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时代的咖啡(四):咖啡驱动的网络

如果你是个追求智慧与欢乐的人,如果你喜欢打探新闻,就像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样——就像荷兰人、丹麦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一样,那我向你推荐一个去处,那里的新闻无所不有,包罗万象:去咖啡馆里倾听吧——那里的消息句句属实……上至君主大事,下到老鼠轶闻,古今多少事,皆在咖啡馆。——托马斯·乔丹《来自咖啡馆的新闻》(1667)

最新的贸易要闻,商品的价格浮动,政坛的风吹草动,新近的科学动态,乃至人们对一本新书的评价——如果一个17世纪的商人想要了解以上讯息,那么只需走进咖啡馆,便可知晓天下事。在这里,可以读到最新的时事新闻,与其他顾客闲聊,与商业伙伴洽谈生意,或加入大家的讨论,闲话文学政治;而享受这一切,只需付一杯咖啡的钱。17世纪,欧洲咖啡馆是科学家、商人、作家及政客们交流意见、互通有无的场所。它颇似现代的网络,充满活力,信息丰富,但又不乏流言蜚语和捏造的假象;它是信息的自然通风口,大量的新闻通讯录、宣传手册、广告传单及党派间互相攻讦谩骂的言论都从这里散布出去。那个时代的一位观察家曾写道:“咖啡馆是自由交流的理想空间。在这里您可以随意阅读报章杂志,如《伦敦公报》(每星期一、四)、《每日新闻》(每星期一至六)、《邮差报》、《飞邮报》、《邮童报》(每星期二、四、六)、《英国邮报》(每星期一、三、五)以及各类副刊。”同时,这些刊物也将咖啡馆里的睿智传播到城镇和乡村。

为了迎合顾客的需求,一些咖啡馆还特意将近日货品价格、股票价格及航船时刻表贴在墙上。有的甚至还订了外国刊物供读者阅览。咖啡馆也经常进行具体的商贸活动,演员、乐手和水手们大都可以在这里觅到心仪的职位。有些咖啡馆迎合特定的消费群,有些咖啡馆承办某种特定的商业活动,而功用相似的咖啡馆通常会聚集在同一个地区。这种现象在伦敦尤为突出。在伦敦,有上百家始建于18世纪的咖啡馆。每家店门前的招牌上都刻着该店的店名和店标。服务定位相近的咖啡馆大都集中在一起。政客们频频聚首圣·詹姆斯和威斯敏斯特地区的咖啡馆;牧师和神学家们青睐保罗大教堂附近的咖啡馆;文人墨客经常光顾考文特花园的威尔咖啡馆——30年来,诗人约翰·德赖登和他的圈内好友们就是在这里修改作品,谈论最新的诗歌剧作。皇家交易所附近的咖啡馆是商人聚集的地方,老板们通常都在固定的时间光顾这里,以便他们的助手可以找到他们。他们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办公室、会议室及交易场所。法院街的“男人”咖啡馆出售书籍。有些咖啡馆还充当拍卖场,拍卖各种货品。1709年创立的伦敦杂志《泰特勒》曾以不同咖啡馆的名字作为各类文章的主题板块。该杂志第一期这样介绍道:“‘怀特的巧克力屋’将向您介绍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威尔咖啡馆’将带您领略风雅诗人的集会;‘格雷生咖啡馆’是一个学习的园地;在‘圣·詹姆斯咖啡馆’里,您将可以了解到来自国内外的大事要闻。”

《泰特勒》的编辑理查德·斯蒂尔在杂志上将自己的通信地址写为“格雷生咖啡馆”——当时科学家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这是咖啡馆的又一个新用途。

1680年,伦敦有了廉价邮政服务设施。从那以后,将咖啡馆当作邮件收寄点的情况就变得司空见惯。每家咖啡馆都有自己的老主顾。这些老主顾们通常一天会来一两次,每次都会点一杯咖啡,听听周围人谈论的新鲜事,然后查一下是否有自己的新邮件。

19世纪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利在其著作《英国史》一书中写道:“外国人说,咖啡馆是伦敦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特色。”“咖啡馆是伦敦人的家。打听别人的住址时,人们并不问你住舰队街还是法院街,而是问你经常去’格雷生’还是‘彩虹’。”一个人经常光顾的咖啡馆并不止一家,至于什么时候去哪家,全凭当时的心情。比如:一个商人可能周旋在一家以金融为主题的咖啡馆和一家以船运贸易为主题的咖啡馆之间。17世纪70年代,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在他的日记中记述道,他经常光顾的咖啡馆大约有60家之多——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兴趣爱好之广。

各种流言蜚语和时事要闻被顾客们从一间咖啡馆传到另一间咖啡馆。有时,他们还雇佣专门的跑腿者,让他们把诸如战争的爆发或大人物的死讯这样的重要消息快速地传递到其他咖啡馆。

通过这种咖啡驱动的网络,消息传播得很快。正如1712年《观察家》杂志所刊载的那样:“几年前,镇上有一个人经常以说谎自娱。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到查令十字咖啡馆去撒一个谎。然后,他就沿着这个谎言的传播路线走进镇上的每一家咖啡馆。晚上8点,他去见他的朋友们,并向他们讲述这一路上人们对这个谎言的反应是何其有趣——在考文特花园的威尔咖啡馆,人们对此都信以为真;在儿童咖啡馆,人们都认为这事严重得不得了;在乔纳森咖啡馆,人们都在推测这事与股票有何关联。”

咖啡馆论坛在公众舆论和私人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既塑造了大众观念,同时又反映了大众观念。理论上,咖啡馆是公共场所,任何人都可以进入(但女性除外,至少伦敦的咖啡馆是禁止女性入内的),但其实际的内部装饰、舒适的家具以及顾客们频频的光顾,却给人们一种温暖的家的感受。在咖啡馆里,人们也要遵守一定的规则,比如:要把社会地位之分留在咖啡馆的门外。正如当时的一首押韵诗所写:“不论是贵族绅士,还是商业人士,我们皆欢迎,在这里,大家平起平坐笑盈盈。”

1680年至1730年,伦敦是世界上咖啡消耗量最大的城市,可见当时咖啡馆在伦敦的重要性。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日记上潦草地记录着他们在咖啡馆的经历和收获:“然后,我去了咖啡馆。”这句话频频出现在英国政府要员塞缪尔·佩皮斯的日记里。他在1664年1月11日这天所写的日记,为那个时代的咖啡馆蒙上了一丝神秘而浪漫的色彩——在咖啡馆里,无论是深刻的哲理,还是繁复的生活琐事,你都可以自由地谈论;而且,你永远都无法预料下一秒会遇见谁,接下来会听到什么,“然后,我去了咖啡馆。

佩蒂爵士和格兰特船长也在那里。于是,我们就开始畅谈音乐,探讨世界的本质,讨论回忆的艺术……以及其他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我们谈得兴致盎然,很久没有遇到这么好的知己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想认识一下希尔先生……镇上人们谈论的焦点依然是科隆奈尔·特纳,他犯了抢劫罪,大家都认为他会被处以绞刑”。

情况相似的是,胡克的日记也记述了他的咖啡馆生活:在咖啡馆里,他与朋友进行学术讨论,与建筑商及乐器商们洽谈生意。有时,他甚至还把这里当作实验室,集中进行科学实验。他在1674年2月的一篇日记中记述了他和朋友在盖拉维咖啡馆所谈论的话题——盖拉维是他当时最喜欢去的咖啡馆——据说,印度商人都有一种习惯:他们的脚能像手一样灵巧地握住东西,比如高大的棕榈树,还有那“鲜美无比的大菠萝”,对于那时的英国人来说,菠萝还是一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异域水果。

咖啡馆是自我教育的中心场所,是文学和哲学思考的精神领地,是商业创新的发源地;有时,它甚至还是政治变革的温床。但不管怎么说,它们是绝好的信息源——在咖啡馆里,什么样的刊物都能看到,什么样的消息都能听到。人们口口相传,把信息从一家咖啡馆传到另一家咖啡馆。总体说来,欧洲的咖啡馆充当的是理性时代的因特网的角色。

来源:《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
作者:汤姆・斯丹迪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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