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维也纳咖啡馆的革命家

Cafe-Central

咖啡与可颂:咖啡是战利品,可颂是鸡血

咖啡原产于埃塞俄比亚,在16世纪末以“伊斯兰酒”的名义通过意大利开始传入欧洲之前,在北非和西亚被用作饮料已达几百年之久。但咖啡成为“咖啡馆”,进而渐渐形成世界性“咖啡馆文化”,则是从欧洲开始的。

据说意大利第一家、也是欧洲第一家咖啡馆于1645开业,但并无确凿证据。咖啡历史研究公认,虽然意大利享有将咖啡馆带入欧洲的殊荣,然而经过法国和奥地利,咖啡馆才在欧洲蓬勃发展。

咖啡、咖啡馆在奥地利的引进和流行,更富传奇色彩。与一场关系帝国生死存亡的战争、与一位超级间谍密切相关。

1683年7月,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苏丹对神圣罗马帝国发动圣战,率几十万大军,一路杀来,攻至维也纳城下。虽然奥皇利奥波德率一小支人马逃出城外,等待援军,但都城维也纳却被团团围住,水泄不通,与外界联系全被切断。一两个月下来,维也纳外城被攻破,城内弹尽粮绝,饮水都开始困难,准备投降。这时,一个小商人库辛斯基主动提出潜出城外,打探消息。库辛斯基出生于乌克兰西部,常年经商,东奔西跑,到过许多地方。他极有语言天赋,能说流利的乌克兰语、德语、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和波兰语。由于曾在土耳其经商多年,他不但能操一口流利的土耳其语,还通晓土耳其风俗习惯。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库辛斯基一副土耳其商人的模样,哼着土耳其小调,一路侦察土军布防,最后穿过土军阵地,混出包围圈。

这时,波兰国王约翰三世率领一支近两万人的精兵和德意志各诸侯国的三万多人马已经赶到,在维也纳城北三十余公里处会合,由约翰三世统一指挥,正在准备向土军进攻方案。库辛斯基找到援军,告诉他们维也纳已危在旦夕。得此情报,约翰三世决定改变计划,提前发动进攻。库辛斯基立即冒险潜回维也纳,告诉守城军民援军已到,进攻在即。这个好消息使维也纳军民顿时士气大振,立即放弃投降献城的主意,决心咬牙坚持,殊死抵抗,等待援军解围。1683年9月12日清晨,约翰三世指挥波德联军打响维也纳解围之战,一次次向土军发起猛攻。到日落时分,几十万土耳其大军终于溃不成军,仓惶逃去。

溃败的土耳其大军留下堆积如山的辎重,胜利者用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才清点完毕。库辛斯基分得了一大笔金钱和一座房子作为奖赏,但在这些战利品中,有一麻袋一麻袋黑色的豆子,大家都不知道是何东西,无人问津。在土耳其生活多年的库辛斯基知道,这是土耳其人非常喜欢饮用的咖啡豆。于是提出把这些没人要的咖啡豆分给自己。拿到这一大批咖啡豆,库辛斯基在维也纳开了第一家咖啡馆,名为“蓝瓶下咖啡馆”。由于维也纳人开始喝不惯这种苦涩的饮料,库辛斯基开始在咖啡里加奶加糖加蜜。不久,各种咖啡馆在维也纳就“遍地开花”了。

库辛斯基死后,为了纪念他,维也纳每年10月有一个库尔基斯基节,咖啡馆业主们把他的肖像贴在窗户上,对“祖师爷”表示感激、纪念。

咖啡在维也纳渐渐本土化,除了在咖啡里加奶加糖加蜜,还配有甜点。在维也纳喝咖啡,通常会配一份名为“Kipfel”的小酥饼。“Kipfel”是德语“新月”的意思,这种新月形的酥饼,据说最早是一位维也纳糕点师在1683年维也纳被土耳其围城时烘焙的。因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旗帜上有“新月”标志,吃掉“新月”,增强士气。传说奥国士兵还在城墙上一手举剑,一手拿着“新月”大嚼特嚼,向敌人示威。

1770年,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嫁给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巴黎的面包师为向这位来自奥地利的新王后表达欢迎致意,精心制作了她家乡的流行糕点“新月”。没想到“新月”就此在巴黎流行进来。此后,巴黎的面包师就一直制做“新月”,越做越精,又由巴黎传到全世界。现在,这是公认的法式点心,而它的“老家”其实是奥地利,却鲜有人知。“新月”的法语是“croissant”,但汉语翻译时未取“新月”,而将其译作“牛角面包”或“羊角面包”,甚至干脆音译为“可颂”。如今,在国内一些咖啡馆、西点店中,时不时会听到时尚男女“要一支可颂”。在这种场合,如果不懂“可颂”,就有些out了。

近来有研究认为,这种新月形的酥饼确实“原产”于维也纳,但早在1683年奥土战争前几十年就有人制做,并且还在巴黎开了“维也纳点心房”,专门出售包括这种面包在内的各种维也纳糕点。此说可能不错,但它的定名、定义乃至流行,却是缘起于维也纳围城。原本与其他各种点心“齐名”的普普通通一款点心,被赋予“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宗教战争”色彩而获得“新生”,从此“一支独秀”,格外流行。

咖啡馆与“公共知识分子”:咖啡馆是公共知识分子寄生的温床

《咖啡简史》的作者威廉·哈里森·尤克思在书中写道:就在第一代咖啡客的有生之年,许多咖啡馆纷纷开业,且赢得一定声誉。18世纪早期一位旅行者的记载,使我们得以窥见咖啡馆理念在维也纳的迅速发展。这位旅行者写道:“维也纳到处都是咖啡馆,文人学士和忙于报纸的人们很喜欢在咖啡馆碰头,阅读报纸、讨论报上的内容。有些咖啡馆名声超过其他咖啡馆,因为聚集在这些咖啡馆的‘报纸医生们’(原注: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名称)对许多跨界的最重大事件毫不迟疑就做出判断,对政治事态的观察与考量得出的观点超过其他咖啡馆。”这些咖啡馆因此赢得人们尊重,许多人又因此而更喜欢在这些咖啡馆聚会。结果,这些聚会使大家的头脑充满了那些名人们的天才之论或愚蠢之说。“令人无法相信的是,这些闲言碎语八卦新闻竟能自由传播。言谈之间,他们对国家的将军们大臣们的所作所为毫无敬意、毫不客气,仿佛他们就是皇帝本人。”或许,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雏型。因此,有种观点认为,土耳其人让咖啡流入欧洲,但让品尝咖啡变成文学,变成艺术,变成一种生活的,却是维也纳人。

咖啡馆的开放性、公共性,在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20世纪60年代,作为晚期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他认为:国家和社会之间可以存在一个公共空间,公众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这便是“公共领域”,即“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其关键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的形成,它们对于政治权力一方面具有批判性,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哈贝马斯首先把“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对此概念作了历史起源追溯。他认为历史地看,公共领域经历了三种形态,即:古代古希腊城邦公共领域、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公共领域、现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他分析了18世纪转型中的西方社会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展览会、图书馆、杂志和报纸,是一个公众讨论公共问题、自由交往的公共场所、公共领域,它形成了政治权威重要的合法性基础。

哈贝马斯说:“(公众)首先要求具备一种社会交往方式;这种社会交往的前提不是社会地位平等,或者说,它根本就不考虑社会地位问题。其中的趋势是一反等级礼仪,提倡举止得体。所谓平等,在当时人们的自我理解中即是指’单纯作为人’的平等,唯有在此基础上,论证权威才能要求和最终做到压倒社会等级制度的权威。私人构成公众,不仅意味着公共机构失去权力,变得威信扫地,同时也意味着经济依附关系在原则上不容许继续存在;市场规律和国家法律一道被悬搁了起来。

虽说不是有了咖啡馆、沙龙和社交聚会,公众观念就一定会产生;但有了它们,公众观念才能称其为观念,进而成为客观要求。”咖啡馆的开放性与公共性尤其受到他的重视:“咖啡馆的繁华时期是在1680-1780年,——无论何处,它们都首先是文学批评中心,其次是政治批评中心,在批评过程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了。——咖啡馆不仅向权威性的圈子自由开放,进入其中主要是广泛的中间阶层,乃至手工业者和小商人。”

中央咖啡馆:可能是所有革命者都向往的地方

几百年来,咖啡馆成为与音乐、华尔兹并列的维也纳“三宝”,不少历史悠久、声名远扬。但是,现在名声最大、游客最喜去的,还是开业于1860年的“中央咖啡馆”(CaféCentral),除了咖啡点心确实好外,还因那里“故事”最多。

开业不久,“中央咖啡馆”就成为著名诗人、剧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外交官、知识阶层喜欢聚集的地方。有人不无夸张地说,这里是奥地利许多诗歌、剧本、小说和重要学术著作的摇篮。

走进中央咖啡馆,迎面就是奥地利作家阿登伯格的塑像,他坐在椅子上,手拿报纸。在常客中,他并非最出名者,但却是这家咖啡馆的最忠实的顾客。1859年出生的阿登伯格曾在距此咖啡馆不远的维也纳大学先后学习法律、医学,但他一心想当作家,未能完成学业。直到34岁以前,一直籍籍无名。虽然作品屡被退回,但仍每天来此勤奋写作。有一天,他看到报纸上一则新闻,突来灵感,随手在一张便笺上写诗数行,恰被在此的一位文坛宿将看到,大为赞赏推荐发表,一炮而红,由此登上文坛。

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你如果心情忧郁,不管是为了什么,去咖啡馆!深恋的情人失约,你孤独一人,形影相吊,去咖啡馆!你跋涉太多,靴子破了,去咖啡馆!你所得仅仅四百克郎,却愿意豪放地花五百,去咖啡馆!你是一个小小的官员,却总梦想当一个名医,去咖啡馆!你觉得一切都不如所愿,去咖啡馆!你内心万念俱灰,走投无路,去咖啡馆!你仇视周围,蔑视左右的人们,但又不能缺少他们,去咖啡馆!等到再也没有人信你、借贷给你的时候,还是去咖啡馆!”

他自己就践行此道,此后终生在此写作,连通讯地址都改成了中央咖啡馆。有人玩笑地说,他与中央咖啡馆的关系是“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他颇以此自豪。后来,此话广为传播,无形中成为世界所有咖啡馆的广告。只是有误传为茨威格所说,更有误传为法国哲学家萨特所说。

中央咖啡馆离维也纳大学不到一刻钟。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维也纳大学为核心,维也纳的学者、知识分子、思想家们在许多领域都开始了“激动人心的革命”。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科学家、哲学家马赫、石里克、哥德尔、薛定谔、卡尔纳普,哲学家波普、维特根斯坦,经济学家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熊彼特……一连串辉煌的名字,都与此咖啡馆相联。精神分析学、逻辑经验主义、奥派经济学等等,直到现在,影响仍深。

《1913:寻找大战前的世界》一书的作者、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埃默森说:“咖啡文化和在咖啡馆举行辩论的概念是当年和今天的维也纳文化”。因为“维也纳的知识界其实很小,大家彼此都认识,这为跨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条件,也对政治异见人士和在逃人士有利。”“对在逃的异见人士来说,维也纳是欧洲最好的藏身之处,因为可以结识很多有意思的人”。欧洲中部的维也纳,确是欧洲各国流亡者的聚集地之一。由于沙皇迫害严酷,俄国政治流亡者尤多,如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等,都曾来往于此。托洛茨基在维也纳时间最长,从1907年秋到1914年秋,他最喜欢中央咖啡馆是出了名的。

1907年10月,第二次流亡的托洛茨基到了维也纳,不久他的妻子也带着孩子来到这里。托洛茨基的工作集中在总结1905年革命经验,并为他认为即将到来的第二次革命作理论准备。

1908年10月,他创办了《真理报》。《真理报》每月两期,一共出版了三年半,在国外印好后,偷偷运回国内。由于党内派系林立,矛盾日益激烈,托洛茨基难以调解,1912年8月,维也纳《真理报》宣布停刊。几乎同时,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德堡创办了另一份报纸,由于《真理报》在工运中已经名声响亮,新报依然叫《真理报》。对此,被排除在新《真理报》之外的托洛茨基愤怒异常,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谴责了列宁等人,认为是对自己报纸名字的公开篡夺。20年代初,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矛盾日益激烈,这封“恶毒攻击列宁同志”的私信被公开,成为他早就“反列宁”的证据。

虽然《真理报》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再后几十年又一直是苏共中央的机关报,但随着托氏的“被肃”,苏共官方只承认1900-1903年的《火星报》1912-1914年的《真理报》为后来的中央党报《真理报》的前身,托洛茨基才是《真理报》的最早创办者这一史实被掩盖了70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托洛茨基在维也纳创办《真理报》才被重新提起。

无论怎样,《真理报》、托洛茨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共运,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维也纳,托洛茨基一直与国内秘密联络,经常会见前来的俄国革命者,了解国内情况,指导革命。列宁也曾来到维也纳,与托洛茨基商谈俄国革命问题。

1908年到1912年,俄国革命者越飞流亡维也纳,与托洛茨基一同编辑《真理报》。越飞家境富有,是《真理报》经费的主要资助者之一。越飞在十月革命后任苏维埃政府外交部副部长,1923年1月,他在中国上海与孙中山长谈,最后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由此,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方针,改变了国民党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的命运。

1912年,理论家布哈林流亡维也纳,在俄国侨民中进行革命活动,学习欧洲各国语言,研究、参加奥地利工人运动。他还长期到维也纳大学去旁听政治经济学,撰写批判“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文章,认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1914年,他写成了《食利者的经济学》一书。后来他回忆说,在这段时间里不仅补充了自己的基本知识和专门知识,掌握了几门外语,同时还获得了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知识。

无疑,布哈林认为“公有制”、“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其最终理想。但是他认为由于俄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如果计划的比例超出了客观经济水平所允许的限度,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同时他又强调市场关系是连接过渡时期各种经济成分的纽带,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利用市场机制建设社会主义。

布哈林认为列宁说过在市场关系中经常产生资本主义这一论断应当是有时间和条件的: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市场关系必然造成小资产阶级分化,产生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果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命脉巩固壮大了,社会主义经济最终将战胜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将从理想变为现实。这是他与“斯大林模式”的重大分歧。此处不必细论二人究竟谁对谁错,但反映出布哈林在批判“奥派经济学”时,或多或少还是受其影响。

1914年8月,一战爆发,奥地利警察把布哈林当作“外国间谍”拘禁起来,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作证后释放,被驱逐到瑞士。

1912年底到1913年初,流亡中的斯大林来到维也纳住了短短的两三个月,在此认识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此时他们是流亡中的同志,绝不会想到今后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虽只短短两三个月,但斯大林却基本完成了他最重要的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按照列宁的指点来到维也纳研究民族问题,但苦于不会德语,无法利用原始材料和有关重要著作。布哈林按照列宁的指示,帮助斯大林阅读有关文献,甚至在文章逻辑、结构上提出意见。《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原则,是对苏联后来的民族制度设计的基石,也是新中国民族制度建立的理论、原则和基石。直到现在,仍无原则改变。或许,布、斯二人曾在中央咖啡馆详细讨论过这部重要的理论著述呢。

从1909年到1913的春天,希特勒也在维也纳流浪。他靠卖画、打零工、住鸡毛店、施粥棚讨食为生,同时,他拼命读书、观察、思考奥地利各政党的思想、理论、主张和策略,自己的一套思想理论开始萌芽。据说,他也喜欢到中央咖啡馆。在那里,他见过托洛茨基吗?1913年,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希特勒和正当汽车工人的铁托都在维也纳,他们可曾在街上擦肩而过?可曾在咖啡馆邻桌而坐?

当时,谁能想到,这都是些随后将深刻影响20世纪的重要人物?有个故事广为人知,一位奥地利政治家在探讨俄国发生革命的可能性时,非常瞧不起这些整天泡咖啡馆的革命家,不无讽刺地说:“谁会去发动革命?或许是中央咖啡馆的托洛茨基?”然而,正是这位“中央咖啡馆的托洛茨基”,后来成为十月革命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创建了苏维埃红军并亲自担任总司令!(完)

作者:雷颐
来源:雷颐游走古今(微信公众号:lyyz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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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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