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作家总离不开咖啡馆?

澳洲的华文作家不知有谁爱去咖啡馆,反正知道悉尼的一位才女作家千波最爱去。这有例为证:1997年、1998年我两次去悉尼,她都邀请我去喝咖啡。记得有一次是从唐人街的一家中国书店出来,带着我和朋友,三绕两拐,就来到一个挺古老且挺有艺术氛围的咖啡馆,看着她进店和要咖啡的熟稔程度,我断定她一定是这里的常客。之后,便是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买到一本她著述的《旅澳随笔》,果不其然,她在里面大谈咖啡,大侃咖啡馆,并直言喝咖啡已经是她生命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我们熟悉的那句作家戏说:“我不在家里,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读来,有点近似于“绕口令”,但艺术家与咖啡的关系,显然已是亲密无间,无可分离。

“一个作家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

“咖啡馆里有一个喝咖啡的作家。”

这又是我的另一位文友常爱对我絮叨的两句话。

在悉尼,作家与咖啡馆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了解不多,不敢妄言。但我知道千波是“咖啡控”,她已经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我建议她继续写下去,出本“作家与咖啡馆”之类的书,畅销应该没问题。

再把话说回到墨尔本。我的老朋友,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同时写诗写散文写小说的拉筹泊大学文学博士欧阳昱,也是一个爱去咖啡馆的诗人、作家兼翻译家。那年,我在北墨尔本的一座公寓里埋头撰写长篇纪实文学《澳门,我的1999》,欧阳昱经常风风火火地开着车来叫我去咖啡馆“消遣”(他说不是“消费”),同行的通常有作家马世聚(有一笔名叫“马疯子”)和画家施晓军,欧阳昱说:“我喜欢咖啡馆里的情调,它完全能充当一个作品摇篮的角色。”

在欧洲,许多咖啡馆干脆就冠以“作家”的名称,挂出“作家”的招牌。一个地道的咖啡馆常客一定有个人所爱,对于每每要去的店家、习惯就座的咖啡桌、熟悉的侍应招待、喜爱的咖啡种类,都有着极深的眷恋。极端的例子,是有人一辈子只去一家咖啡馆,绝不肯进另一家的大门。这当中的“讲究”和“奥妙”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如果说“一个客人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俨然就已出了三个显赫的问题:谁坐在咖啡馆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咖啡馆?喝的又是什么品种的咖啡?欧洲人说:“这里面几乎包括了欧洲咖啡馆的全部哲学。”

说到咖啡馆里的常客,我想肯定不会仅仅局限于作家,应该是三教九流,形形色色,光怪陆离,无奇不有。据称,从拿破仑、卢梭、俾斯麦、马克思,再到叔本华、毕加索、萨特、卡莱尔等等,创造历史的和描写历史的,几乎都泡过几天或者几十年咖啡馆。大革命冲淡了欧洲咖啡的政治气味,取而代之的是布尔乔亚式的精致咖啡,还有波西米亚风格的率性咖啡。在这两种风格激荡下,印象派、存在主义等浪潮在欧洲咖啡馆诞生,冲击了全世界的文化风貌。但可以肯定,作家对咖啡馆的情怀,在其职业用语的修辞下更见光彩:“咖啡馆是作家的生存空间,也是他们灵感奔驰和沉悟的精神空间。” 在西方,咖啡代表的高雅符合文人对自我身份的标榜,浸在咖啡的浓香里,作家的文字或许真能洗去些俗味。

欧洲历史上,喜欢泡咖啡馆的作家不少,伏尔泰、巴尔扎克都是离不开咖啡的人,但是他们还不能称为是咖啡馆作家。据考证,阿登伯格是20世纪欧洲咖啡馆作家第一人,没有任何一位国籍的作家敢跟他“叫板”。他真正是数十年如一日地生活在咖啡馆里,他在文学年鉴上发表的地址直到他去世时都是这样写的:维也纳第一区绅士街“咖啡中心”。

阿登伯格以作家身份一辈子“泡”在咖啡馆里,可见咖啡馆的魅力之大。他对于咖啡馆“之我见”,写下众多幽默而漂亮的诗文:“你如果心情忧伤,不管是为了什么,去咖啡馆!等到再也没有人信你,还是去咖啡馆……”

在“咖啡中心”,阿登伯格如鱼得水宛若在家中,招待们替他收发信件,收洗衣店送来的衣服,还替他传呼电话并留言;他不在时,代表他接待、照顾远道而来的朋友;当他需要安静写作时,便为他抵挡所有麻烦的访客(尽管是慕名而来);在每天不同时间,视他的情绪和行为,送来相应的他喜欢的食物和咖啡。当然啦,有时还会顺便带一个腼腆的、已经在大厅另一个角落里等待很久的陌生的“追星族”,抑或是来自外州的文学新人。把“咖啡作家”的桂冠戴到阿登伯格的头上,真正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澳洲著名作家帕特里克·怀特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13岁时便被母亲送往英国读书,欧洲的“咖啡馆文化”对他的影响可谓深矣。1932年,他再去英国,就学于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广泛接触德国与法国文学,假期中,他经常到欧洲大陆旅行。在那儿,他最爱落脚的地方便是咖啡馆,他可以在此直面社会,直面人生。其时,来咖啡馆是一种不费钱财、只费时间的社交活动,客人主要还是来自“有闲阶级的圈子”:老人,大学教授,以爬格子为生的作家,善于视察和辩论的心理医生,牢骚满腹一辈子只画几幅画的颓废画师,书店老板,崭露头角的戏剧新星和严厉苛刻的批评家,渴望一炮打红的年轻音乐家,饱经风霜变故的贵族遗老,热衷社会赞助和牌桌的银行股东,消息灵通的烟草小商人,还有专门来此结识名流的“粉丝青年”等等,怀特就沉湎在自己偏好的咖啡馆和弥漫着苦涩气味的氛围中寻找乐趣与知己,集聚创作欲望,编织想象中的“文学梦境”。

重返澳洲后,怀特潜心写作,不爱在公开场合露面,但馨香的咖啡的诱惑,他还是难以抗拒,依然是咖啡馆里的常客,如同从前在欧洲一样。他曾经说过:“艺术家必须紧靠着他们赖以生长的土壤,即便这是墨尔本人行道上的尘埃或是悉尼城里的垃圾”,那么,更何况高雅时髦的咖啡馆呢?

风靡世界的咖啡起源于哪里?

咖啡兴奋提神的魔力又来自何处?

应当说,西方对咖啡的认识是从16世纪以后才开始的。当十字军东征,随即“东方旅行”时髦起来,最早横跨欧亚的旅行家兼传记作家马可·波罗的著作里却从未留下任何有关咖啡的只言片语。没有这小小的褐色的咖啡豆,又何来咖啡馆?作家与咖啡馆也就无从搭上关系了。

尽管与沿袭几千年之久的东方茶文化相比,咖啡文化的历史可谓相当短暂,且身世朦胧,但它在西方文明发展中的地位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流行饮料,以至于许多西方学者作家都想方设法、引经据典把咖啡的历史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并竭力否定它的“东方血统”。譬如,他们对《圣经》和古希腊故事连篇“考证”,论定《荷马史诗》中美女海伦娜引诱众英雄的“黑汤”就是咖啡,《旧约》里的圣人也曾品尝过咖啡,这样一下就把咖啡的历史足足往前推了2000年之久!而且标榜它“理所当然的属于欧洲文明的一部分”。

这些今天看来近乎荒唐的论著,让人想到这些自负的学者作家们当年谈论的一个重点话题乃是欧洲人非常重视的饮料文化,实际上大多来源于其他古老文明的产物——咖啡、可可、茶,没有一种流行的非酒类饮料植物土生土长在欧洲大陆。现今,咖啡的起源地已被专家考证公认在非洲伊索比亚的高热山区,它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到了这个世界的命运,特别是作家的命运。

当德国著名作家埃格拉斯伯纳在19世纪中叶首次来到多瑙河帝国的都会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里的市民对咖啡馆似乎永久不衰的热情和迷恋。逗留半年后,他自己也成了咖啡馆的常客,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美文:在这个城市里不管人们想干什么,好像都只有一个地方:咖啡馆——在哪儿我可以跟你说话?在咖啡馆!在哪儿我们今天饭后见面?在咖啡馆!在哪儿用马车接你?还是在咖啡馆!似乎维也纳人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什么好地方,无论早晨、中午还是晚上,或者深夜,总是在喝“维也纳米朗琪”(一家著名咖啡店)的牛奶咖啡……

这真正是朝也咖啡,暮也咖啡,男也咖啡,女也咖啡,成也咖啡,败也咖啡了!

“二战”之后,西方咖啡馆的复兴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过程,有的前卫作家干脆把咖啡馆称为“现代浪潮里最后的孤岛”,许多古老又富有情调的咖啡馆只能永远留在文字描写和大脑的记忆之中了。为了强调“传承”,一位在咖啡馆喝“大”的作家开列出如下标准:“一个好的咖啡馆应该是明亮的,但不是华丽的。空间里应该有温馨气息,但不仅仅是苦涩烟味。主人应该是知己,但又不会过分殷勤,每天来的客人应该互相认识,但又不必时时说话。咖啡是有价格的,但坐在这里时间无须付钱。招待应该不断送上免费的水,但却不要让人有所觉察……”这难道就是咖啡馆最完美的存在方式?

总之,门已打开,咖啡上桌,怎么喝法,列位作家,就看你的创作观念和人生哲学了。

撰稿:王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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