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北京东三环边上有一家“真的咖啡”，那时候咖啡馆还少见，大家也就喝点儿雀巢速溶咖啡，有一家“真的咖啡”，大家就跑去喝真的咖啡。没过两年，这家店歇业了，经理是个美国小伙子，他说，北京要开“星巴克”了，这“星巴克”一开，别的咖啡馆就不行了。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星巴克”，知道“全球资本主义”的厉害，后来，看到抗议“全球化”的游行者，都要砸两个地方，“耐克”鞋铺子和“星巴克”咖啡馆。
说话间十多年，这“星巴克”在国内越开越多，韩国系的“ZOO 咖啡”、“漫咖啡”也有不少，我有一个朋友开了个“窝边草”咖啡馆，他说，韩系咖啡馆的成功，说明很多消费者去咖啡馆更在意环境好坏，要坐着舒服，灯光合适，“星巴克”的椅子坐着都难受，就是打包一杯咖啡赶紧走。我喝过“ZOO 咖啡”，非常难喝，我也去过“漫咖啡”，里面各种甜点的奶油味儿早就压过了咖啡的味道。我想，我们不能太在意环境，以至于不在乎咖啡了。
我觉得，世上最胆大的“星巴克”咖啡不是开在故宫里那家，而是开在苏黎世湖边的那家。苏黎世最有名的咖啡馆叫 Odeon，就在湖边上，有100多年的历史，列宁流亡瑞士时经常在这里下棋，这里的著名客人还有爱因斯坦和流亡于瑞士的詹姆斯·乔伊斯。Odeon 不远处还有一家小酒馆叫“伏尔泰酒馆”，“一战”期间在苏黎世躲避战乱的艺术青年在伏尔泰酒馆聚会，达达主义就诞生在那里。在这两个著名的景点之间，赫然有一个“星巴克”。按照欧洲人的说法，星巴克提供的是平庸的咖啡，资本的味道比咖啡的味道要浓重， Odeon咖啡比星巴克要贵，比欧洲一般的小咖啡馆也贵一两欧元，这块附加值就是所谓的“文化意义”，在毕加索、茨威格、爱因斯坦喝过咖啡的地方喝上一杯，得加钱。
巴塞罗那 Montsio 街上，有著名的“四只猫”咖啡馆，不断有游客在门口停下来，打量这座咖啡馆的小门脸儿和拉蒙·卡萨斯（Ramon Casas）的招贴画，有个中年妇女负责将游客一一引导入座。很多游客是为了毕加索而来。1899年，17岁的毕加索在这家咖啡馆里举办了他的第一次展览，他的画还被用作菜单的封面。创始人拉蒙·卡萨斯也是位画家，早年在巴黎学画，家境殷实，回到巴塞罗那后想按照巴黎黑猫酒馆（Le Chat Noir）的样子搞一个自己的聚会场所。这里的客人有建筑师高迪、音乐家伊萨克·阿尔贝尼斯等等，但文艺青年弄的地方总是不靠谱，没过几年，“四只猫”就关张了。现在的“四只猫”是1978年重新营业，不过是借了原来的名字。
北京有些文艺青年，也弄了不少咖啡馆，很快倒闭。但他们仍然有救赎之路，那就是他们在文艺上大展宏图，大获成功。这样，他们的咖啡馆就会复活。文艺青年还知道这样一句名言—— “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这句话原本是人们说作家阿登伯格与维也纳“中央咖啡馆”的关系，但慢慢演变成阿登伯格的夫子自况。这位作家在这家咖啡馆写作，遇到施尼茨勒，得到赏识，走上文坛，不过，今天人们对他的作品都不太熟悉，只记得他为咖啡馆做的广告。
他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你如果心情忧郁，不管是为了什么，去咖啡馆！你所得仅仅四百克郎，却愿意豪放地花五百，去咖啡馆！你仇视周围，蔑视左右的人们，但又不能缺少他们，去咖啡馆！”
维也纳“中央咖啡馆”的另一位常客阿尔弗雷德·波尔加（Alfred Polgar）说：“咖啡馆里大部分的人，对世人的厌恶，与对世人的渴望同样强烈，想要独处，却需要有伴来独处。”
如今“中央咖啡馆”的许多桌子都竖着一个桌台牌，标示哪些名人曾经在这里坐过，你在这里喝上一杯咖啡，就有个著名人物伴你独处。除了作家，这里还有犹太复国主义者、俄国革命者。
“中央咖啡馆”的饮品单子上名目稍显复杂，有Melange，这是一半咖啡加一半搅拌热牛奶，Kaiser Melange 是咖啡加生奶油加一个鸡蛋黄，Mazagran 是冰咖啡加冰块加黑樱桃酒，Kaffee Amadeus 显然和莫扎特有，是咖啡加奶油加莫扎特酒。
作者苗炜，68年生，北京人，白羊座，现任《三联生活周刊》副总编，《新知》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