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王:谈台湾咖啡产业之前,先认识认识巴西

这阵子咖啡很红,网路上为了某家连锁咖啡店的咖啡是否为纯100%阿拉比卡豆的问题,双方吵来吵去。既然咖啡很红,此时又正值台湾咖啡豆的采收季节,且一年一度的“台湾咖啡节”又即将在云林举行,鬼王就来跟大家聊聊咖啡吧。虽说爱喝咖啡的人很多,知道台湾有种植咖啡树的人必定不在少数,但清楚台湾咖啡产业发展史的人必定是少之又少。咖啡可以谈的东西很多,但鬼王今天先来聊聊巴西。

为何要讨论巴西呢?因为巴西真的TMD重要,如果没有巴西,日本也不可能于20世纪明治末年、大正初年开展出咖啡文化,冒出这么多咖啡馆,推升咖啡于日本民众日常的大众化,如今日本也不可能全球最大咖啡消费国的前三名。而如果没有日本将咖啡产业带入台湾,台湾也不可能于日治时期出现大规模的咖啡种植产业。同样因为巴西因素影响,台湾的咖啡种植面积于1942、43年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峰纪录。

话说咖啡最早出现在东非伊索比亚高原,之后流传至阿拉伯半岛。从15世纪起,咖啡开始流传至欧洲。从16世纪晚期开始,因为航海大发现与殖民主义的扩张,咖啡才透过荷兰人的东印度公司流传至南美洲与亚洲,而日本人的第一杯咖啡就是荷兰人给的。日本于江户时期厉行锁国政策,1633年颁布了第一次锁国令后,仅有荷兰商人被允许在长崎出岛进行贸易。由于锁国政策限定了日本人与荷兰商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当时仅有日本官员、通译等少入日人有机会品尝到咖啡的滋味。

1804年日本著名文人、诗人大田南亩在他的著作《琼浦又缀》(けいほゆうてつ)写下日本历史上第一篇咖啡开箱文。当时大田南亩服务于长崎奉行所(如同地方政府),某次陪同长官在荷兰船上会见俄罗斯特使雷扎诺夫(Nikolai Petrovich Rezanov)时,受邀饮用咖啡。但喝下咖啡后,大田南亩却觉得咖啡散发出一股烧焦的臭味与苦味,令人难以忍受。

虽然大田南亩对咖啡的初体验打了个大叉叉,但人的口味是会变的,且大田又不代表所有的日本人。自从明治维新后,日本人开始追求脱亚入欧、期盼全盘西化。他们希望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与文化上均能仿效欧美列强,当时甚至有派日本人还认为,一个民族是否强健与饮食习惯有莫大的关系。例如,20世纪以前日本人并不吃家畜、家禽肉,只吃海鲜,主食则是以白米饭为主。但他们却发现欧美国家人民吃的都是牛肉和面包,身材体格可说是彻底辗压矮小的日本人。因此,有些日本人因此认为,日本之所以积弱不振、难以和欧美列强相抗衡,就是两千多年人只吃米和鱼所造成的。因此,日本人得开始学习吃面包、吃肉才行。

所以明治维新展开之时,日本天皇还特别于明治五年时(1872)在宫中的餐会上,主动吃西餐、吃牛肉。更神奇的是,事后皇室还特别发布新闻,好让日本百姓都知道天皇已开始吃牛肉了。虽然皇室诏告的内容不是告知日本百姓这里有批牛肉好便宜,但既然连天皇都亲自吃牛肉了,可见西方饮食还真的是个好东西。当然啦,既然西方饮食是个好东西,从欧洲传入的咖啡必定也是个好东西。

日本人会把咖啡当成好东西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从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法国就有一堆思想家、哲学家喜欢泡咖啡馆。例如,1686年开设的普蔻咖啡馆(Le Procope),号称是全巴黎第一家咖啡馆,位于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中心地带。鬼王还曾在这吃过油封鸭,说真的,普普而已。17、18世纪时,包括伏尔泰、卢梭、狄德罗、雨果和巴尔扎克等人都是普蔻咖啡馆的常客,而伏尔泰更是出名的重度咖啡瘾患者,每天至少得酗掉30杯咖啡。

由于这群启蒙时代的网红 + 名嘴都爱泡咖啡馆喝咖啡,所以无形中咖啡也就代表了高雅的品味、深沉的智慧、清新的格调与脱俗的气质,咖啡不再只是某种带有咖啡因的黑色液体。咖啡能垫高你的档次,喝咖啡也是附庸风雅的好手段,让你装逼,提升你的逼格。就好比著名的奥地利诗人Peter Altenberg曾写下日后广受咖啡迷们喜爱引用的诗句:

“我如果不在咖啡馆,就是在前往咖啡馆的路上”(When I’m not at the coffee house, I’m on the way to the coffee house.)

相信多数人看到这句话时,必定会觉得好深沉、好浪漫、好诗意、好有画面。但如果这句话改鬼王写成“我如果不是在手摇杯店,就是在前往手摇杯店的路上”,许多网路健康魔人必定会马上跳起来指责说,喝珍奶肥死人、含糖饮料是最可怕的健康凶手,然后鬼王就被键盘正义魔人从鬼鞭成人了。

回到正题。欧洲的咖啡馆听起来很逼,但也仅仅是在巴黎、威尼斯、伦敦逼而已。日本人若要模仿欧洲人装逼,也得要有人将欧洲咖啡馆引进,才能提高日本人的逼格。直到1888年终于有位“郑永宁”先生从欧洲回到日本后,在东京开设全日本第一家咖啡馆-“可否茶馆”(かひさかん)。

大家看到“郑永宁”三个字,必定会纳闷:怎么听起来像是个中文名啊?没错,郑永宁还真的拥有中国血统,他还是郑成功家族的后代。大家都知道,郑成功的父亲是郑芝龙。若以明朝官方的说法,郑芝龙是名海盗。但以现代词汇来表述,郑芝龙可说是活跃于日本、福建、台湾、澎湖、甚至是菲律宾海域的海贼王。

1623年时值19岁的郑芝龙因受雇于澳门的航海商人,协助压船送货至日本长崎平户岛。而在平户岛他认识了樱花妹“田川氏”,同时娶了这位妹纸。田川氏后来生了两兄弟,哥哥就是郑成功,弟弟因为过继给妻子娘家,所以名为田川次郎左卫门。不过,郑成功才六岁时就被爸爸接到福建故乡,但妈妈和弟弟就一直留在日本发展了(讲难听点,母子就被遗弃在日本了,呜呜呜)。

田川次郎左卫门的后代都在长崎担任翻译的工作,且他们也都改回原来的郑姓。到了第八代子孙郑永宁时,因为经历黑船事件,他发现日本将会面临天翻地覆的变化,只会中文、日文将无法应付新时代的变局。郑永宁因此将小儿子郑永庆送到美国耶鲁大学深造,郑永庆之后则又曾去巴黎学习法文。而郑永宁于海外求学期间时,发现欧美有咖啡馆这玩意。文人与知识菁英都爱去咖啡馆,不管是阅读书报还是谈天说地,这种氛围让他十分着迷。因此,郑永宁回国后即于1888年开设了“可否茶馆”。可否茶馆除了供应各种饮料与点心外,同时还放置大量的书籍报刊,郑永宁就是希望将此打造为适合知识菁英与文化阶层前往交流的文化空间。

不过,郑永宁显然真的只是会读书的文人,不是做生意、经营咖啡店的料。可否茶馆的理想很丰满,但营运很却很骨感,才没几年就亏损关门了。原以为可在日本散播咖啡文化的种籽,就这样死翘翘了。

但话说回来,即便可否茶馆经营有成,但它走的仍是以知识阶层、社会菁英为主要客群的路线,没有办法将咖啡推广至社会大众,也就无法孕育出属于整个日本社会特有的咖啡文化。日本咖啡的大众化此时就需要来自远在南美洲巴西的协助了。

今年五月与男星锦荣热恋,不到五个月又分手而登上媒体板面的名模香月明美(Akemi Barbara Katsuki),来台发展已超过10年了,但她本身是在巴西出生的日本、巴西混血美女。长辈们或许不知道美艳女星的动态,但大家总听过“安东尼奥.猪木”吧!三、四十年前台湾曾风行日本摔交,当时许多大叔、欧吉桑都喜租借日本摔交录影带回家阖家观赏。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摔角选手就是猪木和马场两人。猪木又跟巴西有啥关系呢?原来猪木家于二次大战后,因为家道中落,因此举家移民至巴西,全家都在咖啡园内当工人。猪木直到17岁时才因日本职业摔角之父力道山的挖掘,才回到日本发展。

日本与巴西的关系可说是千丝万缕,根据巴西的人口统计数据,2009年时该国的日裔巴西人就多达160万人。为何巴西会有这么日本人呢?

一切都是咖啡惹的祸啊!

16、17世纪欧洲人大肆于世界各地占领殖民地,而于占领美洲时,当地的土著印地安人因为战争与传染病几乎都被灭绝了。欧洲人想要在美洲发展各种殖民产业,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力不足的问题。因此,当时欧洲人发展出为不人道的奴隶贸易,15-19世纪间大批的非洲黑人就被强行贩售到美洲地区的矿场、甘蔗园与咖啡园,在非常恶劣的生活与工作条件下充当奴隶工人,而这段期间光是被卖到巴西的黑奴就高达400万人。正因为这群黑奴的悲惨命运,咖啡贸易才能在17世纪后开始蓬勃发展,咖啡也能逐渐成为欧洲人日常生活的饮品。

但从19世纪开始,因为人权主义因素,各国纷纷禁止奴隶贸易,中美与南美洲国家也开始废除奴隶制度,1888年巴西终于成为南美洲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度的国家。奴隶制度废除固然是件是好事,但对咖啡园老板却开始头痛了:工人没了,咖啡园怎么办?因此巴西决定开放鼓励外国移民去巴西工作,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用现代白话文来说就是,巴西政府决定找农业外劳、开放外籍移民工了。

巴西面临劳工不足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在遥远东方的日本,却面临人口过剩的问题。话说19世纪后半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工业化发展,许多人纷纷从农村跑进都市内,希望找份好工作。由于都市人口越来越多,农村人口越来越少,日本已出现粮食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人口过剩问题,日本便与巴西于1907年签订了合作条约,允许日本移民协助巴西发展咖啡产业,自此开启了日本人到巴西咖啡园当农业工人的历史。1908年时首批日本移民从神户港出发,他们搭乘“笠戸丸”货轮,途经南非好望角,最后抵达巴西。从此每年都有数千位日本移民前往巴西打工。

就如同现在的外劳或外籍看护若要来台湾打工,必须透过仲介公司代办,仲介公司必须负责外劳与看护的招揽、运送与管理等事务。当时日人移民巴西的代办业务则是由巴西政府授权“皇国殖民会社”负责,皇国殖民会社的老板水野龙由于出色的业务能力,深受巴西政府肯定。不过,水野龙当初与巴西政府签订合约时,正因当时国际咖啡市场价格低迷,巴西政府因此加了个附带条件,要求水野龙协助巴西政府在日本推广咖啡,开拓海外市场,根据合约,巴西政府将连续三年每年免费提供7,125袋咖啡豆予给予水野龙带回日本推广(每袋70公斤,将近500公吨),而水野龙也承诺会在日本开设咖啡店。

免费获得一堆不用钱的咖啡豆,听起来就如同天上掉下馅饼。但对水野龙来说,喝咖啡虽然很惬意,但要把一堆咖啡卖掉却是件苦差事。首先,当时日本喝咖啡的人还不算多,进口量看起来虽然不多,也才500公吨,但500公吨的咖啡是当时日本每年进口量的七倍,要如何在一夕间创造七倍的咖啡市场,这可能得请老高拜托外星人下来协助才行。 其次,水野龙向日本政府申请“进口许可证明”时,居然还申请不到,水野龙只好去拜托自己在政界的好友大隈重信协助。大隈重信是明治与大正时代日本政界的大咖,曾担任过第8与第17任内阁总理大臣,同时也是早稻田大学的创办人。由他出面关切此事,声量也比较大。但大隈重信用来游说的理由也很可爱,他说:

“这些咖啡都是在巴西的日本移工栽种的,所以应该要当作『准国产品』,不是所谓的进口品。此外,大家喝咖啡就会带动砂糖的消费。日本人多吃点糖,未来就会甜甜蜜蜜、幸福感提升啊”。

不知道是大隈重信的理由够充分,还是因为他够大咖,反正这批咖啡豆在他的关照下,最后终于顺利进口日本了。

1911年水野龙就在银座设立了全日本第一家连锁咖啡店“圣保罗咖啡馆”(Café Paulista)。由于水野龙的囤货压力太大,他得想办法把这堆咖啡豆尽快卖掉,所以他打出了平价策略。当时每杯咖啡只要5仙钱,咖啡店内的甜甜圈也同样5仙钱,可说是一般平民阶层都能喝的起,因此广受欢迎。Café Paulista当时成为社会各阶层都喜爱流连的场所,包括日本知名作家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都是常客。由于经营成效良好,Cafe Paulista咖啡馆其后又在名古屋,神户和横须贺市开设了分店。

虽说当初巴西政府只允诺提供三年份的免费咖啡豆给日本,但实际上却无偿供应到1923年。换句话说,正因为拥有免费的原料供应,Café Paulista才得以在日本各大多会区不断展店,让一般民众能以便宜的花费就能品尝到咖啡的美好。此外,由于Café Paulista的名气实在太大了,1978年时约翰.蓝侬和小野洋子还曾特地前往朝圣!

因为巴西,日本才终于发展出自己身的咖啡产业与咖啡馆文化。接下来,他们又将这一切带入殖民地台湾。

1895年台湾割让予日本。为了统治台湾,大批日本军人、公教人员来到台湾。当然,这些人也将日本的生活习惯带到台湾。根据文史工作者文可玺的研究,1897年九月当时的〈台湾日报〉曾出现咖啡馆“西洋轩”的开幕广告,这应该是台湾出现的第一家咖啡馆。

不过,或许是西洋轩的经营不甚理想,所以一般人都未注意到此事,知道这家咖啡馆的人也不多。多数人都认为,台湾第一家咖啡馆应该是1912年开幕的“公园狮咖啡馆”(カフェ·ライオンCafé Lion)。 新公园现名为“228纪念公园”,它最早于1908年落成,当时为了区别于1897年落成的圆山公园,所以被命名为“新公园”。据说当初新公园盛大落成后,却没什么人潮,搞得长官很没面子,心情十分郁卒。后来就有人建议,干脆在里面新公园内开个咖啡馆,卖些饮料餐点,吸引游客,所以总督府便决定在新公园内开个咖啡馆来吸引人气。公园狮开幕当天,不但刻意找了上百位的艺妓担任服务生,当晚还施放烟火,可说成功创造话题。更重要的是,公园狮的咖啡不算太贵,大家去新公园牵手散步游憩谈恋爱,还能进去坐下来好好喝个饮料休息一下。

公园狮咖啡馆设置的目的本来就只是要吸引游客前往台北新公园旅游的诱因,其实这样的店并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但做为台湾第一家众所皆知的咖啡馆,它带动了其他咖啡店的设立。直至1928年时,台北的咖啡店就已有22家。当咖啡店多了起来,台湾人也终于见识到欧美的咖啡馆到底是什么模样,所谓的文化公共空间又是什么样态。换句话说,它等于是让大家长了见识,开了脑洞,同时也让台湾人知道该如何仿效了。

1931年由台湾人开设的第一家咖啡馆“维特”于大稻埕开幕。维特的老板是画家杨三郎的哥哥杨承基,所以不难想见这家店与艺文界的关系。但之后维特因经营不善,经理与主厨因此另起炉灶,开设了“波丽路”(1934)与“山水亭”(1937),而其后又有“天马茶房”(1941)的出现。这三间餐饮店会被认为是1930、40年代台湾新文化运动发展的重要基地,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于18世纪推动法国启蒙运动的河左岸咖啡馆。波丽露会提供画展场地给台籍画家,艺文界人士也喜欢去山水亭吃台菜料理,老板王井泉也乐于提供场地举办音乐会。至于天马茶房的老板詹天马则是位“辩士”,负责在电影院帮观众讲解黑白默片的剧情,天马茶房自然会聚集了许多戏剧界人士。

与此同时,当咖啡馆引进台湾时,日本也着手研究在台湾栽植咖啡的可能性。

1896年时,台湾总督府民政局殖产部就开始针对台湾过去咖啡栽种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同时还准备陆续收集墨西哥咖啡园的资料,看看台湾是否也适合发展咖啡产业。其实墨西哥的咖啡产业非常小,根本不配用来当作参考对象。总督府之所以参考墨西哥案例,只是因为当时美国已有企业进入墨西哥投资咖啡园,而1897年日本也有35位外劳前往墨西哥Chiapas的咖啡园打工,所以总督府会以墨西哥作为潜在的比较对象。

1902年总督府开始在东部、嘉义、云林等处试验种植咖啡,包括阿拉比卡(Arabica)、罗布斯塔(Robusta)和利伯利卡(Liberica)等三大品种咖啡均已被引进试种。而于1929年时,总督府殖产局甚至出版了殖产局技师樱井芳次郎的著作《珈琲》一书,内容详细介绍咖啡的历史、栽培方法、品种与成分等,这本书可说是东亚第一本关于咖啡的植物学专书。

不过,整个1910、20年代期间,咖啡种植主要还是停留在官方农业研究与改良单位的试验计划阶段,尚未进入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也就是说,尚未有企业愿意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直至1930年代起,图南产业株式会社才开始大规模种植咖啡。为何要等到1930年代起才有企业界愿意投入咖啡产业呢?探究后我们才发现,原因让人很意外、也很搞笑。只因为先前的投资项目严重亏损、决定收摊了。后来改种油桐,而油桐树下又能种咖啡,所以台湾才出现咖啡产业。

其实殖民统治跟做生意没啥太大区别。当你拥有一个东区忠孝东路四店的精华店面,必定会发现,不管是开服饰店,开餐厅,或甚是开夹娃娃机店,可以做的生意很多。同样的,总督府的角色只能是站在研究调查与建议的立场,说明台湾的山林地可以如何开发,它可能是种咖啡,也可能是种植柑橘类作物。即便台湾适合种咖啡,并不代表台湾咖啡就有能力跟巴西咖啡竞争。

当初日人统治台湾初期即发现,台湾有非常丰富的山林资源,其中又以竹林为最。由于日本进入工业化后,对洋纸的需求大增,但洋纸的生产又需要进口大量的木材原料,因此总督府希望能研究发展竹材造纸产业。

1908年“合资会社三菱制纸所”在总督府的协助下,将现今的南投竹山与云林古坑山区都纳为其原料生产区,开始研制竹林纸的制造与生产,并将公司“台湾三菱制纸所”设于云林的林内乡。而于1910年时,原料区的范围又扩张至现今的嘉义与南投山区,整个原料区的面积约1万5仟甲。不过,竹林纸虽然造出来了,品质也受市场肯定,但成本实在太高。从1911年到1916年这段期间,台湾三菱制纸所可说是连年亏损,亏损总额为55.6万日圆,最后只好草草收场。

三菱制纸株式会社虽然放弃竹林造纸大业,但公司资产还在。所以重新整理后,三菱制纸株式会社于1932年另外设立“图南产业合资会社”(其后改为“图南产业株式会社”),继承三菱竹林事务所的业务和资产。新成立的图南产业株式会社当然不可能走回头路,又继续搞竹林造纸。这次他们决定种油桐树,同时搭配咖啡生产。

油桐树可说是非常棒的经济作物。油桐树的果实油桐果,含油量非常高。油桐果榨出来的“桐油”,具有耐热、耐酸、耐碱、防腐、防锈等特性,可以用来制造油漆。包括飞机、船舰、枪炮等军事武器,都需用桐油加以保护、保养。换句话说,油桐树可说是非常重要的军需物资。

既然油桐树是非常重要的军需物资,而日本从甲午战争后就逐步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持续扩张军备,所以图南产业株式会社选择油桐树,可说合情合理。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搭配咖啡与油桐共同种植,还真是非常聪明的作法。

虽说咖啡适合生长于热带与亚热带地区,但咖啡树属半日照植物,无法忍受过量的阳光。因此咖啡种植必须搭配高大多叶的树种,协助其遮阴。油桐可说非常高大,株高可达10 公尺以上。咖啡种在油桐树下,两者不但能搭配得宜,同时还能创造另一项经济收入。因此从1930年代开始,云林、嘉义、南投便大规模种起油桐与咖啡了。

若从总督府相关的咖啡统计数据来看,直到1937年前基本上并没有任何确切的数字可供参考。这部分的原因不难理解。先前1910、20年代,咖啡栽种只停留在研究调查与试验阶段,距离商业化与产业化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1932年图南产业株式会社成立,考量到咖啡种植从种苗植入到能够稳定收成,至少要四、五年以上的时间,所以从1937年起才有相关数据可供参考,这部分也就合情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1942、43年咖啡种植面积急速扩张,增加到967.43公顷。不明就里的人或许以为,这代表咖啡人口增加、咖啡市场看好,所以带动台湾咖啡产业的发展。然而实际的根本原因就如同我们先前一直强调的-巴西很重要!

1942年巴西决定加入以英、美、法为首的同盟国,并向德国宣战,同时派遣远征军前往欧洲,偕同美军从义大利登陆。巴西参战马上就与日本变成“敌对国家”,而大战期间当时日本曾规定,不准进口敌国物资。换言之,日本不能再进口巴西咖啡了!正因为如此,只能寄望台湾能尽速扩大生产。不过,1944年起日本败相已露。因为征兵动员的结果,导致农业劳动力缺乏。此外,化肥也出现严重的短缺。所以,不只是咖啡,包括稻米、甘蔗等农作物的生产都出现大幅衰退的状况。

看,直到大战结束前,巴西对台湾咖啡产业的发展都发生正向的效果。因为巴西,所以日本才能出现大众化的咖啡馆文化,进而引进台湾。而当日本人于1930年代起发展台湾本土的咖啡栽植产业时,也因为巴西意外宣战,导致日本禁止进口巴西咖啡豆,台湾的咖啡栽植面积才于1940年代出现大幅扩张的状况。

不过,巴西的影响力却于战后开始由正转负,并成为压垮台湾早已大幅萎缩的咖啡种植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战后国民政府接收图南产业株式会社,并将其改组为“云林经济农场”。日治时期,图南产业株式会社算是私人公司,但到了战后就变成隶属于台湾省政府的公营事业单位了。

虽然图南产业株式会社的接收与改组工作,早在1945年底就已完成,但1945-1950年代初期,整个台湾基本上还是处于相对混乱的状态,而1949年起政府又将农业施政中心放在土地改革,根本无暇顾及云林经济农场,所以经济农场几乎是处于荒废的状态。咖啡栽培面积从1942年全盛时期的967.43公顷,一路下滑到1951年的7.4公顷。

1950年韩战爆发,美援开始涌入台湾,农复会得以开展各项农业政策与计划。如同日本人当初来台的状况,当时农复会也注意到台湾有许多可开发的山林资源。1952年初农复会主委蒋梦麟特地南下云林视察,发现云林经济农场过去就种有油桐树与咖啡树。同年八月,农复会又派技正欧世璜前往视察油桐与咖啡林的状况。

战后经济复甦,国际市场咖啡价格一直处于上涨的状态,农复会亟欲发展台湾的咖啡产业,外销出口赚取外汇。但农复会的美援经费都来自于美国,台湾若想发展咖啡产业,相关计划开支都还需要美国老大哥的同意才行。因此,1954年农复会特地请了位日裔美籍专家后藤安雄来台考察。后藤本身是研究咖啡的专家,他参观台湾各地的咖啡园后认为,台湾的地形气候很像夏威夷,适合种咖啡。但后藤也强调,“如能设法打开市场”,很值得提倡推广。既然后藤都说台湾适合种咖啡了,农委会此时仿佛吃了颗定心丸。1955年时农复会即向媒体释放消息表示,将在云林建造一座新型的咖啡加工厂。1956年时农复会更派了当时在嘉义试验所任职的朱庆国先生前往夏威夷考察,学习咖啡的相关专业知识与技术。

1957年初农复会关于咖啡工厂的计划终于定案。除逐渐推广种植面积外,农复会并确定将在云林设立一所新式设备大量生产的咖啡加工厂。此外,农复会这次还真的是充满雄心大略的大手笔,预计将耗费28,000美元,从美国购置一套完整的咖啡加工机械,分别处理包括脱皮、发酵、浸水、洗涤、干燥、脱肉、脱毛、焙制、冷却、碾粉等各工序部门。与此同时,云林经济农场也接获通知确认,未来将发展咖啡产业,经济农场也由黎维枪先生负责成立“咖啡小组”,负责咖啡工厂的设立。

不过,虽然计划已拟定,机器也开始采购,但为了厂址问题,咖啡工厂的事情因此耽搁。直到8月新任的陈连茂场长到任后,咖啡工厂的建厂才有了眉目。1958年10月23日上午10点,“云县经济农场咖啡工厂”终于在斗六镇三平里原凤梨工厂旧址举行破土典礼,就是现今云林路和民生路口,审计室第二办公室所在地。厂址占地共540平方公尺(约164坪),全部建筑费为新台币246万元,其中2/3由农复会补助,1/3由经济农场自行负担,该项工程系由中国石油公司工务部代为设计,部份机器由台湾机械公司承制。

咖啡工厂光是厂房搭建就花了好几月时间,其后机器的组装又花掉半年时间。由于机器组装是由中国石油公司工务部一位潘姓工程师负责,这些机器都是从国外进口,包括脱皮机、发酵槽、搅拌机、脱壳机、脱膜机、分级机、烘焙机、磨粉机与包装机等。潘工程师全都没看过,只能照着手册自己摸索拼装搭建,所以整组弄好也花了半年。

当初咖啡工厂盖好时,可说是风光一时。烘焙机一次能烘200磅咖啡豆,号称是远东最大的烘焙机,曾被列为长官与外宾参访的必看景点之一。工厂盖好后,烘焙任务则交由才刚进去工作没多久的陈守宜先生。但这位陈先生就如同当时99%的台湾人一样,对咖啡根本毫无概念,连小型的手摇式咖啡烘焙机也都没见过也没摸过。机器组装完成后,潘工程师只丢给他一张简单的说明说,指示机器的操作方式。但咖啡豆究竟该怎么烘,潘工程师也不知道,当然也没办法亲自示范-因为连他也不懂啊!之后陈守宜只好自己暗自摸索,土法炼钢!

1960年3月咖啡工厂正式开工。咖啡工厂最早生产的是用玻璃罐装的研磨咖啡,主要是卖到台北和斗六车站附近的店家。但因玻璃罐容易破碎,之后便改成马口铁罐头。不仅坚固耐用,且以真空装罐,保存期限可长达一年以上。与此同时,农复会与经济农场推动的咖啡栽植计划也收到成效。1959年全台的咖啡收获量达到11.4万公斤,1962年时则为15.5万公斤,可说是战后最高的生产纪录。1964年时,咖啡工厂甚至还选拔了咖啡小姐,作为推销台湾咖啡的代言人。

虽然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但好景不常,其实从1950年代晚期开始,国际咖啡市场价格就已经开始走跌了。因此,原先农复会期盼咖啡出口赚取外汇的梦想也因而破灭。其次,当时咖啡工厂的产量并不高,一方面是因为出口受阻、且台湾咖啡市场不大,另一方面,当时最大的客户是台北的“南美咖啡”店,他们购买的是咖啡生豆,而不是已烘好的烘焙豆或研磨咖啡,所以咖啡工厂一年开工的次数并没有几天。最后,由于咖啡出口无望,农复会于咖啡工厂盖完后,隔年度就不再提供任何经费补助,云林经济农场也就处于惨淡经营的状况。

斗六咖啡工厂烘焙咖啡豆的业务虽然停摆,但云林经济农场的咖啡种植业务并没有停摆,国内还是会有些咖啡业者前来收购生豆,所以依旧维持小面积栽种。

不过,1967年时政府希望加强与南美洲国家间的关系,并决定透过咖啡贸易的方式强化双方的互动交流。当时政府就找了“南美咖啡”出来充当买主,总共向巴西375袋咖啡豆。而其中有250袋咖啡豆,巴西还特别给了50%的折扣优惠。由于这是战后首次由巴西进口的咖啡豆,意义重大,巴西政府咖啡署驻远东区主任还为了此事飞来台北协助。

而于1968年开始,咖啡进口关税马上从120%调降为60%。当时巴西政府为了推广咖啡,还在台湾设立了“巴西利亚咖啡公司”。其后1972年时,哥伦比亚政府也在台北中山北路设立一个贸易推广中心。有趣的是,这间贸易推广中心共有两个楼层,设计成一座大型咖啡厅,里面则供应高品质的哥伦比亚精品咖啡。

自从咖啡关税大幅调降后,根据当时记者的观察,所谓的“纯咖啡馆”增加了不少。此外,市面上的咖啡产品马上变多了起来,不管是研磨咖啡、即溶咖啡,烘焙豆,甚至连某些咖啡店都自制三合一咖啡出售。

咖啡关税调降虽对台湾的咖啡文化发展是件好事,但对斗六咖啡工厂却如同最后的重击。由于几乎已毫无市场性可言,咖啡工厂也就于1970年正式停工,当初曾风光一时的烘焙机器从此闲置在那。而台湾咖啡栽植产业的复兴则是30年后因为921灾后重建,云林古坑乡率先以台湾咖啡做为行销主轴之后的事了。

来源:自由时报
作者:鬼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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