骑行一刻钟，我就进入了野生动物保护区。我在农场居住期间，花了很长时间寻找可以骑马过河的地方：斜坡上有很多石头，而对岸的上坡又很陡，但是啊，“一旦踏入—轻快的心灵就会十分渴望喜悦”。
你面前是一百英里的跑马场和波浪起伏的空阔大地，没有一根栅栏，没有一条沟渠，也没有路。除了马赛人的村庄，没有人烟，而那些村庄一年中有半年时间也是荒废的，因为了不起的流浪者会举家赶着畜群迁往其他牧场。整个平原都规则地散布着低矮的荆棘树，狭长深谷里则是露出平整巨石的干涸河床，在那里你得四处寻找鹿道来穿行。过了一小会儿，你开始察觉，在这里是多么宁静。现在我回顾在非洲的生活，觉得可以归纳为一个来自匆促、喧嚣世界的人在一个静止国度的存在。
雨季前几天，马赛人会放火烧掉干枯的宿草，这时平原暗黑荒芜，去骑行也不愉快：马蹄扬起的黑焦土会沾满你全身，甚至钻进眼睛里；烧焦的草茎像玻璃一样锋利，你的狗也会被它们划伤脚。但当雨季来临，绿色的新草在平原上崭露头角时，你觉得仿佛正踩在弹簧上，马儿也愉快得想撒点小野。各种瞪羚都来到绿色平原吃草，看上去就像站在台球桌上的动物玩具。你可能会骑马加入一群大羚羊。英武平静的巨兽会在小跑走开前先让你接近，它们的长角在高颈的后方流动延展，胸膛上一块松弛的垂肉让它们从侧面看起来像个长方形，慢跑时这块垂肉在甩动。它们像是从古埃及的碑刻中走出来的，只不过碑刻上的它们在犁田，带着一种熟悉的家养气息。保护区里的长颈鹿躲得远远的。
有的时候，在雨季的第一个月，一种有香味的野生白石竹花会开遍整个保护区，远远看去，平原像斑驳着雪。
我从人类世界投奔动物世界，心情仍因昨晚的惨剧而沉重不堪。坐在我家的老人们让我心神不宁。古时候，当人们觉得邻居女巫很可能盯上了自己，或者觉得女巫的衣服里面正揣了个蜡质娃娃，准备用他们的名字施洗时，肯定有同样的感觉。
在农场的法律事务上，我与土著之间的关系总而言之，就是别扭。我最渴望的，就是农场的和平，所以我没法逃避他们，因为那些没得到严肃解决的佃农纠纷就像你在非洲得的烂疮，他们把它叫作草原烂疮：如果你不管它们，表面上它们会痊愈，但皮下仍在溃烂、流脓，除非你把它们从根里挖出来，让它们彻底好透。土著们明白，如果他们真的想解决一件事，就会让我出面裁决。
鉴于我对他们的法律一无所知，我在这些法庭上扮演的角色常常沦为一名形同虚设的首席女主演，自己的台词一句也不记得，必须由其他演员来提醒。这一任务被老人家们老练又耐心地一肩担起。有时我也扮演一个被公开对峙的首席女主演形象，她被自己的角色吓到，拒绝再演下去，愤而离席。这种情况发生时，我的观众们就会把它视为命运之手的一记重拳，是无法理解的不可抗力。他们缄默地冷眼看待，然后啐口唾沫。
欧洲和非洲对公正的定义不一样，而且两个世界水火不容。对非洲人来说，平衡宇宙灾难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置换。他不去探究行为的动机。无论你是伏击敌人，然后暗中割了他的喉咙，还是你从树上掉下来，一个无心的陌生人经过的时候被砸死，在土著脑筋里，两种情况在惩罚方法上都是一回事。社区遭受了损失，某个人就必须在某个方面做出赔偿。土著不花时间和精力来衡量歉疚感或美德：要么他担心这会扯太远，要么他推论出这种事用不着他操心。但他会殚精竭虑、无休无止地揣测，这种犯罪行为或灾难应该怎么换算成绵羊或山羊的头数—时间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他严肃地把你领入一片神圣的诡辩迷宫。那个时候，这与我理解的公正相悖。
在这一礼数上，所有非洲人都一样。索马里人和基库尤人的心智十分不同，而且深深蔑视基库尤人，但他们会用相同的方式坐下，来权衡谋杀、强奸，或他们远在索马里兰老家的牲畜诈骗—挚爱的母骆驼和马的名字、血统都铭刻在他们心里。
有一次消息传到了内罗毕，说法拉十岁的弟弟在一个叫布拉穆尔的地方捡了块石头，砸了另一个部落的男孩，敲掉他两颗牙。为了解决这一事件，两个部落的代表在农场碰面，坐在法拉屋里的地上整夜整夜地讨论。干瘦的老人来了，他去过麦加，带着绿色的穆斯林头巾；傲慢的年轻索马里人如果手头没有正经事时也会过来，他们为了不起的欧洲旅行者和猎人做扛枪手；以及黑眼睛的圆脸男孩们，他们羞涩地代表自己的家族，一声不吭，但在虔诚地聆听学习。法拉告诉我，他们认为事态非常严重，因为男孩破相了，到了适婚年龄他可能很难找到对象，不得不降低他对新娘的出身或者相貌的要求。最后忏悔金被敲定为五十头骆驼，也就是半额的“人头金”—足额的“人头金”是一百头骆驼。十年后，远在索马里兰，五十头骆驼会被加在一个索马里少女的彩礼上，让她对新郎的两颗缺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能悲剧就此埋下基础。法拉自己却觉得他们对他网开一面了。
农场的土著从来没有察觉到我对他们司法体系的态度，任何厄运降临时，他们都第一时间来找我判决赔偿。
有一次，在咖啡采摘季节，一个叫旺博伊的基库尤年轻女孩在我屋外被牛车碾死了。牛车当时正把咖啡从田里运去磨坊，我已经明令禁止任何人搭车了，否则每次运输都会有一群欢快的咖啡采摘女工和孩子们搭顺风车穿过农场—随便哪个人都能走得比牛车快，我的牛车会承载过重。但是，年轻的司机们没法狠下心来赶走满眼梦想的女孩们，她们一路跟着牛车跑，恳求着这种巨大的快乐，他们只好让她们在看见我家的时候跳下车。但是旺博伊跳车的时候摔倒了，车轮碾过了她小小的黑色头颅，辗碎了脑壳，车辙里拖了一条血迹。
我派人叫来她年迈的父母，他们从采摘田里过来，为她恸哭。我知道这对他们意味着沉痛损失，因为这女孩已经到了适婚年龄，本可以给他们带来绵羊、山羊和一两头小母牛的礼金。从她出生那天开始他们就盼着这个了。我在想应该怎么帮他们时，他们却先发制人精力充沛地赖上了我，他们索要全额赔偿。
我说，不，我不会给的。我已经警告过农场上的女孩，不让她们搭牛车，所有人都知道。二老点点头，他们没有异议，但雷打不动地仍坚持索赔。他们的依据是，总得有人赔。他们不接受任何人对这一原则的否定，质疑这件事比让他们接受相对论都难。我中断了讨论，回家了，他们尾随着我。并非出于贪婪或怨恨，而是出于一种自然法则，好像我真的有磁力一样。
他们就在我的屋外坐着等。他们穷苦，瘦小，营养不良，看上去像蹲在我家草坪上的一对小獾。他们在那里一直坐到日落，我几乎无法把他们和草坪区别开来。他们沉浸在深切的悲痛之中，丧亲加上经济损失，让不幸更加难以承受。法拉一天都不在家，因为他不在，我在上灯时分给他们送了些钱，让他们买羊肉吃。这是个错误的举动，他们把这看作围城之后我的第一次疲惫信号，之后在那里坐了一夜。我不知道他们那时有没有打算离开，如果当时还没有，那就是在夜里，他们萌生了去找年轻的牛车司机索赔的念头。这个念头让他们极其突然地钻出草地，离开了，一句话都没留下，而且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去了达戈莱蒂—我们地区助理专员住的地方。
这给农场招来了漫长的凶杀调查，许多年轻土著警察在这里大摇大摆地走动。地区助理专员唯一能为他们做的，就是以谋杀罪名把司机绞死，但当他搜集到案件的证据后，发现这并不可行，而长老们也不会在专员和我都拒绝后，就此事再召开一次“恰马”。于是最后，老夫妻不得不像其他人一样，默默接受他们一个字也不明白的“相对论”。
有时我对“恰马”的老朽们厌烦至极，就坦白地告诉他们我对他们的看法。“你们这些老头子，拼命地惩罚年轻人，”我说，“就是为了让他们没法攒下私房钱。因为你们，他们举步维艰，然后你们自己就买下全部的女孩。”老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又干又皱的脸上，小黑眼珠闪着光芒，他们的薄嘴唇微微颤动，好像在重复我的话，听到“恰马”的卓越本质被说出来，他们似乎很满意。
尽管我们的观点存在差异，对基库尤人来说，我的法官地位仍然潜力无限，而且我也很珍惜做法官的机会。那时我还年轻，曾仔细思量过公正与不公正的概念，但大多数时候，我是站在被裁决人的角度考虑的，我从未以法官的角度思考过。为了农场的和平，我不胜其烦地尽量公正裁决。有的时候，问题十分棘手，我不得不退出，然后花些时间来仔细思考，我披上一件看不见的“心灵斗篷”来隔绝人群，这样就没人可以来跟我瞎扯。这一举动通常对农场的人很有效，很久以后，我听他们肃然起敬地说起某个深奥的案件，说没人能在一周以内破解它。如果有一件很棘手的事，要想让土著们叹服，你就该在这件事上比他们浪费更多的时间。
土著们为什么要我来裁决，又为什么对我的裁定视之甚高，这可以从他们崇尚神话或神学的心态中找到解释。欧洲人已经失去了创造神话和教义的能力，我们若是需要这些东西，就会依赖过去现成的材料。但在这条深奥而虚无的道路上，非洲人的思维却可以轻松自如地运转。他们的这一天赋在与白人的交往中强烈突显出来。
通过他们给刚刚接触到的欧洲人取的名字，你可以发现他们这一天赋。如果你要派人送信给朋友，或者开车打听去他家的路，就必须知道这些名字，因为土著的世界不承认其他名字。我有个不爱交际的邻居，他从来不在家里宴客，就被叫作“萨哈内·摩加”—“一个盖子”。我的瑞典朋友艾瑞克·欧特是“赖萨塞·摩加”—“一筒弹药”意思是，他只要一筒弹药就可以夺命，这是个便于让人了解的好名字。我的熟人中有个狂热的汽车司机，他被叫作“半人半车”。当土著用动物给白人命名时—“鱼”、“长颈鹿”、“肥牛”，他们的思维在古老寓言的字里行间穿梭来去。我相信，这些白人在土著们的潜意识里扮演着人兽同体的角色。
而且语言具有魔力：一个多年来都被周围朋友以某种动物名字熟知的人，到头来会觉得自己与这种动物十分亲近，感觉到一种联结，他能从动物身上认出自己。当他回到欧洲后，反而会为没人把他和这种动物联系起来感到非常奇怪。
有一次，我在伦敦动物园偶遇一位退休的政府官员。在非洲时，我知道他以“布瓦纳·坦布”—“大象先生”著称。他一个人站在象馆前，深陷在对大象的沉思中。可能他常去那里。他的土著仆人应该也能猜到他会去那里，但很可能在整个伦敦，除了只在那里逗留几天的我，没人能够真正理解他。
土著的思想以奇怪的方式运作，而且与古人的思想联系紧密。古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象北欧神话的主神奥丁为了看清整个世界，放弃了一只眼睛，把爱神描绘为一个孩子，对爱一无所知。很可能农场的基库尤人正是因为我对作为裁决依据的法律一无所知，而看到了我作为法官的伟大。
正因为他们拥有创造神话的天赋，土著可以对你做出让你无法自卫也无法逃脱的事情。他们可以把你变成一个符号。我很清楚这一过程，私底下发明了一个词汇来形容它—“铜蛇化”。必要时，他们可以把我化为“铜蛇”，向我寻求解救和庇护 2 。和土著在一起生活很长时间的欧洲人会理解我的意思，尽管推敲《圣经》的话，这个词用得不甚准确。我相信，撇开我们这些白人在这片土地上从事的所有活动、带来的科学和机械进步，以及英国武力维持下的和平不提，解救与庇护是土著在我们身上唯一能挖出来的实际用途。
他们并非利用所有的白人达到同一目的，而且对每个人的利用程度也不同。在他们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被按照作为一条“铜蛇”的能耐排出了级别优次。我的很多朋友—丹尼斯·芬奇·哈顿、加尔布雷斯两兄弟、伯克利·科尔和诺斯拉普·麦克米兰爵士，都在土著心中居于高位。
德拉米尔爵士是顶级“铜蛇”。我记得有一次在高地旅行，那时正值蝗灾。蝗虫一年前席卷过那里，现在它们黑色的幼虫冒头了，啃食前一批剩下的植物，所经之处不留一片草叶。这对土著是可怕的打击，尤其是他们已经遭受过一次惨痛经历，这太难以承受了。他们的心都碎了，他们喘息，像死狗一样哀号，拿头去撞看不见的墙。后来，碰巧我跟他们提起我骑马穿过德拉米尔的农场，看到他的围场里和牧场上到处都是蝗虫，我补充说道，德拉米尔勃然大怒，对它们绝望至极。就在此时，听众们安静了，几乎放松下来。他们问我德拉米尔是怎么看待他的不幸的，又让我重复一遍，然后他们就不再吭声。
作为一条“铜蛇”，我没有德拉米尔爵士的分量，但还是有一些场合我能对土著派上用场。
在战时，入伍运输兵团的命运落到整个土著世界，农场的佃户们经常来我的房子外面围坐。他们不说话，即使自己人之间也沉默不语，他们盯上了我，把我当作他们的“铜蛇”。我不好把他们赶走，因为他们一来无害，二来，即使我这么做了，他们也会坐到其他地方去。这情境让人异常难以忍受。好在那时我弟弟的军团被派去最重要的维米岭战壕，我才得以脱身：我盯上我弟弟，把他变成了我的“铜蛇”。
当农场上有大灾降临时，基库尤人就把我变成丧主，或者领头恸哭的妇人。现在这起走火意外就是这种情形。因为我哀悼孩子们，农场的人就觉得他们自己可以置身事外了，眼下可以先把这件事搁在那里等我解决。至于不幸，他们会指望由我来承受，像圣会看着牧师代表他们独自干杯一样。
巫术这件事，就是一旦它被施于你身上，你就再也没法彻底摆脱。我想，“铜蛇”被立在杆子上供人仰望是个痛苦的过程，非常痛苦，我希望自己能够逃开这种命运。但是很多年以后，有些情形仍会让你思考：“我真的要被如此对待吗？我，曾经是条‘铜蛇’啊！”
我骑马过河回农场，马蹄子正踩在水里时，遇见了卡尼奴的儿子们—三个小伙子和一个小男孩。他们拿着长矛飞快地走来。我叫住他们，询问他们兄弟卡贝罗的消息，他们站定，水淹到了膝盖，脸色凝重，目光低垂，低声地说话。他们说，卡贝罗没回来，自从昨晚跑掉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他们现在很肯定，卡贝罗已经死了。他要么在绝望中自杀了，因为自杀的想法很自然地出现在所有土著心中，即使是土著小孩也会想到自杀，要么在灌木丛里迷路，被野兽吃掉了。兄弟们一直在到处找他，现在正要去保留地，到那里试试运气。
当我走上农场这边的河堤时，我转身面向整个平原。我的土地地势比保留地的高一些。平原上没有一点生命征象，只有很远以外的斑马在吃草，四处奔驰。然后搜救小分队出现在河对岸的灌木丛里，他们快步前进，一个紧跟一个，他们的队伍看上去像一条短毛虫在快速蜿蜒地滑过草地。阳光偶尔反光在他们的武器上。看起来他们方向十分明确，但又该去往哪个方向呢？在搜寻迷途孩子的过程中，他们唯一的向导就是秃鹰，因为它们总是盘旋在平原上的死尸上空，能够让你知道狮子猎物的具体地点。
但这只会是很小的一具尸体，甚至不够空中暴食者的一顿饭，不会有多少只秃鹰看见他，它们也不会逗留很久。
想想都觉得难过。我骑马回家。
来源：《走出非洲》
作者：卡伦·布里克森
翻译：沈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