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考特莱特(David T. Courtwright )在他的著作《上瘾五百年》 中，尝试把英文 “Drug” 定义为一个中性的概念﹕“瘾品”，也就是泛指所有可致成瘾或可改变人精神状态的物质，由强性的(Hard Drugs)鸦片、大麻、可卡因、安非他命、酒精，到弱性的(Soft Drugs)如烟草、可可、茶、咖啡甚至糖，皆在此列。
它们均曾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或因其对人体的刺激性，或因其背后强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戴维∙考特莱特称之为精神刺激革命。众多瘾品之中，以咖啡、酒精、烟草使用最广，对人类文明及社会结构影响最深，故被称为瘾品的“大三宗”，当中又以咖啡为首。
咖啡作为“Drug(瘾品)”
咖啡独特的刺激作用使其有别于酒精、大麻、可卡因等可致幻药物而广为人接受，特别是因教义所限而禁酒的穆斯林。咖啡的交易、制作及消费模式催生了咖啡馆的出现。
最早的咖啡馆出现于十六世纪的中东，然后在穆斯林世界迅速传播，并于十七世纪传入欧洲的意大利、英国及法国。德国学者、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哈伯马斯认为，咖啡馆在欧洲的出现，特别在英国，为讯息传播及公共政治讨论提供了最佳的舞台，从而形成了特定的“公共空间”成为对抗专制统治及孕育现代议会民主及自由思想的摇篮。
“据说，历史上最严重的暴乱在展开他们邪恶的罪行之前都得先呷口咖啡(history’s greatest rebels were said to have imbibed coffee before committing their heinous crimes)”学者 Steve Pincus 如是说。
在哈伯马斯(Ju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内，尝试把公共空间定义为不受任何权力制约，开放予公众自由参与并进行讨论的特定空间。这样的空间具有三项关键特质：
一，开放，它公开予公众自由参与。
二，平等，不论社会地位出身，公侯将相，贩夫走卒，在这里皆可平等地交流。
三，包容，这个空间容许所有参与者就着所有不同的背景、价值和信仰的议题进行讨论。
它的概念原形源自古希腊的公民大会，但真正意义的公共空间要到十七世纪，随着符合现代意义的报纸，代议政制议会，以及咖啡馆这些民间论坛的出现等等因素齐备才形成。在那之前的封建社会，消息是封闭的，因此不具备形成公共空间的条件。
然而，阿拉伯学者 Krrababa认为，早在十六世纪，咖啡馆出现于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时，公共空间及其反抗专制的文化己初步成型。盖因一方面，咖啡馆内的消费活动文化满足了公共空间开放、平等和包容的三项基本属性。与此同时，咖啡及咖啡馆的魅力，在禁酒的穆斯林世界几乎无可替代，巨大的需求形成的市场动力，令时人不惜以挑战统治当局权威的方法，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追溯咖啡馆出现并传播的历史，便能理出咖啡馆在反抗专制运动形成的角色及机制。
咖啡及咖啡馆的起源
人类最早种植，同时也是当今最为广泛种植的咖啡品种“Arabica”，阿拉比卡种咖啡，最早源自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也就是今天的非洲埃塞俄比亚。最初是作宗教用途的，当地土著把它视为神圣的祭品献予神灵。
咖啡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主要归功于阿拉伯商人。据记载，咖啡最早约于1450年前后传入阿拉伯世界。其时，阿拉伯人掌管着红海及印度洋地区的贸易，是东西方贸易的桥梁。咖啡的传入迅速在阿拉伯世界传播，包括中东，鄂图曼帝国及其后的欧洲。
学者指出，也门的苏非教徒(Sufi Muslims、穆斯林的分支)相信是最早饮用咖啡的阿拉伯人。他们重视咖啡能够提神的刺激效应，认为饮用咖啡能够让他们更好地做好崇拜以及维持教徒间的关系。因此在完成参拜后，他们会不分男女，传递同一只碗，饮用碗内的咖啡，以显示彼此友谊，并成为一种仪式。
也就是说，与今人利用咖啡提神来提高生产力的经济动机不同，当时的也门人饮用咖啡是基于宗教及社交目的。再加上可兰经禁酒，咖啡独特的提神作用，就让它成为酒精的最佳代替品，而被穆斯林广泛接受。结果，咖啡在十六世纪迅速地在开罗、大马士革及鄂图曼帝国中传播，并成为他们日常宗教生活的一部分。
历史学家指出，因为早期煮咖啡需要大量的大型器具，不便于流动，为了进行零售，便需要有一个地方进行定点销售，这就导致了咖啡馆(coffeehouse)的出现。据记载，最早的咖啡馆应该是1555年，由两个叙利亚商人在鄂图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堡创建的，他们同时也是最早把咖啡由埃及及叙利亚引入鄂图曼帝国的人。
最初，作为咖啡豆的零售商，他们需要有个固定的地方，放置煮咖啡的器具，并且向他们潜在的顾客展示如何正确地制作这种新鲜的时兴饮品。但当时的餐馆对此一无所知，禁酒的穆斯林世界又没有酒馆(Tavern)，因此只能够自立门户，开出“咖啡馆”这种新兴场所，没想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为穆斯林世界无可替代的娱乐场所，并深远地影响后世。
咖啡馆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堡的出现，成为了苏丹脚下专制王权管辖范围内的避难所，是穆斯林意想不到的“公共空间”及娱乐休闲场所。当时的咖啡馆是只对男子开放的，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封闭年代，不论社会地位、出身甚或职业的穆斯林男人，皆可在此相会。
学者、士兵、商人、工匠或贫民，不分贵贱，只要一杯咖啡在手，便可以展开对话，甚或讨论时政，甚或研读经典，甚或学术讨论，甚或诗歌创作，更甚至乎有棋牌，赌博、歌舞、妓女、吸食鸦片等前卫大胆、违反伊斯兰教义或法律的地下活动进行。总之到了16世纪末，单单是伊斯坦堡城内，已有超过六百家咖啡馆，时人对咖啡馆的钟爱可以用一首诗去形容﹕
The heart fancies neither coffee nor coffeehouse
让人着迷的既非咖啡或咖啡馆
The heart fancies companionship
让人着迷的是人情
Coffee is an excuse
咖啡不过是个借口
阿拉伯裔学者 Karababa指出，尽管哈伯马斯认为，理想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模型要到十八世纪才出现，但其实鄂图曼帝国境内的咖啡馆早已经具备公共空间的初型，因为它符合了开放，平等和包容的三项基本特质。
君士坦丁堡的咖啡馆
首先，鄂图曼帝国境内的咖啡馆是相对开放的，所有男子皆可进入。而且是平等的，不论宗教，社会地位或职业，由学者到官员，禁卫兵到工匠，以至贫民皆可在这里相遇及交流，这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是唯一的例外。
它也是包容的，因为他们在里面可以大胆的讨论任何话题，由学术到诗歌，由宗教到国家时政。据史料记载，帝国的禁卫军们，甚至在这里批评时政、发泄不满而且酝酿叛变去挑战专制当局，因此而成为王权的一大威胁。
尽管哈伯马斯认为“理性的主体”(rational subjects)，也就是资产阶级，以及符合现代意义的自由媒体也同样是公共空间形成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理性地批判时政及当局，而鄂图曼时代的咖啡馆缺乏相关元素。但Karababa认为，当时的咖啡馆内流行作为娱乐的时政讽刺戏剧表演，经典和学术的讨论和批评，还有对宗教的讨论，同样可以成为具批判性的公共讨论，也因此公共空间是存在的。
那么咖啡馆是怎样酝酿反抗文化的呢？他认为是由消费者要求对咖啡馆内进行活动的“自由选择”(freedom of choice)的需求，与由专制当局所维持的传统宗教价值及社会秩序，两者形成的冲突所引致的。
首先，当时的咖啡馆提供相当广泛的娱乐及休闲活动﹕阅读、诗歌、音乐、戏剧表演、赌博更甚至是妓女或吸食鸦片，巨大的需求诱使穆斯林男子投注时间在咖啡馆，而不是清真寺。而男人们日夜在这里聚集，讨论时政，以致于批评专制当局的言论越发大胆。
但另一方面，作为保守势力的正统穆斯林及专制当局，均基于传统教义去诠释问题及确立秩序，在他们的理解之中，一个理想的穆斯林，应该是节俭却勤劳地工作，以赚取家用并维持家庭，并且诚实、不容许贪婪的情况下累积财富，谨守伊斯兰教义的。
因此，在咖啡馆内的消费活动是浪费、不道德及违法的，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在里面游手好闲，也是违反教义的，最终只会亵渎神明。在里面的大胆言论，更为视为对统治当局的挑战，更是不能容忍。
因为对这种挑战的忧虑，统治当局屡次试图取缔咖啡馆，奈何作为消费者的需求太大，与咖啡馆的利益是千丝万缕，在开罗等地，咖啡更是通用货币，因此咖啡馆是禁而不绝。禁制与反禁制的过程是一场持久的拉锯战，但基本上都是以专制当局失败告终，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算是自由市场的拉力战胜了专制统治。
咖啡馆在英国
咖啡在十七世纪时由一名土耳其商人引入英国，与也门的苏非穆斯林一样，咖啡的提神作用颇受清教徒青睐。据载，第一家咖啡馆出现于1650年的牛津郡，然后1652年出现于伦敦，从此大受欢迎。到十七世纪未，单单是伦敦己有超过3000家咖啡馆。
这些咖啡馆对公众开放，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及宗教。因此士绅贵族，平民商人皆混杂于此。基本上，在咖啡馆内阅读报纸或pamphlet(一种政治评论的小册子，可视作政治评论杂志的前身)或进行社交活动成为一时风尚。
为何咖啡馆在英国如此受欢迎呢？原因之一是咖啡馆内的消费便宜，与酒馆(Alehouse)相比更有竞争力。客人只需花一两便士在里面点杯咖啡，便可以消磨一整天，与此相比，在酒馆内就得一杯接一杯地灌下去，直至酩酊大醉。咖啡提神的效用又广为清教徒接受，轻松的环境氛围也成了商人政客聚脚议事的场所。
那么咖啡馆如何成为哈伯马斯笔下的理想的公共空间模型呢？这里有必要先交代一下时代背景。基本上，十七世纪的英国是个动荡的时期，是新旧势力交错，王权衰落，自由主义思想与新兴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
自1625年查理一世执政后，引起的政教冲突，与议会权争，解散国会的十一年暴政，到拒绝国会君主立宪、限制王权的要求，结果引发1642-1649年两次英国内战，查理一世战败成为首位被判刑并处死的英国君主，英国进入短暂的共和国时期。
及后克伦威尔崛起成为护国公，直到1658年去世，旧贵族及军官趁势反击，复辟王政，迎查理二世返国重行君主政。查理二世在位期间，因要应付三次英荷战争的军费开支，与议会再度发生冲突，引发政府实质性破产一年，金融动荡、政府威信扫地。
期间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辉格党(Whigs) 与代表保王势力的托利党(Tories)形成的国会两党制初步成形。其后两党联合，于1688年发动光荣革命罢黜国王詹姆士二世，拥立玛丽二世与威廉三世共治英国，并于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确立“议会至上”，限制王权、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英国正式进入君主立宪制时代，成为近代第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而咖啡馆正是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出现于英国，并且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推动着自由思想与民权的发展。
哈伯马斯认为，在封建统治时代，消息是封闭的，公众无从得知，政治也因此而只限于于宫庭的密室政治，操弄于国王与贵族之间。
但自经历内战与复辟以后，王权衰落，王室名声扫地，传统封建贵族势力瓦解，现代议会崛起，消息不再封闭，也因此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关注。而咖啡馆就成了当时最理想的消息集散地。
首先，首份符合现代意义的报纸“政治日报(Political Journals)”在这个时代出现，由最初的每周出版，发展到半世纪后的每日出版。与此同时，刊载政治评论的小册子也大行其道，而咖啡馆就是它们主要的零售点和消费场所。
与欧洲大陆，例如当时的法国相比，英国政府对报纸的审查相对较弱。特别是光荣革命之后，王权与封建贵族的风光不再，以致1695年，政治审查正式被撤销，使英国媒体享有当时欧洲独一无二的言论自由。
哈伯马斯认为这是建立公共空间往行公共政治讨论的里程碑，意味着理性与自由的公共讨论可透过报纸呈现于公众面前，使之成为公共论坛。另外，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现代模式的政府与议会政治兴起，一个新兴的阶级“资产阶级”也登上政治舞台，且成为“公众(Public)”的主流，成为自由媒体的最大读者群。
学者Brian Cowan指出，王朝复辟以后的英国，公众对新闻有着巨大的需求，因此提供报纸予客人阅读，便成了咖啡馆招揽客人的手段。结果，学者、政客、官员、记者，纷纷聚集于咖啡馆之中，阅读报纸，讨论时政，收集或发放情报。
“一时之间，仿佛每个人都成了政治家”，时人如此记道。对此，哈伯马斯深表认同，他认为报纸及各式小册子成为咖啡馆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是客人们主要的讨论内容。自由派与保王派的官员、政客、学者们都各自有自己固定的咖啡馆作为聚脚议事点，并形成情报网络。而这些网络基本上是由报纸来维持的。
一如鄂图曼帝国，英国境内的咖啡馆内炽热的政治评论与批评，触动了英国政府当局的神经。英王查理二世及詹姆士二世均试图遏止咖啡馆内的议政之风，但结果也一如鄂图曼帝国的苏丹，无功而回。对咖啡馆及新闻的需求实在太大，已经日渐衰落的王权根本无法与自由市场的拉力相对抗。
版权声明：kaweh.net获作者授权转载本文，版权归黄邪所有。
黄邪，流落澳洲，漂泊七年的穷秀才。靠半工读完成大学学位，读的虽是商科，但最爱的是历史。爱读书，爱煮食，也爱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