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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伦·布里克森:在保留地骑马

我骑马踏进马赛保留地。之前我得蹚过一条河,继续骑行一刻钟,我就进入了野生动物保护区。我在农场居住期间,花了很长时间寻找可以骑马过河的地方:斜坡上有很多石头,而对岸的上坡又很陡,但是啊,“一旦踏入—轻快的心灵就会十分渴望喜悦”。

你面前是一百英里的跑马场和波浪起伏的空阔大地,没有一根栅栏,没有一条沟渠,也没有路。除了马赛人的村庄,没有人烟,而那些村庄一年中有半年时间也是荒废的,因为了不起的流浪者会举家赶着畜群迁往其他牧场。整个平原都规则地散布着低矮的荆棘树,狭长深谷里则是露出平整巨石的干涸河床,在那里你得四处寻找鹿道来穿行。过了一小会儿,你开始察觉,在这里是多么宁静。现在我回顾在非洲的生活,觉得可以归纳为一个来自匆促、喧嚣世界的人在一个静止国度的存在。

雨季前几天,马赛人会放火烧掉干枯的宿草,这时平原暗黑荒芜,去骑行也不愉快:马蹄扬起的黑焦土会沾满你全身,甚至钻进眼睛里;烧焦的草茎像玻璃一样锋利,你的狗也会被它们划伤脚。但当雨季来临,绿色的新草在平原上崭露头角时,你觉得仿佛正踩在弹簧上,马儿也愉快得想撒点小野。各种瞪羚都来到绿色平原吃草,看上去就像站在台球桌上的动物玩具。你可能会骑马加入一群大羚羊。英武平静的巨兽会在小跑走开前先让你接近,它们的长角在高颈的后方流动延展,胸膛上一块松弛的垂肉让它们从侧面看起来像个长方形,慢跑时这块垂肉在甩动。它们像是从古埃及的碑刻中走出来的,只不过碑刻上的它们在犁田,带着一种熟悉的家养气息。保护区里的长颈鹿躲得远远的。

有的时候,在雨季的第一个月,一种有香味的野生白石竹花会开遍整个保护区,远远看去,平原像斑驳着雪。

我从人类世界投奔动物世界,心情仍因昨晚的惨剧而沉重不堪。坐在我家的老人们让我心神不宁。古时候,当人们觉得邻居女巫很可能盯上了自己,或者觉得女巫的衣服里面正揣了个蜡质娃娃,准备用他们的名字施洗时,肯定有同样的感觉。

在农场的法律事务上,我与土著之间的关系总而言之,就是别扭。我最渴望的,就是农场的和平,所以我没法逃避他们,因为那些没得到严肃解决的佃农纠纷就像你在非洲得的烂疮,他们把它叫作草原烂疮:如果你不管它们,表面上它们会痊愈,但皮下仍在溃烂、流脓,除非你把它们从根里挖出来,让它们彻底好透。土著们明白,如果他们真的想解决一件事,就会让我出面裁决。

鉴于我对他们的法律一无所知,我在这些法庭上扮演的角色常常沦为一名形同虚设的首席女主演,自己的台词一句也不记得,必须由其他演员来提醒。这一任务被老人家们老练又耐心地一肩担起。有时我也扮演一个被公开对峙的首席女主演形象,她被自己的角色吓到,拒绝再演下去,愤而离席。这种情况发生时,我的观众们就会把它视为命运之手的一记重拳,是无法理解的不可抗力。他们缄默地冷眼看待,然后啐口唾沫。

欧洲和非洲对公正的定义不一样,而且两个世界水火不容。对非洲人来说,平衡宇宙灾难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置换。他不去探究行为的动机。无论你是伏击敌人,然后暗中割了他的喉咙,还是你从树上掉下来,一个无心的陌生人经过的时候被砸死,在土著脑筋里,两种情况在惩罚方法上都是一回事。社区遭受了损失,某个人就必须在某个方面做出赔偿。土著不花时间和精力来衡量歉疚感或美德:要么他担心这会扯太远,要么他推论出这种事用不着他操心。但他会殚精竭虑、无休无止地揣测,这种犯罪行为或灾难应该怎么换算成绵羊或山羊的头数—时间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他严肃地把你领入一片神圣的诡辩迷宫。那个时候,这与我理解的公正相悖。

在这一礼数上,所有非洲人都一样。索马里人和基库尤人的心智十分不同,而且深深蔑视基库尤人,但他们会用相同的方式坐下,来权衡谋杀、强奸,或他们远在索马里兰老家的牲畜诈骗—挚爱的母骆驼和马的名字、血统都铭刻在他们心里。

有一次消息传到了内罗毕,说法拉十岁的弟弟在一个叫布拉穆尔的地方捡了块石头,砸了另一个部落的男孩,敲掉他两颗牙。为了解决这一事件,两个部落的代表在农场碰面,坐在法拉屋里的地上整夜整夜地讨论。干瘦的老人来了,他去过麦加,带着绿色的穆斯林头巾;傲慢的年轻索马里人如果手头没有正经事时也会过来,他们为了不起的欧洲旅行者和猎人做扛枪手;以及黑眼睛的圆脸男孩们,他们羞涩地代表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