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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丽君: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分子的集体主体性及他们的咖啡文化

1928年,《申报》在角落里刊登一篇短文,署名“慎之”的作者在文中向读者介绍位于虹口区北四川路一家名为上海咖啡的咖啡店。作者在店内遇到许多文艺界名人,当中包括鲁迅、郁达夫、龚冰卢、孟超和叶灵凤。他们在店内不是高谈各自的主张,就是默默沉思哲学问题。慎之沉醉于这种气氛里,并撰文向读者介绍这个他心目中的“文化乐园”。文章见报五日后,郁达夫在杂志《语丝》上发表了〈革命广告〉,在这篇短文中,作者否认他与上海咖啡有任何关系,并抨击当代知识分子对“革命”这个概念的盲目迷恋。

继郁达夫之后,鲁迅也撰文对该篇报导加以鞭挞,后来该文的篇目修订为〈革命的咖啡店〉,收入《鲁迅全集》。在该篇杂文中,鲁迅表示自己从没有到过这类咖啡店,并在行文之间,充分流露出他非常不屑于这些场所抱持的那种自命不凡的态度。但是,没多久鲁迅却成为了一所闻名遐迩的咖啡店–“公啡”–的常客。早于1930年代初期,公啡已经是左翼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及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第一次筹备会议,都是在公啡举行的,而鲁迅也多次主持了这些对形塑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起着指导作用的会议。对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与进步社会主义者来说,光顾这间咖啡店本身是一种带有强烈认同意味的行为。今天,公啡已经成为了多伦路怀旧街(又名:文化名人街)的一个旅游点,它的旅游价值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鲁迅曾经到访。

鲁迅不喜欢咖啡苦涩的味道而钟情中国茶,因此到公啡时,他往往会自备茗茶;但是在短短的二、三年间,他对咖啡文化的态度却由坚定的批判者一转而为中坚分子。该咖啡店本身包含了当时文化环境里波希米亚布尔乔亚(bohemian-bourgeois)与革命这两个看来互相矛盾的维度;从鲁迅“品味转变”这件小事件出发,这篇文章阐释如何从上海咖啡店这个丰富的文化空间文本中,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初对西方与现代的想象,以及咖啡店在不同话语系统的互动中,引发一种以西方为模仿对象的新闲暇文化。是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阐明咖啡店如何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空间,它能与当时知识分子的各种力量互动,从而巩固及加强一种集体身份认同。

许多回忆录提及公啡时,总爱将它视为1930年代左翼文化的圣地。虽然它的名字经常于这些文章中出现,但却从来没有成为研究的对象。在公啡被神圣化的背后,这个场域是空白的;咖啡店的意义,有待知名的顾客去界定。一直以来,咖啡店没有被深入探讨,而只被当成为历史舞台的布景;是次研究会从文化研究角度出发,探讨这个在现代中国的知识史上丰富的指涉空间。空间并非独立于社会及历史的,而是牵涉其中,与当中的话语、主体和客体不断地互动着。在公啡中,空间和话语彼此紧密相连,而非单是背景与对象的关系。虽然咖啡店空间的实践反映出当时的知识分子文化,但思想并不能把空白的空间填满,却是同时发生一种体现经验 (embodied experiences),使得咖啡店与话语都是既不稳定,同时又是异质的。知识分子和咖啡店互相决定对方的文化的象征主义和现代性的体现,因此鲁迅既是参与的主体,亦是咖啡店话语的符号。

在以下的篇章中,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