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公元前 1 万年的新石器时代起，人类生活方式逐步由游居狩猎采集演变为定居农耕畜牧。当时全球估算约有 400 万人，其后 5,000 年来增加仅仅 100 万人，相较之下，再 5,000 年后人口急增 20 倍。前期人类的繁殖力近乎停滞，“如何解释人类维生技术进步与人口总量长期停滞之间的矛盾”？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斯科特（James Scott）在著作“反谷”（Against the Grain）中指出，其时可能正值流行病最初亦是最致命的时期，而各种古老疾病之所以横行无忌直至今日，大可归咎于新石器时代三大革命因素：密集定居、农耕、畜牧。
早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初期，便有致命流行病的书面纪录，时人虽然不清楚其病理，但已掌握到接触传染的法则，针对病者采取隔离措施，一旦隔离检疫无法阻止社区传染爆发，居民就会逃离城市，不少废弃城迹正是避走疫病的遗物。公元前 40 世纪后期，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乌鲁克（Uruk）规模冠绝全球，人口多达 2.5 万至 5 万人，连同人口最稠密的南部冲积平原最常受流行病侵袭，两者并非偶然，正是“前所未见的人口集中和贸易交流，汇聚成因拥挤而致病的明显弱点”。
当时定居生活导致人口挤迫，智人社会正经历史无前例的居住密度，人畜废弃物为病原体提供温床，滋长了寄生虫和蚊蝇，有利于疾病传播。“由人类、牲畜以及谷物、粪便、植物性废弃物所构成的静态农庄变成了十分吸引共生者（从老鼠和麻雀一直到捕食链下层的跳蚤、虱子以及细菌、原生动物）的饲育场。”事实上，由拥挤生活而起的疾病 ——“密度制约疾病”（density-dependent diseases）—— 之中，几乎全部由人体微生物触发的传染病，都在过去 1 万年出现。甚至近至 5,000 年前，诸如霍乱、天花、麻疹、流感和水痘皆肇因于城市化及农业化，直至近代继续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相比之下，美洲原住民从 1.3 万年前便从西伯利亚跨越白令海峡迁徙至美洲，时间上正好避过其后出现的密集定居现象，而且人数相对较少，因此身体普遍一直相当健康，但对后来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则缺乏免疫力，作为人口对照组恰好反证密集定居的潜在健康危机。
禽畜生活环境同样拥挤，农庄变成“重新安置多物种的营地”，各种动物如羊、牛、猪、狗、猫、鸡、鸭、鹅前所未见共处一地，互相传播寄生其上的细菌、病毒、寄生虫和原生动物，病原体快速适应新宿主并大量繁殖，感染微生物的宿主数量由此急增，最后传染给人类。人类已知 1,400 多个病源细菌之中，人畜共患疾病就占 800 至 900 种。结果，“第一波发生的事就是病原体大规模的跨物种传染，建立一个流行病学意义上的全新秩序”。例如有专家怀疑麻疹源于寄生在羊的牛瘟病毒，天花则可能出自驯养骆驼及带牛痘的啮齿动物祖先，皆或经由人畜聚居交叉感染得来。
农耕文化则在两方面加剧了流行病的传播：一方面，农业侵扰了本来的土地生态，结果导致其他植物群、动物群、昆虫及微生物迁入，栽种作物又易受各种害虫和病原体侵害，借此传染疾病，例如真菌即可造成黑粉病、锈病和丹毒；另一方面，农业文明的饮食主要仰赖谷粮，不似采集狩猎生活时营养均衡，缺乏部分必需的维他命、蛋白质与脂肪酸，造成诸如缺铁性贫血等营养不良现象，在流行病面前缺乏抵抗力。斯科特指出，早期农家的婴儿夭折率高达 40% 至 50%，正是饮食质素欠佳及传染病肆虐的双重效应。
既然定居农耕畜牧的生活方式如此致命，为何新石器时代后 5,000 年又见证人口爆炸？原因之一是人类对病原体逐渐发展出一定免疫力，令部分流行病变成风土病；另一原因则是定居生活：游居族群迁徙不定，携家带眷极不方便，相反定居农民则毋须考虑此问题，夭折率高生育率更高，人口优势终于愈趋显著，在公元前 5,000 年已超越了狩猎采集者人数总和。
今日世界医疗卫生发达，是否已经摆脱新石器时代的聚居农牧风险？“新一代跨物种的人畜共患病随着人口与牲畜数量膨胀，以及远距离接触日益频繁而增长。此一趋势今天仍在继续。”斯科特以中国为例，警惕世人慎防下一场流行病随时爆发：“因此，难怪中国的东南部（特别是广东省）这个世界最大、最拥挤的人口汇聚点，又是历史上智人、猪、鸡、鹅和各种野生动物市场集中程度最深的区域，会像是世界主要的新禽流感和新猪流感病毒株的培养皿了。”
来源：CUP
撰稿：恭应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