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12年9月1日正午，日本京滨一带发生大地震，据粗估全东京受震、火灾烧毁户，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受灾人数2,386,740名，占人口约七成六强。震毁、烧毁的剧场、料理店与游廓建物中，知名的帝国剧场、有乐座等剧场，精养轩、阶乐园等料理店，大松阁、同幸乐等旗亭，洲崎、吉原等游廓，皆全灭于此次震灾中。这场酿成巨灾的大地震，令明治末年至大正年间逐渐改正的东京都地貌毁于一夕，却也开启东京都市计划的新契机。新内阁内务大臣兼帝都复兴院总裁后藤新平，针对东京，率先采用欧美最先进的大都会概念之都市复兴计划。台湾受日本都市计划的影响，在1930年代后也展开新概念的都市计划，宽阔的干道、公园道及大型公园设施的设置，台北市、花莲港市、台中市、高雄市、基隆、屏东、新竹、彰化等地皆大幅扩张市区计划。一方面是重建复甦中的帝都东京，另方面是日渐扩张的岛都及各市区，此时不管是竞走日本的留学青年或是岛内的知识分子，在书写的文字当中，都不可免的带出近代化都市日常生活、休闲与消费方式的面貌，或者更深层的社会环境与阶级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前，台湾旅日留学生已超过七千人，语言文字的熟悉与运用，让这般智识青年在文化、政治运动的启蒙或文艺创作上的表现有绝大的助益。而在描绘帝都留学青年的异乡生活景象中，带入昭和初期当时蓬勃盛行的吃茶店文化，首推杨云萍的小说〈加里饭〉。大正15 年12 月12 日晚上，杨云萍写下〈加里饭〉中旅日青年的悲愤、寂寞与不安。青年期待接到家乡的汇款，可是青年的父亲的信上写着：“近来吾台之金融界大不佳，米价又落，租税则一回加重一回……”青年只好怀着五味杂陈的心情到东京市街上蹓跶。在街上犹豫之间，已经放过几间咖啡店，最后才选定金星咖啡店。店门镶嵌着红、青、紫、绿种种有色玻璃，矩形的室内空间，六张方桌排成二列，收银台上摆上二盘红苹果，后方有帘幔隔出厨房，可听见刀叉、器皿碰撞的声响，女服务生身着肝色底、绿色花纹的围裙。而此时满心骚动不安的青年，咖啡店内女服务生的微笑和娇态，此刻看起来都是虚假的、乞怜般的。而在另一篇〈青年〉中，青年迷恋咖啡店的“夫人”（madam），以为“夫人”是爱好他的。某夜里，青年作了一场求爱的梦，青年像挫败的蛤蟆留着眼泪醒来，他嘲笑自己，在现实中、在这金钱至上的人世间，梦想着不花钱而求得真爱，是多么的寂寞与无望。
文化运动的聚会场所
文艺青年张文环还未返台结识山水亭老板王井泉以前，曾于昭和8年3月20日与吴坤煌、苏维熊、王白渊、巫永福、施学习等人组织“台湾艺术研究会”，当时张文环曾接受右翼运动者杨肇嘉的一笔资助，加上家乡寄来的汇款，于东京本乡区西竹町开设“トリオ”（三重奏）吃茶店，充作研究会聚会的场所，不仅如此，更是研究会吸纳同志与赞助金的地点，而且机关杂志《福尔摩沙》（フォルモサ）也在吃茶店内胎动创刊。只不过吃茶店经营不久后，因收支无法平衡而收店，《福尔摩沙》也在三期后中断。后来台湾全岛文艺作家大集合，在昭和9 年5 月6 日下午二时，于台中市小西湖咖啡屋（カフェーセイコ）召开文艺大会，乃决议成立“台湾文艺联盟”。南瀛作家郭水潭参加此大会的印象记提到，会中“有股沉重压力感向大家吹袭过来”，原来有可怕的警察“大爷”在监视着，不过“咖啡厅女郎都从容面对大伙儿涌进的大家，只看若无其事地附和唱片节奏婆娑起舞，不难猜想，事情没有什么不得了”，女给的招待周旋倒也冲淡了当时现场的肃杀气氛。至年底，张深切等台籍作家亦假台北“沙龙OK”咖啡屋召开“《台湾文艺》北部同好者座谈会”，畅谈文艺大众化、台湾歌谣及如何振兴台湾文艺等诸问题。而后东京的台湾艺术研究会部分同仁也转入文艺联盟，并以“台湾文艺联盟东京支部”名义召开茶话会，第一回于昭和10 年2 月5 日晚上七点开始，地点选在新宿的“椰鲁碟陆”（エルテル，维特）餐厅；昭和11 年6 月7 日东京支部同仁在明治制果西餐厅又召开“台湾文学当面の诸问题”座谈会，出席者另有张星建、刘捷、吴天赏、翁闹、颜水龙、陈垂映等人。
茶话会举办前后一年，已有杨逵〈送报伕〉入选日本文学杂志《文学评论》第二奖（昭和9 年10 月）；吕赫若〈牛车〉在《文学评论》发表（昭和10 年1 月）；昭和10 年，张文环小说〈父亲的颜面〉也入选《中央公论》小说征文第四名，据说还有翁闹〈憨伯仔〉（后来也在《台湾文艺》发表）作品入选改造社《文艺》杂志征文选外佳作，隔年座谈会的对谈气氛也就热络不已。参加座谈的浪漫派文艺青年翁闹，原是台北师范生，在卸下教师之职后，留学东京，期间除投稿《福尔摩沙》创刊号，昭和10 年8 月也在《台湾文艺》二卷八、九合并号上发表小说〈残雪〉，小说一开头即道出主角“林春山”又到常去的吃茶店“爱登”，选定厢座倾听东京正流行的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在吃茶店内，因为点咖啡，遇见从北海道逃家至东京谋生的女侍喜美子，后来喜美子为了躲避亲戚的找寻，辗转服务于东京的吃茶店—大森的王子吃茶店、品川的小猫吃茶店。林春山也因为喜美子，让他忆起家乡倾慕的、但无法结合的对象—养女“玉枝”。春山旅日三年后，玉枝寄了一封附上汇票的信给他，才知道玉枝为了反抗媒妁婚姻，已经离家到台北的吃茶店做事，与喜美子若有似无的情愫，又想起和玉枝之间优柔寡断的感情，让林春山摆荡在两位女性间，喜美子最后还是回到北海道，而林春山没有回到台湾，也不到北海道。一位在台南女校受教育，一位则在札幌的女校受教育，却不约而同的流落岛都台北与帝都东京寻求现代梦，〈残雪〉可说道尽昭和时代受教育的女性极欲脱困传统婚姻价值的情境，也描述了帝都留学青年的蜉蝣性格。
较翁闹〈残雪〉稍早的4 月，“台湾艺术研究会”同仁、《福尔摩沙》杂志集团成员，刚从明治大学文艺科毕业返台的巫永福，小说〈山茶花〉也在《台湾文艺》二卷四号上发表。与〈残雪〉的时代背景相仿，同是旅日青年的“龙雄”，一日在东京街头等候女朋友月霞，却不期巧遇公学校时代的青梅竹马邻居秀英。由于月霞失约，龙雄的心情低劣，只好勉强将要前往春日町文化住宅访友的秀英陪他吃晚餐，在途中，秀英想请龙雄喝热咖啡或牛奶，走路闲聊中，龙雄却把秀英带到春日町的日本料理店吃饭、喝酒，并约定下一次秀英的来访。以后在与秀英的话家常和约会当中，感情逐渐加温，有理性的新女性月霞也慢慢被龙雄冷落。但与秀英的感情中，却又有同姓不能结婚的习俗横梗，苦苦折磨着两人。龙雄在秀英与月霞两人间犹豫抉择，无法下定决心，漂亮、雪白的山茶花意象，不禁飘然飞舞，轻轻的落上心头，可说又是一幅旅日青年的苦闷形象。
赴日学习速记的记者刘捷（因日本压制思想言论自由，有所谓“人民战线”大检举，曾与张文环同时被捕，坐了99 天牢狱），在东京的短期修业中，对东京到处林立的文人咖啡店（吃茶店）也有生动的记忆，“十圆钱一杯的咖啡，可以长坐欣赏音乐或与文人作家同坐交谈。”东京的吃茶店是一般文人、学生聚会休憩的场所，刘捷在此也结识不少作家，如秋田雨雀、中野重治，评论家大宅壮一、森山启等人。
刘捷回台后，因采访的机缘，昭和9 年前后曾与台北跳舞场羽衣会馆的舞女金雀发展一段情爱。据说此人是南部大米商的千金小姐，后来转至“沙龙OK”当女服务员，并在一次美女选举中高票当选第一名，“金雀”之名因此得来，但半年后传来金雀病故于中部的消息，刘捷也曾写下凭吊此女的纪念诗文。昭和9 年底，旧文人施梅樵也作有〈珈琲馆即事〉一诗，形容男性耽溺“カフェー”之风雅：“众香国里住些时，角胜场中出健儿；倾尽壶觞洴醉死，只应心血付娥眉。”
昭和11年8月16日，台中地方文艺人士如林朝培、杨逵、叶陶、吴沧洲、林越峰等人在“月宫”咖啡馆举行“台中演剧具乐部”成立会议。会议决定研究会命名、组别、各组干部和成员等，并将事务所设在“台湾新文学社”；12 月，杨逵创办《台湾新文学》将届一周年，6日也选定台北高砂食堂举行“台湾文学界总检讨座谈会”，会中由黄得时主持，朱点人、吴漫沙、张维贤、施学习、鹿岛潮、宇津本智等台日文人皆在座，畅谈、检讨当年度的文学界概况。
1930年代岛都台北与帝都东京时空环境的变迁，甚至台日两地小型都市的兴起与农业社会的萎缩，到底也牵动着旅日青年或学成返台青年的日常生活。所创作的小说，与吃茶店似乎有不可避免的交集，其实也是当时代的旅日青年，走上这条文化精神反抗的荆棘之路后，在岛乡与帝都的爱恨间、难以挣脱的传统惯俗压力以及台湾人不平等的种种处境中，透过小说中人物往返于当时摩登吃茶店的足迹与仰息，反而成为帝都留学青年另一幅相当贴近都会生活型态的侧写。
来源：《台湾摩登咖啡屋：日治台湾饮食消费文化考》
作者：文可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