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17世纪下半叶咖啡进入欧陆的历史

咖啡最早的故乡离欧洲大陆十分遥远,而且来历扑朔迷离。

如果从近代举世著称的奥地利、法国、意大利等地的咖啡馆名城追根寻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它最初由巴尔干半岛陆路和大西洋海路分头进入欧洲的历史。这两条相隔千里的“咖啡之路”都曲折地通向一个“东方”的起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不过,1505年征服西亚和埃及的土耳其人,虽然算得上世界最早嗜饮咖啡的民族,他们远征的铁蹄和商旅使当时在阿拉伯半岛种植的咖啡超越了旧日疆界,成为流行整个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高级饮料。但是,这里和阿拉伯半岛都还不是咖啡的原始发源地,故事的真正前奏还是在奥斯曼帝国崛起前的东非热带海岸拉开序幕的。

关于咖啡最早的传闻,源于13世纪中叶,各个文化对咖啡的起源都有自己的传说版本。

在阿拉伯地区流传一个奇闻:著名宗教人物奥尔士曼被人陷害,被放逐到人迹罕至的野山戈墅。那里气候酷热,没有任何人知道有什么植物可以果腹。饥饿至极的奥尔士曼只能在岩石间的灌木丛里采撷一种从未见过的红色果实烧煮充饥。没想到这种野果芳香而又苦涩的汤汁竟然使他和已濒临死亡的同伴恢复了生气和精力。一些被放逐在荒山里的麻疯病人远循着香味聚拢过来,喝了他煎煮的黑色汤汁后,也奇迹般地减轻了病痛,逐渐康复。

消息传开,石破天惊,信教的人们都把这看成是神圣的阿拉显灵,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国君哈里发还恭请无罪的奥尔士曼重返故里,并奉送一座宫殿,表彰他发现神树的功勋。据传,由此而栽种的植物就是人们后来熟悉的咖啡树。这只是当地许多咖啡传奇中的一例。有的传闻更把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描写成有史以来喝咖啡的第一人。

在欧洲人的传说里,它的发现又被归功于最早前往阿拉伯半岛也门创立修道院的传教士们:他们发现自己喂养的家畜兴奋反常,彻夜跳跃不眠,循着放牧的路线,细细查寻,才在无意中发现了路旁这种具有神奇刺激作用的植物……

传说众口纷纭、风靡世界的咖啡,起源史上却有一个迷云笼罩的“空白”。咖啡兴奋提神的魔力更使它从开始就蒙上了一层神秘化的原始面纱,对于它的摇篮时期,历史学家们所知甚微。严格地说,西方对咖啡的认识是从16世纪以后才开始的。

尽管中世纪十字军东征以后,西欧对近东和阿拉伯地区兴趣日浓,“东方旅行”十分时髦,但从最早横跨欧亚的马可·波罗到其他东行传教士和商旅的报告里都未发现有关咖啡的只言片语。直到1582年,留学意大利的医生和植物学家列奥哈特·豪沃尔夫(Leonhart Hauwolf)才在东方札记里第一次提到生长在也门的咖啡树。至于咖啡这个字眼,最早在欧洲出现于1609年的英国报纸上。另一方面,在咖啡的故乡东非以及阿拉伯地区,除了口头流传的故事外,人们也很难找到15世纪以前咖啡的足迹,可靠的记载寥寥无几。

跟沿袭千年的东方茶文化相比,咖啡文化的历史可谓相当短暂,且身世模糊,虽然它在西方文明发展中的地位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流行饮料。正是为此,信奉欧洲中心主义的早期西方历史和宗教学者都想方设法,引经据典,力图把它的历史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否定它的东方“血统”。他们对《圣经》和古希腊故事“考证”连篇,论定《荷马史诗》中美女海伦娜用来引诱众英雄的“黑汤”就是咖啡。《日约》里的圣人也曾尝过咖啡,一下子把咖啡历史推前了几乎两千年,而且理所当然的属于欧洲古文明的一部分。

这种现在看来近乎荒唐的“历史学论着”,让人想到这些自负的学者们当年讳言的一个现实乃是欧洲人格外重视的饮料文化,实际上大都源于其他古老的文明地区。咖啡、可可、茶,没有一种流行的非酒类饮料植物是在欧洲大陆土生土长的!

今天,咖啡的起源地已被专家们公认为在东非埃塞俄比亚的高热山区,对于久闻殖民时代以来拉丁美洲咖啡之国盛名的普通人来说,这也许很陌生。不过,在这红海沿岸遗留下来的古老地名卡发省(Kaffa),让人联想到它作为咖啡发祥地的正宗地位。在赤道附近的高原、湖泊和群山峭崖之间,曾密密生长着百年绵延的大片缀满红果的灌木丛——野咖啡树。由于史料的缺乏,人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当地土著居民始终对这种神秘的植物敬而远之、保持距离。在可以找到的最久远的阿拉伯文记载里,咖啡也是作为药物甚至毒品出现的。没有人知道,具体在什么时候,又是谁,最早把这种咖啡树越过海峡带到了隔海相望的阿拉伯半岛,在也门大面积栽种,出售,使它慢慢成为当地风行一时的日常饮料。也许是一个周游四方的阿拉伯调料商人,或是到处浪迹的叙利亚的毒品贩,或是一个水手……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咖啡离开它孤寂的高原走向广阔的世界,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影响这个世界的命运就这样被确定无疑了。

咖啡树在也门的土地上生长出人意料的茂盛,下种后4年才能收获的咖啡豆连年高产,跻身于咖啡业的雄心勃勃的商人们,不再满足于从圣地麦加到开罗的阿拉伯市场。当15世纪盛极一时的阿拉伯帝国日趋没落的时候,“阿拉伯的咖啡豆”却跃跃欲试地跨出了国界。恰在此时,北部强大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大军南下,占领了开罗和东非的大部分地域,土耳其人嗜饮咖啡的传统也就由此开始了。在这之后的整整一个世纪,奥斯曼帝国直至地中海巴尔干半岛的广大疆域,发达的贸易,加上对欧洲中心奥地利等国不断的大规模军事攻势,为咖啡向西方的扩展打开了方便之门。

1530年,帝国北方的大马士革出现了第一家咖啡馆。1554年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咖啡已经成为街谈巷议中的“黑色金子”,十分流行。短短数年间,从古老的君士坦丁堡到高加索,从波斯湾到布达佩斯,在整个帝国的两百多个城市都拥有不同数量的咖啡铺,而连接这些城市的穿过沙漠荒野的道路沿途也到处都有可以移动的“咖啡帐篷”,为络绎不绝的商旅和军队服务。

另一方面,从海上和陆路涌向近东的越来越多的西方探险家、商人和外交官也开始频频拜访街上浓香扑鼻的“土耳其咖啡馆”,兴奋不已地把褐色的咖啡豆当做一种新发现的东方奢侈品,经各种渠道带回自己远在地中海另一端甚至濒临大西洋的故国。

在咖啡西行的漫漫路途上,曾隶属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港城威尼斯和隔着亚得里亚海相对的杜布尼可港(Dubrovnik)以其多达180艘海轮的庞大船队,扮演了最初中介贸易的主角。

据记载,1596年从威尼斯寄往荷兰的一包样品,曾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人见到过的最早咖啡豆。有传说,因为当时咖啡在西欧十分稀罕,最初竟还有德国家庭主妇用鸡汤来做咖啡的笑话。学者推测,在16世纪末繁荣的调味原料进出口贸易中,有不少来自东方的咖啡豆开始经贸易发达的威尼斯源源不断地进入欧陆。

咖啡在欧陆上流社会,尤其是新兴的城市有产阶级沙龙里大受欢迎。渴望开拓市场和冒险的西方海上贸易商人,由此一发而不可止,用远洋海船把土耳其咖啡长途辗转运往西欧各地。

1624年后,大批咖啡陆续到达阿姆斯特丹、汉堡、伦敦、马塞等重要港口。但由于路程遥远和当时海运能力的限制,咖啡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的另一个主要途径是经过跨越东部巴尔干半岛的陆路。不过在这条大道上,最先奔驰的却是奥斯曼帝国大举西征的战车。地处中欧的奥地利帝国是抵挡弯刀横扫东欧的土耳其人进入阿尔卑斯山腹地的最后防线,同时无意中也成为接受“东方”式咖啡文化的前站。

自1529~1683年,奥斯曼大军几度挥师西进,兵临维也纳城下,围攻这个中欧头号帝国的首都达数年之久。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咖啡铺里最热衷的常客:行旅商人、周游传教的乐师、军官、法院神职人员和年轻热血的学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属于这场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欧洲远征的中坚。不言而喻,他们往日的咖啡嗜好也自然而然地被带到了遥远的多瑙河畔的前沿阵地。在最初的轮番攻坚受挫之后,围城扎下了长期驻守的营寨,也搭起了不可缺少的咖啡帐篷。热气喷香的家乡咖啡成了他们在异国消磨无聊的时光和抵御北部严寒的秘方,同时也带来了一笔利润可观的生意。因为当漫无尽头的围城战役变成了纯粹的外交桌上马拉松游戏之后,连战场对面的奥军官兵和维也纳市民也禁不住不断飘来的咖啡浓香和种种传闻的诱惑,不时越过早就没有刀光剑影的火线,进入土耳其人的营帐品尝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令人兴奋不眠的“黑色饮料”。军营无形中成了变相的咖啡铺和交易场所,一批批咖啡豆被精明的土耳其商人悄悄运过名存实亡的战地防线,涌进了维也纳和它背后广阔的欧洲地区。这实际上也是以后西方百年不断的大规模咖啡走向的开始。难怪维也纳流传着一句老话“欧洲挡得住土耳其人的弯刀,挡不住土耳其人的咖啡”。

历史似乎是应验了这个断言,在战线南端不远的威尼斯1645年出现了全欧首家街头咖啡馆,1656年来奥国议和的土耳其特使卡哈·穆特巴夏更是劳师动众,带着300多个随员和全套东方奢侈品,包括咖啡正式进入维也纳城,拜见奥地利皇帝。随团的两位技艺高超的咖啡厨师几乎每天都是特使宴上惹人注目的主角。他们不但烹调各式可口的咖啡,而且展览富有豪华色彩的品尝咖啡的东方仪式和绚丽考究的咖啡餐具,成为轰动整个首都的新闻。维也纳全城仿佛都卷进了一场不可遏止的咖啡热,特使府里贵宾盈门,门前的广场上也支起桌椅,款待过路客人和市民。据记载,仅请客消耗的咖啡每天就达几十千克之多。这场历时数月成果辉煌的咖啡外交,4年后在欧洲另一强国法兰西首都巴黎再度重演,为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赢得了战场上得不到的近20年喘息备战的时间,而欧洲则从自己对手那里得到了或许是更为宝贵和长久的咖啡文化的精华。维也纳和巴黎后来成为西方城市咖啡馆发展中引领潮流的两大翘楚,这大概也与这段历史有着不可忽视的渊源关系。

1683年奥斯曼大军再度卷土重来,同年在重兵围困下的维也纳街头,出现了第一家公开营业的咖啡馆,以精悍出众的亚美尼亚商人约翰·迪奥达(Johannse Kiodato)为首的通晓欧洲和土耳其语言的商人,在战时不光为奥地利军队担任翻译和向导,而且也在火线两边从事获利惊人的咖啡贸易,在满足他们自己经营的咖啡馆需要的同时,还为许多贵族和富有市民家庭沙龙咖啡聚会解决了原料短缺的燃眉之急,深得上层人士的青睐。

两年后,奥地利彻底击溃强敌,重新恢复了在巴尔干和东欧的势力范围。作为奖赏,约翰·迪奥达也从皇宫获得了在帝国独家专营咖啡业的特权。这点虽曾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早期维也纳咖啡馆多彩的发展,但他苦心经营的遍布整个庞大帝国的运输和销售网络,却满足了欧洲心脏地区的无数人对咖啡的渴望。后来,他在战时和土耳其人过于密切的关系终于引起了宫廷的猜疑,不得不流亡威尼斯,暂避风头。至此,他的行业垄断也就名存实亡了。几年后,当他得到特赦,匆匆忙忙重返首都的时候,不禁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咖啡业的飞速发展大吃一惊。这些咖啡馆大都是由他的“同乡”或来自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的“土耳其”人开办的,自然而然地带有相当浓厚的“中东”风味:许多街头拐角飘出咖啡热香的狭窄店堂里,还可以看见君士坦丁堡咖啡铺里特有的靠墙的长板凳,烧柴的咖啡炉,里面的客人也大部分是来自附近市集的摊贩、工匠和异乡谋生的手艺人。严格地说:这些还只能算是小小的简易咖啡铺子。

那时,中上层社会的人们还陶醉在自己家里封闭的私人咖啡圈子里,热衷于最初经济成功的自由市民阶级还未成为左右社会政治的力量。今天人们所熟悉的,或者想象中的高雅、舒适、具有开放的社交沙龙气氛的纯欧洲风格的咖啡馆,在当时还要等待大约50年的时间——直到市民意识普遍觉醒的启蒙主义时代,才真正开始登上维也纳和其他西方城市生活的舞台中心。

作者:张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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