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为人熟知的分界线画出来了：英格兰硬朗、体格好；大陆讲究技术、有耐心，没准还缺德。
咖啡馆文化
查普曼独自完成了一场改变，从而解答了一个特定问题。见到他的方法发挥了作用，英国足球便跟上他的脚步，但三后卫的问世没能在英国催生出一代战术师。威利·迈斯尔写道：“不幸的是石膏模原封未动，没有足球术士或教授能将其击碎，用新范浇铸出新模式。”甚至正好相反，人们更愿意假装没有发生过战术变革，神圣的金字塔阵型仍完好无损。英足总在1939年下令球衣必须印上号码时就忽略了最新发展，他们规定右后卫必须穿2号，左后卫穿3号，右前卫穿4号，中前卫穿5号，左前卫穿6号，右边锋穿7号，右内锋穿8号，中锋穿9号，左内锋穿10号，左边锋穿11号，似乎仍普遍采用235阵型，至少还是基本框架，一切其他阵型都是在它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也就是说，如果用现在的观念看，采用WM阵型的球队阵容如下：2，5，3；4，6；8，10；7，9，11，现在英国人令人困惑地将中前卫（centre-half）用作中后卫（centre-back）的同义词，就是这个原因。
报纸同样罔顾现实，直到1960年代仍然按235阵型发布阵容 [1] ，好像大家都还在踢这个阵型。1953年英格兰队在温布利3-6惨败给匈牙利队，这场失利有一个意料之外的作用，就是提醒了英国人战术存在微妙差别，即便如此，一年后跟布达佩斯红旗队交手的时候，切尔西一番努力后总算在观战指南上正确印刷了匈牙利人的阵型，但对自己的仍然执迷不悟，认为所踢的WM阵型实际上是235阵型。英国人太守旧了，以至于教练多尔蒂的计策能奏效：1950年代他执教唐卡斯特流浪者，不时让队员用互换球衣来迷惑对手，因为对方习惯了通过号码来找出自己要对付谁。
为了完全明白战术有多重要，需要这样的阶层参与进来：他们天生就能解构足球和建立理论，对抽象设计和在实战中随机应变都得心应手，还有一点颇为关键，就是得免受英式反智主义的侵扰。这一幕出现在两次大战之间的中欧地区，乌拉圭人和阿根廷人所展现出来的，由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中产阶层给出了阐释，他们大多是犹太人。在维也纳的咖啡馆里，理解和探讨足球的新方式创造出来了。
奥地利足球兴起于在20世纪20年代，契机是于1924年创办两级职业联赛，这一年的11月，杂志《新维也纳》问道：“不管晴天还是下雨，只要到了周日，每个体育场最起码也能聚四五万人，你能在别的地方见识到吗？一多半居民兴致勃勃地关注比赛结果，到了晚上，耳边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联赛战况，谈论接下来比赛的前景，别的地方能这样吗？”答案很简单：除了英国，全欧洲只有维也纳。
但区别在于，英国人是在酒吧里聊足球，而奥地利人在咖啡馆里讨论。英国足球最早是公学里的消遣，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彻底转变成了一项属于工人阶级的运动；中欧足球的发展轨迹更为复杂，传播者是亲英的中上阶层，很快被工人阶级接受，随后就落入知识分子手中，不过大多数球员仍然是出自工人阶层。
中欧足球几乎完全是一种城市景观，核心是维亚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这几座咖啡馆文化最浓厚的城市。在哈布斯堡帝国末年兴盛起来的咖啡馆，尤以艺术气息和波西米亚风情而著称，成了汇集各阶层男男女的公共沙龙。在咖啡馆里，人们打牌、下棋、读报纸、收信件、取洗好的衣物，政界候选人把这当成会议室和辩论场，知识分子和其追随者在这讨论当天发生的大事——艺术、文学、戏剧，还有一样在20世纪20年代谈得越来越多：足球。
每家俱乐部都有专属的咖啡馆，自己的球员、球迷、董事和作家都聚到那。例如，维也纳奥地利队的拥趸通常在帕西弗咖啡馆碰面，维也纳快速队球迷去的是赫鲁伯咖啡馆，而一战之后二战之前的足球中心当属竞技场咖啡馆，早年那里是亲英板球爱好者常去的地方，到了1930年，它已经成为规模更庞大的足球爱好者的活动中心，按照《世界周报》二战后的一篇报道，在竞技场咖啡馆：“朋友和球迷组成了一种革命性的议会，他们不会一边倒地喜欢某家俱乐部，因为每家维也纳的俱乐部都在场。”
足球还对更有广度的文化产生影响，鲜明体现在中锋乌里迪尔身上。这位球星来自维也纳郊区——位于当时城区边缘的一片工人街区，所效力的维也纳快速就是一家根源于无产阶级的俱乐部，他强健有力的球风被赞为俱乐部这一属性的典范。乌里迪尔是咖啡馆里的第一位足球偶像，1922年，著名卡巴莱 [2] 艺人利奥波尔迪为他创作了歌曲，即大获成功的《今天乌里迪尔上场了》，到处都在传唱他的大名，连对足球没兴趣的人也都知道他。从肥皂到果汁，乌里迪尔开始为五花八门的产品做广告，1924年2月，他以主持人的身份在音乐厅亮相，与此同时还登上银幕，由他扮演自己的电影《光明与光荣》正在影院上映。
[1] 不光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有类似做法。按一些球员的回忆，他们是按235阵型来布阵，从1955年到1966年效力于托特纳姆热刺的莫里斯·诺曼回忆说：“当时尼科尔森已经开始用跟今天一样的双中卫……我们老是按235阵型布阵，比尔·布朗守门，后卫是贝克和亨利，前卫和中前卫是麦凯、我和布兰奇弗劳尔，前锋是琼斯、怀特、史密斯、艾伦和戴森。”他讲的这个出场名单跟本书第八章的一张图相同，区别在于阵型不同，在他看来，自己和队友踢的是235阵型。
[2] 卡巴莱，指餐厅和夜总会里的歌舞表演。
多瑙河流派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胡戈·迈斯尔的神奇之队横空出世。奥地利足球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呈上升势头，首届中欧杯于1927年开幕，虽然开局不利，但他们最后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当时的参赛队包括瑞士、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漫长赛程持续了两年半。前四场奥地利队输了三场，然后5-1痛扁匈牙利队，3-0大胜最后的冠军意大利队，最后以一分之差屈居亚军。竞技场咖啡馆的人们不满意，而且激烈地争论要不要上辛德拉尔，这是一位几乎全靠头脑的天才前锋，所效力的维也纳奥地利队跟犹太中产阶层关系非常密切。
辛德拉尔是个球风新颖的中锋，身材纤细到绰号叫“纸人”。他是弱不禁风的天才，这一气质吸引了作家的目光，他们将辛德拉尔的创造力比作自己的创作才华：对时机和剧情感觉极好，既会精心谋划，又能自发随兴。在1978年发行的文集《约莱施姨妈的继承人》中，卓越的咖啡馆作家托尔贝格这样描写辛德拉尔：“他天生就有层出不穷的花招和奇思妙想，变化之多令人难以置信，他会使出什么样的踢法，别人永远捉摸不定。他没有体系，更不用说套路，他就是有——天赋。”
可胡戈·迈斯尔疑虑重重，早在1926年，他就让23岁的辛德拉尔首次在国家队亮相，但是，尽管充当了新理念的先锋，他在内心深处仍是个保守派，在战术方面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为怀旧而努力，他想重现1905年到访奥地利的流浪者队的球风，自己始终坚持绣花织网般的短传风格，忽视三后卫的出现，抱守中锋应崇尚体格的观念，也就是乌里迪尔那样的大个子。
乌里迪尔和辛德拉尔都出自摩拉维亚移民家庭，都在维也纳郊区长大成人，都成为社会名流（跟乌里迪尔一样，辛德拉尔在一部电影中扮演过自己，除了踢球的收入，他还有为手表和日用品做广告的外快），其他方面就鲜有共同点了。如托尔贝格所说：“他们只能在名气、技术、创造力和球技方面作比较，简而言之，他们在文化方面互不相同，好比坦克与饼干。”
最后在1931年，迈斯尔终于顶不住压力了，转而启用辛德拉尔做主力。效果好得出奇，当年5月16日，奥地利队5-0横扫苏格兰队。就在两年半之前，苏格兰队还上演了5-1大胜英格兰的温布利奇迹，此时他们发现自己在谋略上完败了，奥地利队的踢法跟他们一样，但超越了他们。诚然，苏格兰队中有七人是首次亮相，而且一个来自凯尔特人和流浪者的球员都没有，开场不久便折损了受伤的利德尔，还有，上半场临近结束时麦克纳伯的脑袋挨了一下，此后他就基本成了看客，但《邮报》毫不怀疑自己的亲眼所见，大呼“比我们强多了！”“没有任何借口。”苏格兰队只有门将约翰·杰克逊表现英勇，靠了他本队才没有更丢人现眼。
就在两天前，英格兰队在巴黎2-5惨败给法国队，这一周成了一道分水岭，此刻已无法否认：英国足球已经被其他地区赶上了（这不是说英国报纸和足球圈的头头以后就不否认了）。《工人报》的笔触完全领悟出此时的心境：“苏格兰象征着我们心目中的理想足球，如今看着它衰落了，也许如挽歌般感伤，但就在昨天，我们见证了一次源自真正美感的胜利，这更令人振奋。功臣是这十一名球员、十一个职业运动员（当然了，生活中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而归根到底，这是在向维也纳的美感、想象力和激情致敬。”
对神奇之队来说，故事刚刚开始。他们采用传统的235阵型，球风优雅的施米施蒂克担当进攻型中前卫，离经叛道的中锋踢法令这个体系非常灵活，为此有了“多瑙河漩涡”之称——接下来的11场比赛，他们9胜2平进44球，捧起第二届中欧杯。咖啡馆一片欢腾：他们的做法成功了，主要功臣是辛德拉尔，在他们自我浪漫化的眼光中，这位球星是从咖啡馆里孕育出来的。后来剧评家阿尔弗雷德·波尔加为《每日巴黎人报》执笔了辛德拉尔的讣告：“他踢球如同象棋大师弈棋：思想浩瀚博大，提前筹划自己的行动和对手的反击，总是能从所有方案中选出最有望建功的那个。”引人注目的是，这篇文章将多种基本主题汇集到了一起。
在刻画1920年代的乌拉圭足球时，作家加莱亚诺也用过下棋的比喻，后来泽连佐夫又将其用于描述洛巴诺夫斯基执教的基辅迪纳摩。辛德拉尔的球风明显受到霍根的影响，后者矢志不渝地追求快速控球。波尔加接着写道：“论卸球停球，他是一台无与伦比的捕兽夹；论出人意料的突然反击，他是娴熟老练的高手。他层出不穷地构思出虚晃一枪的花样，先用假动作令对手失去抵抗能力，真正杀招随之而来，在电光火石之间，用高超技艺巧妙地戏弄对手。”
最引人注目的是，辛德拉尔优先体现出进化生物学家古尔德的一个见解——“卓越的通用性”。古尔德写道：“运动与传统学术行为在风格和内涵方面都有不同，我不否认，但如果认为运动是依靠兽类直觉，那就肯定错了……最伟大运动员实现的成就，不仅仅是靠老天给的体格……纵观运动场上的优异表现，有一项品质最迷人也最无可否认，即他们的头脑是怎么控制某些核心技能的，因为不可能是通过深思熟虑：有意识地决策是一个逐一思考的过程，而完成动作所要求的时间，用于思考的话完全不够。”
波尔加谈及辛德拉尔：“从某个角度来看，他的腿具有智力，跑动时，许多卓越和出人意料之举出现在他的双腿上。辛德拉尔射出的球飞进球网，跟剧情最后的点睛之笔一样，是有望让观众理解和欣赏整个故事情节的结局，是所象征的（那种足球风格）在加冕王冠。”
接下来的1932年12月，神奇之队迎来了最大考验：对阵英格兰队。这个对手不是世界最强，远远不是，但凭借在足球发展过程中做出的贡献，受全世界的尊敬，而且还保持着主场对外国球队不败的光荣纪录。西班牙队曾让他们暴露出弱点，1929年在马德里取胜，但两年后便遭到狠狠报复，在海布里被1-7痛扁。击败苏格兰队是鼓舞人心的一战，许多奥地利人兴致勃勃、充满期待，可一向悲观的迈斯尔有些担心，于是向老友兼良师的霍根求助。
1921年，对在英格兰的前景不再抱希望的霍根来到瑞士，先在伯尔尼青年人执教三年，然后去了洛桑竞技。离开洛桑后，他重返布达佩斯，又成为MTK的教练，此时俱乐部名字已经变成匈牙利FC。再往后他去了德国担任德国足协的顾问，还执教德累斯顿俱乐部，主要是传播那种讲究技术的风格，正是拜这一球风所赐，大陆足球很快超越了英国足球。霍根在德累斯顿的弟子中就有后来的一代名帅舍恩，舍恩先是担任赫贝格的助手，随西德队夺得1954年世界杯，20年后以主教练的身份再度加冕这项桂冠。
起初霍根受到怀疑，很多当地教练抱怨他的德语不流利，德国足协请霍根开一次不用翻译的讲座，作为给自己正名的机会。开场糟透了，霍根的言行举止有些粗心，像个“语言教授，不像足球大师”，而且越来越蹩脚。为了强调头脑在足球里有多重要，他告诉听众说足球不仅仅靠身体，还需要靠“committee [3] ”，结果众人一脸困惑。 面对哄堂嘲笑，霍根要求暂停十分钟，起身离开讲台，回来时身穿博尔顿流浪者球衣。他脱下鞋袜，告诉听众，德国球员中踢球动作不正确的占了四分之三，然后光着右脚将球射出，命中15码外的一块木板，球弹回身边时，他强调两脚都能踢球的作用，又轰出一脚，这回用的是左脚，而且将木板劈成两半，就这样证明了自己的观点。霍根开始到各地巡回演讲，仅一个月时间，德累斯顿地区就有5000名球员得到了他的言传身教。1974年霍根去世的时候，西德足协秘书长帕斯拉克致信霍根之子弗兰克，称赞他的父亲是现代德国足球的缔造者。
后来，政治局势令霍根感到不安，于是离开德国前往巴黎。德国当局规定带到境外的现金不能超过一定数额，所以启程前他把积蓄缝在了灯笼裤里。他在巴黎遇到了问题：队伍里球星云集，纪律难以维持，于是他回到洛桑执教，但同样不如意。洛桑竞技俱乐部主席认为，错失进球机会的球员应该交罚款，霍根这种做法一直无法接受，迈斯尔发出召唤时，他正渴望新的挑战，就这样来到了奥地利。
需要说明的是，奥地利足球正需要他，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至少他们的天才需要来自外界的认可。在伦敦跟英格兰队交手前两周，奥地利队跟一支拼凑出来的维也纳球队踢了一场，费力地2-1取胜，身体不适的辛德拉尔远没有达到最佳状态。很明显，紧张是个大问题，而且福格尔和克施魏德尔的身体状况让人担心。尽管如此，奥地利人仍非常兴奋。人们聚集在维也纳英雄广场，收听三个扬声器接力传过来的现场解说，为了关注这场比赛，国会财政委员会还推迟了一个会议。
神奇之队开局不顺，踢了26分钟后，布莱克浦前锋吉米·汉普森两度建功，英格兰队2-0领先。下半场第6分钟，奥地利队扳回一球，辛德拉尔和沙尔的配合帮助齐施克破门得分，瑙施还踉踉跄跄地击中门柱，然后英格兰队缓过劲了，埃里克·霍顿的任意球打在躲避不及的沙尔身上，越过门将希登飞进球门。凭借完美无缺的控球和冷静的临门一脚，辛德拉尔将比分扳成2-3，不过转眼之间，克鲁克斯的远射又让英格兰队掌控了局面。奥地利队习惯一丢掉球权就退守到球的后面，这种做法让英格兰队很是困惑。奥地利又开始占据主动，细腻短传如同织网，可是欠缺致命一击的弱点断送了他们。终场前5分钟，齐舍克利用角球机会攻入一球，可惜为时已晚。奥地利队最后3-4告负，但精彩表现激发出了人们的兴趣。《每日邮报》称之为“天启”，《泰晤士报》将“道义上的胜利”授予奥地利队，还热情称颂他们的“传球技艺”。
两年后，在海布里球场，一支打着维也纳代表队旗号的奥地利队跟阿森纳交手——当时国际足联不赞成俱乐部队跟国家队踢比赛。此役奥地利队2-4告负，引发了罗兰·艾伦在《标准晚报》上的评论：“看起来不错，看起来不错：当奥地利人学会了怎么把全部聪明才智转化成真正管用的东西时……当他们谋划赢球的能耐像自己的控球本领一样高的时候，他们会让所有人坐起身来打起精神。”不祥之兆显露出来了，但在英格兰没人能看出。
这两场比赛反而被当成证据，说大陆球队在前场缺乏致命一击的陈词滥调底气更足了。用这一老套眼光来打量奥地利队，倒是能反映出一些真相，但遮掩住了全貌，导致忽略了神奇之队的控球要义，偏偏迈斯尔的谈吐习惯带有理想主义措辞，这更于事无补：“对我们中欧人来说，从一种审美角度来看，英国职业球员的进攻相当差劲。那种踢法将破门得分的活儿专门分配给中锋和边路球员，派给内锋的任务则是衔接攻击手和后卫，与其说是进攻球员，不如说更像前卫……中锋在我们欧洲大陆是领军人物，因为他技术高超、战术睿智，英格兰足球则限定他的行动，局限为专门利用对方后卫的失误。”
不过，迈斯尔称赞了英式足球的速度，表示这个特点让自己的球员“摸不着头脑、找不着北”，说“尽管他们的传球又高又快，还不够精确，但英国球员能用罕见的力量和快速的进攻来弥补”。一条为人熟知的分界线画出来了：英格兰硬朗、体格好；大陆讲究技术、有耐心，没准还缺德。
最后在1936年5月的维也纳，迈斯尔无比渴望的一幕成真了，奥地利队终于战胜英格兰队。赛前迈斯尔向霍根介绍自己的队伍时，后者询问两个内锋的体能情况，迈斯尔说打算开场20分钟内获得领先，这是关键一步，剩余时间要保住领先优势。他做对了。辛德拉尔一次又一次将中后卫巴克吸引出自己的位置——预示了17年后哈里·约翰斯通对抗希代古提时的痛苦不堪，不一会儿，英格兰队就已两球落后，下半场开始后不久，他们由卡姆塞尔扳回一球，但是，尽管头戴圆顶礼帽的迈斯尔在场边紧张不安，奥地利队仍明显胜出一筹。克雷斯顿承认：“我们不知如何是好，而且天儿太热了。”高温下疯狂冲刺撑不了多久，控球成了优先选择，一遇到这种情况，英国球队从未成功过。
[3] committee，霍根德语很差，想表达“头脑”这个含义时，讲出“committee”这个单词，所以听众很困惑。大概是说，“committee”指委员会，其成员是足协的领导、头头，霍根将两个含义弄混了。
方法和气质
可是，此时的神奇之队已经衰落了，奥地利已经将欧洲霸主的宝座让给了意大利。在阵型上，意大利人几乎是在不经意间采取了英式WM阵型和多瑙河派235阵型之间的中间立场，不过，让他们与众不同的并非阵型，而是精神气质。格兰威尔写道：“论技术之精妙，他们不如欧洲对手”，意大利足球“是靠更出色的力量和极佳的体格来弥补”。也许在法西斯统治下，崇尚出色体格是自然而然之举，但也符合波佐的意愿。头发蓬松的波佐是很有远见的天才领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领导着意大利足坛。1886年，他出生在都灵附近，一度大有希望成为赛跑运动员——在皮埃蒙特学生运动会上夺得400米冠军，日后在尤文图斯踢中前卫的朋友戈乔内戏称他“跑得像汽车”，还建议他试一下飞奔时“前面放个球”，于是波佐改弦更张，投身足球。
球技平平的波佐继续读书，在苏黎世的国际商业学校学会了英语、法语和德语，接下来前往伦敦。厌倦了在外国人社区的生活后，他离开英国首都，北上布拉德福德，在那儿靠父亲的关系找了个学习毛料生产的工作。突然之间，他被英格兰和足球打动了，决心要了解自己的新家园，他原本是天主教徒，但开始参加英国圣公会的宗教活动。他的日常生活很快英国化了：周日上教堂，周一到周五工作，周六交给足球。父母想让波佐回去到兄弟的机械厂帮忙，波佐拒绝了，于是父亲中断了资助。波佐仍留在英国，靠教语言勉强维持生活。
波佐喜欢上曼联，主要是因为喜欢他们前卫线的踢法，达克沃斯、罗伯茨和贝尔组成的中场堪称传奇。他养成了习惯——等老特拉福德的比赛结束后，在球员出来的地方徘徊不去，有一回他终于鼓起勇气，走到罗伯茨身边说自己有多崇拜他，说要是能和他谈谈足球自己会多感激。两人的老交情就是这么开始的，20年后波佐带意大利队踢出的风格，发展源头也是这里。反感三后卫的波佐用罗伯茨的特点来要求中前卫：得能往两翼输送长传，这个信念被他奉为圭臬，并依此做出决策，例如1924年重新成为技术委员 [4] 后，他立刻弃用罗马球迷的偶像贝尔南蒂尼，因为后者是“运球手”，不是他心仪的“分球手”。
为了参加姐姐的婚礼，波佐最后还是回到意大利，婚礼结束后，家人没放他去英格兰。他很快找到了职位——在意大利足协当秘书，并且接受了带国家队到瑞典参加1912年奥运会的任务，这是他第一次担任技术委员。在斯德哥尔摩，意大利先小负芬兰，接着赢了瑞典，最后1-5被奥地利痛扁。就算这场败仗不算意外，结果也挺让人扫兴，它的意义在于促成了波佐和迈斯尔的第一次见面，两人成了朋友，也成了终生对手。
同年12月，意大利1-3又输给奥地利，波佐随即辞职，重新踏上旅途。一战期间他在阿尔卑斯山区的部队服役，军衔是陆军上校。1924年初，意大利0-4惨败给奥地利，随后波佐第二次出任国家队的技术委员。在他的带领下，意大利队在这一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表现尚可，战胜西班牙和卢森堡后憾负瑞士，显露出不错前景，可惜他妻子不久后去世，波佐又一次辞职，随后五年里，他担任倍耐力公司的董事，闲暇时喜欢带着一条阿尔萨斯犬在山区漫步。等到1929年，意大利足协的征召又来了。波佐总共为足协效力了20年，将意大利队带成欧洲最佳，没准还成了世界第一强队。
波佐头一次任职时就注意到联赛过于臃肿，参赛队多达64支，他试图精简甲级联赛规模，结果一些球队退出足协。波佐第三次到足协工作时，职业联赛已经成立，执政的是法西斯政府，他们看出运动能充当宣传工具，非常热心地投资建体育场和基础设施。1938年世界杯意大利队夺冠，墨索里尼的新闻发言人费雷蒂在一份杂志上写道：“不管有没有越界，不管是不是运动……看到这些优秀选手时，我们意大利人……颤抖了，仍在欣喜若狂地颤抖，他们胜过了那么多杰出对手。”
尚不清楚波佐在多大程度上认可法西斯主义。由于他跟墨索里尼的关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纷纷有意回避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为1990年世界杯而在都灵城外兴建的阿尔卑球场没有以他的名字命名。不过，20世纪90年代新出现的证据显示，波佐曾和反法西斯抵抗组织合作，给比耶拉附近的游击队提供食物，还帮助盟军战俘脱身。
有一点是肯定的，波佐在管理和激励球队时充分利用了当时盛行的军事化作风。他说：“挑选球员的工作（交给一个人就行了），要是不止一个，那就得妥协，用这种办法组建出的强队，从来就没有过。”他是精明的管理大师，跟球员打交道时，发展出一种严厉的家长式管理风格，要知道，这些队员在各自俱乐部大多是球迷崇拜的偶像。比如说，训练中的练习赛每次都由他担任裁判，要是觉得某个人是因为私怨而不给队友传球，他就把这个人罚出去。如果两名球员公开不和，他就强令他们住同一个房间。最具争议的则是民族主义，只举一个例子，意大利队在布达佩斯的一场友谊赛中5-0大胜匈牙利队，前往布达佩斯的路上，波佐带球员参观了奥斯拉维亚和戈里齐亚的一战战场，在雷迪普利亚墓园中的纪念碑前驻足，他在自传中回忆说：“我告诉他们，可能这些让人难过的悲惨景象打动了他们，这是好事，无论这时要求我们做什么，跟那些牺牲在周围山上的人比起来，都微不足道。”有时候，他一边领着球员行进，一边高唱爱国歌曲《皮亚韦传奇》。
波佐崇尚的是英式做派，所以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举动，他还是想回归公平竞赛的黄金年代。赢球发奖金很快成了联赛的招牌特色，带来的副作用令他烦恼不安，他说：“这是在不惜代价地赢球，对对手抱有恶意，除了最后的联赛排名什么都不顾。”类似地，波佐在战术上喜欢经典的235阵型，不过他手下的中前卫欠缺创造力和机动能力，无法让阵型运转良好，于是波佐将目光投向阿根廷球星蒙蒂。蒙蒂为阿根廷队踢过1930年世界杯，在1931年加盟尤文图斯，然后成了“oriundi（侨胞球员，指有意大利血统、并取得代表意大利队参赛资格的南美球员）”。跟尤文图斯签约时蒙蒂已经30岁了，体重还超标，单独训练一个月后，速度还是不够快，但他符合要求，因为活动范围特别大，有了“宽度加倍”之称。一个新阵在尤文图斯出现了，也许这个阵型影响了波佐，他将蒙蒂用作中前卫，充当中转站，不怎么像查理·罗伯茨，也肯定不是赫比·罗伯茨。对方控球，蒙蒂就撤回来盯防对手的中锋；本方控球，蒙蒂就推进成为进攻支点。蒙蒂还算不上第三个后卫，按照格兰威尔的说法，实际上意大利足坛直到1939年才彻底领会WM阵型（波佐称之为sistema（体系），跟传统的metodo（方法）相对照）的完整内涵，标志是意大利在米兰2-2战平英格兰后，贝尔南蒂尼写了一篇论述WM阵型的文章。蒙蒂不属于后卫，但比传统的中前卫撤得深，而且两个内锋也回撤支援边前卫，这样以来，阵型就成了2323，或者叫WW。正如记者扎帕在《米兰体育报》上的评价，当时“这种模式将所有受推崇的战术体系的精华融为一体”。
阵型是一回事，风格是另一回事。尽管为此有些内疚，波佐骨子里还是个实用主义者。他的队伍无疑技术很完善，1931年在罗马3-0胜苏格兰一战就是明证，而且这时阵中还没有蒙蒂。《罗马体育报》这样报道不走运的客队：“挺快，体格不错，大脚和头球的确挺有劲，但一到沿着场地推进的正经踢法，他们看起来就像是新手。”对任何球队来说，这样的批评都足够严厉，落在苏格兰球员头上更是如同谴责——苏格兰的传统风格就是短传渗透、层层推进，而且曾执这一流派之牛耳。
那个时期，人们常把1930年在国家队首秀的伟大中锋梅阿查跟斗牛士相提并论，一首流行歌曲唱道：“射门得分时他踩着狐步舞的节奏。”然而乐趣和热忱很快褪去了，梅阿查依旧潇洒，皮奥拉、奥尔西和科劳西的水准也毋庸置疑，但他们越来越以体格和斗志为核心。1932年《运动场》的一篇社论强调：“在法西斯时代的第十年，年轻人坚强了，这是为了战斗，为了斗争，更是为了比赛本身；勇气、决心、角斗士的光荣，从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精选出的这些情操，不能排除在外。”
波佐还是盯人战术最早的倡导者之一。盯人的出现象征着变化：不能光想着自己怎么踢，还得阻止对手。1931年在毕尔巴鄂对西班牙的友谊赛就是一个例子，波佐安排切萨里尼盯阿吉雷萨瓦拉，逻辑是：“如果我把十一名对手用来思考的大脑切掉了，那对方的整个体系就将崩溃。”
[4] 技术委员，相当于主教练。
终将逝去
这么做引起了苛刻者的注意，等到1934年世界杯，争论真地开始了，有人质问意大利队的道德。一年前他们1-1战平仍坚持孤立主义的英格兰，这届世界杯又是在本土作战，而且劲敌神奇之队已经过了巅峰期，所以自己始终是夺冠热门。这回迈斯尔的悲观情有可原，他抱怨门将希登缺阵，而且一些国脚随俱乐部队到国外巡游后已经筋疲力尽，不过他声称，要是自己能从阿森纳借来中锋巴斯汀（擅长破门，进球数媲美中锋，主要位置是左边锋），那奥地利队原本会走向胜利，这显然是接受了英国人说奥地利队缺少有力打击的批评。
意大利和奥地利、波佐和迈斯尔，相遇在半决赛。此时这届世界杯的声誉已经沾上污点。奥地利远远算不上纯真无邪，八进四时就跟匈牙利人大打出手，真正出格的则是同一阶段意大利1-1战平西班牙那场，成了这届赛事陷入暴力的标志。蒙蒂的球艺的确高超，可他很乐意沉溺于暗黑技能，西班牙门将萨莫拉挨了好多打，第二天的重赛都上不了场。有三名还是四名西班牙球员因伤下场，说法不一，不管是哪个版本，最后晋级的是意大利，梅阿查鱼跃顶进头球，助东道主1-0取胜，西班牙队只能满腔悲愤地打道回府。
人们原本期待半决赛能上演不同风格的碰撞，可惜落空了。蒙蒂的盯防让辛德拉如同局外人，前40分钟奥地利队一次射门也没有，最后意大利只是一球小胜，梅阿查和顶替希登的门将普拉策一起摔倒，跟蒙蒂同来自阿根廷的瓜伊塔将漏过来的球弄进球门。捷克斯洛伐克在另一场半决赛中战胜德国，这样一来，捍卫多瑙河流派荣誉的使命就落在他们身上。决赛中，不时制造威胁的捷克斯洛伐克对让意大利陷入窘境，而且靠普奇在第76分钟的进球取得领先，斯沃博达击中了门柱，索博特卡还错过一个好机会。但是，离终场哨响只剩8分钟的时候，奥尔西为意大利扳平了比分，他大力踢出的球飞出一道古怪轨迹，越过门将普拉尼奇卡钻进球门。双方进入加时赛，踢了7分钟后，一瘸一拐的梅阿查从右路传中，在瓜伊塔的帮助下，斯基亚维奥在“绝望的力量”的驱动下——这是事后他自己说的，突破茨蒂罗基攻入制胜一球。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实现了梦寐以求的胜利，可是在别的地方，这一渴望所产生的力量，还有为实现它而自甘堕落地所用的手段，却让人心有酸楚。比利时裁判郎热尼说：“这个世界冠军，大多数国家管它叫 ‘体育的惨败’，因为除了求胜欲一点都不为运动着想，更过分的是某个幽灵算计了整个赛事。”
当年11月的“海布里之战”只会加深这一印象，跟英格兰队的比赛开场仅两分钟，蒙蒂就在同德雷克的拼抢中弄断了脚骨，随后意大利队的反应很糟糕。亲历此战的边锋斯坦利·马修斯后来赢得首座金球奖，很长时间里一直被视为英格兰最伟大的球员，按他的说法：“单看意大利人的话，（这场比赛的）前15分钟就跟场上根本没有球一样。他们就像着了魔，什么都踢，能动弹的都不放过。”这种无法无天的踢法让英格兰频频获得破门机会，很快3-0领先，中场休息时波佐让队员冷静了下来，下半场他们抖擞精神，将比分扳成2-3。
在斗狠和冷酷的表象之下，意大利队的天赋无可争议，四年后他们成功卫冕世界杯，波佐还将其视为自己带过的最佳球队。这一回重点又放在防线的稳固上，扎帕写道：“意大利队的最大秘密是，能以尽可能少的兵力进攻，前卫从来不会分散对防守任务的注意力。”当时奥地利已经被德国吞并，但由两个上届世界杯的四强球队联合组建出的新德国队表现糟糕，第一轮就在重赛后被拉潘执教的瑞士队淘汰，八进四时捷克斯洛伐克不敌巴西，只有匈牙利打进决赛，从而促成了多瑙河流派与波佐的最后一次对决。意大利队的速度和体格都太棒了，又一个归化球员建功了，接替蒙蒂踢中前卫的安德雷奥洛看管匈牙利队的中锋沙罗希，这显得迈斯尔的足球理念呆滞而过时。退场时并非无人悲叹——法国记者让·埃斯克纳西问道：“我们该如何踢比赛？像做爱还是赶公交？”但它终将逝去。
“怒火”燃起
其他法西斯国家沿袭了相似路线。跟别的地方完全一样，西班牙足球也是由英国人引入的，特别之处在于，传播者是一群生活在红河采矿拓居地的英国工人——1873年，英国商人修·马西森出价350万英镑，在西班牙西南部的红河附近收购了一座快废弃的铜矿，第一笔收购款是用金币支付，运送时先用火车，后又用了牛车。
西班牙有记载的第一场足球比赛出现在1887年，是为庆祝圣洛克节而举行，交战双方都没有西班牙球员，所用的场地如今埋在一片厚厚的矿渣下。传统上，斗牛是主要娱乐，但采矿公司三年前就拆了斗牛场，理由是那儿成了妓女和醉鬼的聚点。传说这场比赛象征着英国人向西班牙人示好，这一运动场合把双方都吸引了，不过，按吉米·伯恩斯的说法，真相远不是这样，这场比赛反而强化了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差异。“可以想象到，起初没给当地人留下什么印象……他们把受欢迎的斗牛看作自己独有的消遣方式，而斗牛的冒险和创造力足球都不具备。”在西班牙，足球和斗牛的历史从那时起就交织在了一起。
采矿的英国人还将足球带到毕尔巴鄂，足球在这片土地真正扎了根。全西班牙第一座专门为足球而建的运动场，就是落成于1913年、成为西班牙足球摇篮的圣马梅斯球场。它坚强、有干劲的性格，正是根植于英国产业工人的价值观。
毕尔巴鄂竞技，西班牙足坛的第一个超级强队，于1903年成立于毕尔巴鄂，由两支已有的球队合并而成：一支由城里英国工人组建；另一支的创办者是萨马科伊斯体育馆的学生，他们在英国留学时学会了足球。毕尔巴鄂竞技的第一位主教练是英国人谢泼德，鉴于英国足球在当时的尊崇地位，这没什么奇怪的。俱乐部章程很快规定，队员必须有巴斯克血统，亲英立场则保留了下来，坚持两项传统：俱乐部名称用英文，教练让英国人当。此外，他们还得到了德拉索塔工业和航运集团的资助，这家企业在一战期间支持协约国 [5] ，战事期间一直继续跟协约国做生意。
比利·巴恩斯在1914年接过谢泼德的帅位。新帅曾在1902年足总杯重赛上为谢菲尔德联队攻入制胜球，随后还效力过西汉姆、卢顿和女王公园巡游者。一战期间，巴恩斯回英国参军入伍，当时已经带队拿了两座国王杯，再回到毕尔巴鄂竞技是在1920年8月。他说：“从我离开算起，巴斯克足球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我头一次来的时候，他们还在踢慢悠悠的短传，不急不躁，看起来挺优雅，但完全不实用，也就是苏格兰风格。我引入了快速踢法，采用长传，球从一个边路转移到另一个边路，将速度快、能进球的球员布置在中路。如今我发现俱乐部大多有了这么踢的趋势，而毕尔巴鄂竞技像是迷路了。”
就在巴恩斯回来的那个月，在安特卫普奥运会上，毕尔巴鄂竞技充满活力的踢法展现了出来，成为其化身的是西班牙国家队。动身时西班牙人没抱多大期望，国脚大多来自北方球队——因为他们能在草地上踢球，而中南部球队经常用干透的泥地。首战西班牙1-0战胜丹麦，随后在四分之一决赛中1-3不敌最后的金牌得主比利时，他们没有就这么打道回府，因为决赛出了风波。比利时和捷克斯洛伐克争夺金牌的决赛中，因为不满英国裁判的操纵，客队愤怒地退场以示抗议，结果被剥夺参赛资格。为了确定银牌归属，组委会设置了一个赛制复杂的附加赛，于是西班牙又踢了几场。
西班牙2-1赢了瑞典，2-0赢了意大利，从而有了跟荷兰争夺银牌的机会，靠塞苏马加两度建功，西班牙3-1战胜荷兰。不过，回国后成为英雄的是另一位巴斯克球员。对瑞典一战，上半场踢完后，西班牙0-1落后，下半场第六分钟，伤痕累累的贝劳斯特扳平比分，他挨了好多下肘击，鼻子都被揍扁了，耳朵也肿得厉害，只好用原本是为掩饰秃头的手帕裹住，仅过了两分钟，阿塞多打进制胜球。贝劳斯特的进球吹响了反攻号角，而且它凝练了巴斯克风格的精华。马诺罗·德·卡斯特罗用笔名汉德凯普写道：“中场休息后，比赛重新开始，西班牙队在战斗号令下，团结起来发动猛攻，猛烈得只用了不到两分钟就获得任意球，就在禁区外面一点。”
迎着飞过来的传中球，贝劳斯特一跃而起，一边对付着好几个瑞典球员，一边狠狠地将球塞进球门。汉德凯普称之为“大力神之球”。第二天，一份荷兰报纸将西班牙队的表现比作1576年西班牙军队洗劫安特卫普时的凶猛暴行，创造出“怒火（la furia）”一词，西班牙队很乐意地接受了。
这个进球成了“怒火”的象征，留下一段传奇，还被渲染得神乎其神：伟大门将萨莫拉后来说，贝劳斯特用胸膛将球撞入球网，拉扯他球衣的足足有四个瑞典人。就这样，西班牙人确信了，“怒火”就是踢球的正道，自己就要这么踢。伯恩斯将其定义为“一种特别讲究好斗和强壮体格的足球风格，被赐予了高尚的意愿和行动”。在俱乐部层面上，巴斯克人已经可以对“怒火”提出自己的版权要求，后来范围扩大，被国魂吸收。
几乎在得到认可的同时，“怒火”的缺陷也暴露了出来。1921年6月，一支拥有贝劳斯特等多位国脚的巴斯克球队到南美巡回比赛。球队先到了阿根廷，结果0-4惨败给布宜诺斯艾利斯明星队，在灵巧、技术好、配合紧密的对手面前，巴斯克球员怎么跑也抢不到球，接下来他们又去了罗萨里奥、蒙得维的亚和圣保罗，无论到了哪儿，他们在技术出色的对手面前总是踢得非常吃力，总共踢了八场，战绩是两胜一平五负。
[5] 协约国，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英国、法国、沙皇俄国为主的国家联盟。
战俘营的影响
毕尔巴鄂也有变化。巴恩斯只待了一个赛季，又赢得一座国王杯。为了寻帅，毕尔巴鄂竞技在《每日邮报》和《运动生活》上打了广告，从数百个热情的申请人中选择了伯顿。可惜伯顿只工作了两个月就肺病发作了，病根是一战时中的毒气。接下来一段时间，队长和两位退役球员组成的委员会管理队务，然后俱乐部迎来了救星弗雷德·彭特兰，所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执教过西班牙球队的英国教练中，彭特兰最受尊崇。
彭特兰的父亲是伯明翰市长，自己在布莱克本、女王公园巡游者和米德尔斯堡踢过右边锋，还为英格兰队出战五次。1913年，彭特兰挂靴，并且接受了一纸邀约，前往柏林执教德国国家队——这份工作正是吉米·霍根为到奥地利执教而放弃的。一战爆发时，身为平民的彭特兰未能幸免，被关进茹雷本战俘营。那个地方在柏林西边六英里，原本是一处赛马场，起初条件极差，囚犯睡在虱子出没的马厩里，地上只铺着稻草，只有一根水管用来洗漱，当地人捐了些破旧的木鞋和外套，每天的配给是一块血肠和一杓很稀的燕麦粥。
德国官方最后许可了犯人的自治。巴尼·罗内在《暴雪》第三期中记载了接下来的一幕：“英国人靠勇气和组织能力来应对困境的能力，这回有机会发挥了，大英帝国的暧昧遗产中，富有创意的折中主义常常遭忽视，如今也展现出来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成了，包括邮政、警察、杂志和图书馆。一张营地的地图显示，有网球场、基督教青年会、赌场、邮局、茶馆、办公楼、洗衣房和两个标准大小的足球场。
马场只有性别全是男性，其他都多种多样，五花八门得令人惊讶。一位犯人在战后不久发行的小册子里写道：“从富豪宅邸到贫民陋巷，各色人等和各行各业几乎都有代表。公司董事和水手、音乐家和工厂工人、理科教授和骑师……全都挤在一个小马场里……我们这群人的确混杂。我往厨房走的时候，同行者是珀斯伯爵（绰号“地球珍珠”）、一个混血和一个消防员。”
这座集中营挤满了名人和怪人，有世界知名指挥家F·查尔斯·阿德勒，曾在作曲家古马勒门下求学；研究物理的诺贝尔奖得主查德威克爵士，构想原子弹的第一人；赛马线人火奴鲁鲁王子，差不多是当时英国最有名气的黑人；《爱尔兰时报》的编辑“伯蒂”·斯迈利，他酗酒成瘾，喜欢戴宽檐帽；还有杰弗里·派克，此人设想用冰块建造航空母舰，还在自己的浴盆里向温斯顿·丘吉尔展示航母模型。
跟彭特兰一样，许多现役和退役球员被关到这。比如彭特兰在米堡时的队友史蒂夫·布卢默，他曾为英格兰队出战23次打入28球，刚在1914年7月成为不列颠柏林92队主教练；山姆·沃尔斯滕霍尔姆则是彭特兰在布莱克本的队友，1914年春天成为北德足协代表队的主教练；斯皮克斯莱在谢周三踢过左边锋，成为教练后在瑞典、墨西哥和德国拿了几个全国冠军；约翰·卡梅伦是前苏格兰国脚和托特纳姆热刺主教练，（一战爆发时）正执教德累斯顿SC俱乐部；卡梅伦带热刺时的弟子约翰·布里尔利也当了教练，此前在指导柏林维多利亚89队；还有德国国脚埃德温·达顿，他的双亲是从（英格兰港口城市）南希尔兹移居到德国的。
没了平时生活中的压力，这些犯人就开始提高自己，找找乐子。曾被监禁在这里的记者科恩注意到：“日常活动被扩展、改善、细分和精细化到这个程度：茹雷本自己就成了一个天地，我们要是想保持健康，想免受无聊和惰性的侵袭，这是必不可少的。”开设的课程有微积分、基础物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核放射、遗传学、生物学、音乐、文学、德国文学（用德文授课）、意大利文学（用意大利文授课）、莎士比亚和欧里庇得斯。他们建了一个带交响乐队的剧院，音乐厅举行演出时，男旦大受欢迎。
战俘营开设后不到一天，犯人就踢上了，不到两周，名为托特纳姆热刺、曼彻斯特巡游者和博尔顿流浪者的球队就纷纷成立。科恩回忆说：“球只有一个，一点劲都不能使。”球门则是“用外套堆出来的”。战俘营头子冯·克赛尔将军不同意举行足球比赛，再加上冬天到了，势头正高涨的联赛停办了。不过，等到春天时，冯·克赛尔回心转意了，他征用集中营旁边的一块地，规划出两个球场。彭特兰、布卢默和卡梅伦成立了茹雷本足球协会，协会管辖下的第一场比赛是在1915年3月29日踢的，由布卢默担任队长的茹雷本对阵理查兹领军的“其他”。战俘营办的杂志报道说：“这场比赛的架势太棒了，大家都能看出通过练习能达到非常高的水平。”5月2日，英格兰明星队跟世界明星队较量了一场，前者由彭特兰、沃斯滕霍尔姆和布卢默领衔，后者的队长是卡梅伦。营房一共十四个，每个营房派出两支队参加联赛，竞争相当激烈，场边有一千多人看比赛是家常便饭。
1915年9月，茹雷本足协发行了48页的手册，是“花大价钱”在柏林印的，内容以球员简介、队长采访和战术讨论为主。罗内写道：“这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开了先河，头一回把近似教练手册或战术指南的文字写了出来。茹雷本的学校荟萃众多学科，洋溢着执着的求知精神，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茹雷本足协事先检查了手册的行文错误。这个手册还显露出了一些迹象：鼎盛期的茹雷本硕果累累，假如英国足球能反过来从中吸收一点，那会有怎样的结果？”彭特兰偏好短传风格，据称是在布莱克本时喜欢上的，不过，就像罗内指出的，虽然找不出什么证据，但至少存在这种可能性：他的足球哲学是在茹雷本定型的，这里的文化氛围鼓励挑战常规，而且在战绩方面没什么压力，观众也不会大吼着要求往前起高球。
战后彭特兰回到英国，在西南部修养期间娶了照护自己的护士——她的前夫在战争中丧生，自己加入了志愿救护队。彭特兰很快回到欧洲大陆，带法国参加了1920年奥运会，八进四战胜意大利，半决赛不敌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遭驱逐前就回国了，所以缺席了争夺银牌的附加赛。
怒火、国魂和耶稣会
接下来彭特兰前往西班牙，先执教桑坦德竞技，然后被一万比塞塔的月薪吸引到了毕尔巴鄂竞技。第一次训练课上，他最先做的是教球员怎么正确系鞋带。他说：“把最基本的搞清楚，其他的就跟着来了。”他还取消了巴恩斯非常引以为豪的长传风格，逐渐灌输传球型踢法——也许仍然充满了“怒火”的坚韧和果决，但这种球风动的脑筋更多，也不那么急迫。彭特兰会在训练场上吞云吐雾，衣着品位不受天气影响。《北方体育报》在1928年刊发的照片上，彭特兰是这样一幅形象：表情严肃，目光坚毅，小胡子下面是标志性的含蓄微笑，身着厚西服，领带有斑点图案，手帕叠得一丝不乱。头上肯定戴着圆顶硬呢帽，这是他的招牌，为此得了一个绰号“El Bombín”（一种圆顶礼帽）。他与众不同，一向苛求，而且大获成功。
在彭特兰的指挥下，毕尔巴鄂竞技运用内锋略微回撤的战术，连夺两个比斯开冠军和1923年国王杯。庆祝重大胜利的时候，球员从彭特兰头上抢走帽子，蹦蹦跳跳地踩烂。据说在国王杯决赛即将分出胜负时，彭特兰冲球员大喊：“你们只差三分钟了，帽子！”
1925年，彭特兰转投马德里竞技，翌年打进国王杯决赛，接下来在皇马奥维多待了一个赛季，然后回到马德里竞技，在1927年夺得中部锦标赛冠军。1929年，英格兰队造访马德里的大都会体育场，彭特兰为西班牙队主帅马特奥斯出谋划策，帮助主队4-3取胜——这是英格兰队第一次输给欧洲大陆球队。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彭特兰离开马德里，回到毕尔巴鄂竞技，他在这儿又收获了两个西甲冠军、四座国王杯和三个比斯开冠军，期间还带队12-1重创巴萨，至今仍是后者队史上的最惨痛失利。等到1933年，彭特兰又南下马德里，然后第三次成为马竞主帅。1936年，随着内战的迫近，彭特兰离开了西班牙，他在布伦特福德短暂担任助理教练，接下来执教巴罗队——他在英格兰当一线队主教练只有这么一次。早年的先驱人物太多了，其中名气最大的是霍根。彭特兰在国内一直不受赏识，在毕尔巴鄂竞技，他被视为球会的缔造者。1959年，彭特兰受邀故地重游，出席跟切尔西的纪念赛，在现场接受了卓越会员奖章，三年后他与世长辞，毕尔巴鄂竞技在圣马梅斯举行了悼念仪式。
毕尔巴鄂竞技的英式传统由加伯特延续了下去，此前他在意大利取得了成功，执教过热那亚和那不勒斯。1935-1936赛季，加伯特带队赢得西甲冠军，但西班牙内战很快爆发，于是回到意大利。内战最后以佛朗哥获胜而告终，这对毕尔巴鄂竞技影响深远，他们被迫改了俱乐部名称，放弃只使用巴斯克球员的政策，但佛朗哥对他们谈不上仇恨，远远谈不上，在1950年代末皇马统治欧洲之前，他喜爱的球队正是毕尔巴鄂竞技。
佛朗哥对巴斯克的态度很复杂。他禁止任何将巴斯克视为一个国家的想法，但他和其他右翼成员都认可，历经磨难而生长的“真正西班牙”的根，正是保留在巴斯克地区，而且同天主教义和帝国观念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巴斯克人被视为西班牙武士阶层的一部分，正如伯恩斯所说，他们的“基本价值观洋溢着男子气概，就是勇敢、献身、荣誉感和服从领袖”。这些品质是耶稣会的核心教育理念，而耶稣会正是由巴斯克骑士罗耀拉创立于十六世纪。跟英国公学一样，耶稣会学校也将运动视为塑造品格的根本途径。就是在这样的学校里，拉斐尔·莫雷诺·阿兰萨迪爱上了足球，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皮奇奇”，意思是小鸭子。这位毕尔巴鄂竞技的高产射手，踢球时也把手帕打成结系在头上，随西班牙队参加1920年奥运会时成了全队的英雄。1953年，佛朗哥派的《马卡报》创办联赛最佳射手奖时选择以他的名字命名，主要原因是他代表了“天主教-巴斯克-西班牙”，其次才是因为他的射门技艺。佛朗哥一面试图根绝巴斯克民族主义，一面把巴斯克球员奉为西班牙的象征：满腔怒火的西班牙复苏了，只不过这个时候它充满了独裁精神。
这一点在马德里竞技身上体现得最明显。1939年，他们同空军队合并，后者由空军在内战期间创立。考虑到无力偿还巨额债务，而且八名球员死于内战，这次合并还是符合情理的，可许多马竞球迷吓坏了。追本溯源，马竞是由几个巴斯克人成立的，起初是毕尔巴鄂竞技在马德里的分支，他们是一家外人的俱乐部，不是政府的俱乐部。为了体现新加入的军人的领导，马竞在球场上的气质跟着变了，一位将军在西甲恢复的首个赛季，也就是1939-1940赛季，批评了主教练萨莫拉，他对马竞的要求很清楚：“这个队缺的是胆量，非常缺……得多跑，全都冲对手使出来……教练得精神点，实行纪律，有时候得用用鞭子。”萨莫拉的确这样做了，给队伍灌输了必要的胆量，马德里空军竞技队当赛季夺得西甲冠军，翌年成功卫冕。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怒火”就是独裁的灵魂。它被发扬成宣传的一部分，宣传佛朗哥的新西班牙，也是传统的一部分，这一传统见证了将穆斯林从格兰纳达赶走的壮举，目睹了征服者开启跨越大西洋的征程，还选择了堂吉诃德作为西班牙决不妥协的典范。1939年，佛朗哥派报纸《超越》的社论写道：“在西班牙，‘怒火’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运动领域里，‘怒火’在足球上显现得最好，足球能够充分表现出西班牙民族的男子气概，在国际赛场上常常压制住了技术更好但不那么好斗的外国球队。”跟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一样，对于佛朗哥的西班牙来说，足球成了对尚武的追求。
悲壮又浪漫的结局
随着迈斯尔年事渐高和辛德拉尔步入职业生涯暮年，多瑙河流派注定会慢慢衰落，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让这一切板上钉钉了。德奥合并后随之而来的，是中欧犹太知识分子的末日，咖啡馆灵魂的消亡，还有辛德拉尔之死。1930年以后，这位伟大中锋越来越频繁地缺席国家队比赛，但他同意参加1938年4月3日的“和善赛”，交战双方是奥斯特马克省 [9] 联队和德国国家队。
德国足球落后于奥地利足球，但正在进步。国家队的第一任教练名叫奥托·内尔茨，他于1926年7月1日履职，是WM阵型的早期拥护者，霍根的言传身教则是由沙尔克04传承下来。从1933年到1942年的十次全德锦标赛，沙尔克04九次打入最后的决赛，六次夺冠。他们在奥地利教练维泽尔的指导下，践行出“漩涡”的新版本——“陀螺”。按照后卫博内曼的说法，决定进攻方向的不是脚下有球的队员，而是那些奔向开阔地带的无球队员，他说：“只有实在找不着传球对象的时候，我们才将球射入球门。”也许霍根欣赏他们的球风，但他会质疑这种风气。
这么放纵无度的踢法让内尔茨有些担心，沙尔克04两个颇声望的内锋塞潘和库佐拉就没有被他召入国家队。1934年世界杯内尔茨的确带上塞潘，但莫名其妙地安排他踢中后卫。库佐拉这么解释：“内尔茨跟我说过：‘我告诉你，你们在沙尔克的那些七零八碎，那些来回传球，全都算在一起，我一点兴趣都没有。要是你和塞潘一起上，那就成了拉拉扯扯带来带去。’”
这届世界杯德国队打进四强，成绩不错便有了想法，憧憬起两年后的奥运会足球金牌，届时可是在本土作战。可惜适得其反，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他们丢人现眼地以0-2输给挪威，内尔茨太不走运，因为希特勒到现场看球就这么一次，偏偏被他赶上。为内尔茨担任助手的赫尔贝格没在场，他去观看意大利跟日本的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了，这位日后带领西德夺得1954年世界杯的名帅正在国家队营地朵颐泡菜和猪肘时，从另一位教练那得知了输球消息，他把盘子推到一边，此后再也没碰过猪肘。世界杯结束后，赫尔贝格接替了内尔茨，他很快调整踢法，转向多瑙河流派，从沙尔克召入乌尔班和格莱施，中锋位置上启用优雅且酗酒无度的曼海姆内锋西夫林。这样一来，德国队踢得更流畅了，1937年5月16日在布雷斯劳（现为弗罗茨瓦夫）的友谊赛中达到巅峰境界，8-0大胜丹麦。记者克拉默写道：“人们喜欢往德国人头上安的机器人风格沦为了陈年旧事，艺术足球胜利了。”
尽管如此，他们的天赋和美感都逊色于奥地利。1938年4月的这场和善赛，奥斯特马克省联队控制了局面。随后的谜团让事情模糊不明，显而易见的是，辛德拉尔在上半场错失了一连串机会。他踢出的球一次又一次稍稍偏出门柱，当时的媒体报道就怀疑他是不是在嘲弄德国人，故意踢不进——据说有人下了不要进球的命令。可进球终于来了，下半场踢到一半，辛德拉尔补射得分，随后他的朋友塞斯塔踢进弧线任意球，为本队再下一城，辛德拉尔跑到坐满纳粹高官的董事包厢前面手舞足蹈地庆祝。
这个月晚些时候，从不掩饰自己倾向社会民主党的辛德拉尔一再拒绝为赫尔贝格的德国队效力，后者吸收了一些奥地利球员。八月，辛德拉尔花费两万马克，从犹太人德里尔手里买下一家咖啡馆。按照新颁布的法律，德里尔这样的犹太人只能放弃自己的产业，辛德拉尔的收购价要么非常公道，要么是不光彩地投机取巧——看你选择信哪个。因为不愿在咖啡馆里张贴纳粹海报，辛德拉尔受到了当局的指责，但称他为不同政见者的那些人言过其实了。
1939年1月23日早上，寻辛德拉尔未果的朋友哈特曼来到他位于安娜巷的公寓。破门而入后，哈特曼发现了死去的辛德拉尔：身体裸着，才交了十天的新女友卡斯蒂尼奥拉人事不省地躺在他旁边。卡斯蒂尼诺拉被送往医院后不治，死因跟辛德拉尔一样，是暖气故障引起的一氧化碳中毒。至少这是警方的结论，他们只调查了两天。但事情过去六个月后，也就是在纳粹当局下令销案的时候，检察官仍未得出结论。BBC于2003年制作的纪录片中，辛德拉尔的朋友乌尔布里希声称，一位当地官员接受贿赂后将死因记录为事故，以确保辛德拉尔获得国葬。还有人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当时，奥地利《皇冠报》在1月25日声称：“一切都指向一点，这位伟人是投毒谋杀的受害者。”托尔贝格在《球员之死》这首诗中表示，这件事是一个感觉自己被“新秩序”否定的人自杀身亡。后来还有人说，辛德拉尔和卡斯蒂尼奥拉都是犹太人，或其中一个是犹太人。辛德拉尔效力的维也纳奥地利的确是一家犹太中产阶层的俱乐部，而且有很多犹太人是从他的出生地摩拉维亚移居到维也纳，但他的家族信奉天主教。这个可能不是没有：也许意大利人卡斯蒂尼奥拉有犹太血统，可即便他俩真的是犹太人，这一身份也肯定被两人隐藏得很好，因为就在自己去世前的那周，她获准成为了一家酒吧的合伙人。最有说服力的是，几天前邻居们就抱怨过公寓的一个烟囱有毛病。
现有证据显示辛德拉尔死于事故，但英雄不能死得如同凡人的观念盛行一时，至少在那些浪漫的自由主义者看来，还有什么能比辛德拉尔之死更能象征德奥合并下的奥地利？这位受维也纳宠爱的运动员和艺术家死了，而且是和犹太女友一同被毒气夺去生命。波尔加在讣告中写道：“好人辛德拉尔至死追随了这座城市，他是维也纳的儿子，是维也纳的骄傲，同这里难以分割，当这座城市死去时，他也得死去。所有证据都指向自杀，自杀动机是对故乡的忠诚。在这座破碎、痛苦、遭践踏的城市生活和踢球，意味着用令人生厌的幻觉来欺骗维也纳……但怎么能这么踢呢？失去足球的生活变得一无所有，这时又怎么能活下去呢？”
直到最后一刻，咖啡馆足球仍保留了英雄主义昂扬和浪漫主义芬芳。
[6] 奥斯特马克省，德奥合并后奥地利成为德国的奥斯特马克省。
来源：《倒转金字塔》
作者：乔纳森·威尔逊
翻译：迪生、徐天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