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的起源:密集定居、农耕、畜牧

由公元前 1 万年的新石器时代起,人类生活方式逐步由游居狩猎采集演变为定居农耕畜牧。当时全球估算约有 400 万人,其后 5,000 年来增加仅仅 100 万人,相较之下,再 5,000 年后人口急增 20 倍。前期人类的繁殖力近乎停滞,“如何解释人类维生技术进步与人口总量长期停滞之间的矛盾”?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斯科特(James Scott)在著作“反谷”(Against the Grain)中指出,其时可能正值流行病最初亦是最致命的时期,而各种古老疾病之所以横行无忌直至今日,大可归咎于新石器时代三大革命因素:密集定居、农耕、畜牧。

早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初期,便有致命流行病的书面纪录,时人虽然不清楚其病理,但已掌握到接触传染的法则,针对病者采取隔离措施,一旦隔离检疫无法阻止社区传染爆发,居民就会逃离城市,不少废弃城迹正是避走疫病的遗物。公元前 40 世纪后期,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乌鲁克(Uruk)规模冠绝全球,人口多达 2.5 万至 5 万人,连同人口最稠密的南部冲积平原最常受流行病侵袭,两者并非偶然,正是“前所未见的人口集中和贸易交流,汇聚成因拥挤而致病的明显弱点”。

当时定居生活导致人口挤迫,智人社会正经历史无前例的居住密度,人畜废弃物为病原体提供温床,滋长了寄生虫和蚊蝇,有利于疾病传播。“由人类、牲畜以及谷物、粪便、植物性废弃物所构成的静态农庄变成了十分吸引共生者(从老鼠和麻雀一直到捕食链下层的跳蚤、虱子以及细菌、原生动物)的饲育场。”事实上,由拥挤生活而起的疾病 ——“密度制约疾病”(density-dependent diseases)—— 之中,几乎全部由人体微生物触发的传染病,都在过去 1 万年出现。甚至近至 5,000 年前,诸如霍乱、天花、麻疹、流感和水痘皆肇因于城市化及农业化,直至近代继续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相比之下,美洲原住民从 1.3 万年前便从西伯利亚跨越白令海峡迁徙至美洲,时间上正好避过其后出现的密集定居现象,而且人数相对较少,因此身体普遍一直相当健康,但对后来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则缺乏免疫力,作为人口对照组恰好反证密集定居的潜在健康危机。

禽畜生活环境同样拥挤,农庄变成“重新安置多物种的营地”,各种动物如羊、牛、猪、狗、猫、鸡、鸭、鹅前所未见共处一地,互相传播寄生其上的细菌、病毒、寄生虫和原生动物,病原体快速适应新宿主并大量繁殖,感染微生物的宿主数量由此急增,最后传染给人类。人类已知 1,400 多个病源细菌之中,人畜共患疾病就占 800 至 900 种。结果,“第一波发生的事就是病原体大规模的跨物种传染,建立一个流行病学意义上的全新秩序”。例如有专家怀疑麻疹源于寄生在羊的牛瘟病毒,天花则可能出自驯养骆驼及带牛痘的啮齿动物祖先,皆或经由人畜聚居交叉感染得来。

农耕文化则在两方面加剧了流行病的传播:一方面,农业侵扰了本来的土地生态,结果导致其他植物群、动物群、昆虫及微生物迁入,栽种作物又易受各种害虫和病原体侵害,借此传染疾病,例如真菌即可造成黑粉病、锈病和丹毒;另一方面,农业文明的饮食主要仰赖谷粮,不似采集狩猎生活时营养均衡,缺乏部分必需的维他命、蛋白质与脂肪酸,造成诸如缺铁性贫血等营养不良现象,在流行病面前缺乏抵抗力。斯科特指出,早期农家的婴儿夭折率高达 40% 至 50%,正是饮食质素欠佳及传染病肆虐的双重效应。

既然定居农耕畜牧的生活方式如此致命,为何新石器时代后 5,000 年又见证人口爆炸?原因之一是人类对病原体逐渐发展出一定免疫力,令部分流行病变成风土病;另一原因则是定居生活:游居族群迁徙不定,携家带眷极不方便,相反定居农民则毋须考虑此问题,夭折率高生育率更高,人口优势终于愈趋显著,在公元前 5,000 年已超越了狩猎采集者人数总和。

今日世界医疗卫生发达,是否已经摆脱新石器时代的聚居农牧风险?“新一代跨物种的人畜共患病随着人口与牲畜数量膨胀,以及远距离接触日益频繁而增长。此一趋势今天仍在继续。”斯科特以中国为例,警惕世人慎防下一场流行病随时爆发:“因此,难怪中国的东南部(特别是广东省)这个世界最大、最拥挤的人口汇聚点,又是历史上智人、猪、鸡、鹅和各种野生动物市场集中程度最深的区域,会像是世界主要的新禽流感和新猪流感病毒株的培养皿了。”

来源:CUP
撰稿:恭应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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