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期间，吸烟致死人数估计过亿。禁烟渐成世界潮流，烟民往往以反政治化为抗辩理由。不过正如美国维珍尼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Sarah Milov 著作 The Cigarette: A Political History 以美国为例所示，由烟草的普及到行业的运作几乎无一不涉政治。
20 世纪之初，美国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 Company）垄断市场，长年引起南部农夫不满，公司后来因反垄断法解体成多间企业，但情况并无实质改善。伪竞争下，买家以拍卖形式垄断市场，价格时刻变动，烟草农毫无议价力，黑箱交易时有发生。南部农夫于是群起抵制，组织协会抽起烟草不卖，直至获得合理价格为止。如有农夫违禁私下交易，不是被告上法庭，就是遭到“黑夜骑士”（Night Rider）火烧烟草田。
其后烟草农发展出庞大合作网络，与各种农业组织、大学农业部、出版刊物如“进步农夫”（Progressive Farmer）等合作。虽然农业协会主义（agricultural associationalism）最终在 1930 年代退潮，但直接影响到罗斯福新政时期确立烟草配额制，政策甚至延续到 2004 年。种植烟草变成一种虚拟产权，按配额分发予地区精英，结果并无达致“农夫代议制度”，反而催生一种“行政寡头与经济民粹的混合体”。
Milov 指出，配额制本来仅属官僚运作，行之经年，却逐渐塑造出一种“美式农夫公民”（American farmer-citizen）的形象，烟草公司与农业组织视之为“传统”大力宣传，烟草农被洗白成“公民、一家之主、教会成员、社区领袖”，而非“领取政府补助的一群”。包括烟草农在内的郊区白人一边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津贴（例如支持政府管制价格），一边反对惠及黑人的福利政策。耕种的特权亦逐步演变成不耕种的特权：大部分烟草农出借种植权，成为寻租阶级。
烟草界的游说网络在战后更冲出本土，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烟条已是战场标准配给口粮，烟草界后来游说联邦政府为马歇尔计划和“和平食粮方案”（Food for Peace）订下购买烟草配额，将销售网扩至欧洲。在政客的修辞下，烟草更与民主扯上关系：“对于受战火摧残的欧洲人，烟草正好应其所需，为他们燃点追求美好生活的欲望，并在民主政府承诺的个体自由下实现。”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则鼓吹烟草的税收和促进美元交易的价值。美国重商主义就此加剧了全球健康问题。
在游说团的长年攻势下，烟草在 20 世纪中叶普及全美，家家户户都有“神圣不可动摇”的烟灰缸，然而反吸烟运动亦于同一时间兴起，衍生出多个公民团体。当时由于吸烟太过普遍，而二手烟的健康危害尚未广为人知，以致反吸烟运动要创造出“非吸烟者”（non-smoker）身份，援引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并且借用消费者运动和反文化运动的策略，以生活质素为名，视之为文化取态多于科学问题。迟至 1964 年美国卫生局报告首度指出吸烟可以致癌，烟草引致的公共健康问题才受到科学正视。
然而有科学加持，并不代表禁烟运动无往不利。Milov 借用 1976 年一宗案件说明科学根据如何不及商业利益重要：电讯商 AT&T 员工 Donna Shimp 对烟草极度敏感，一次调迁被转移到一间充满烟味的工场，她要求改善通风系统被拒，结果要戴防毒面罩上班。公司医生坚持她放病假，一放就是数月，即使后来迁调到另一工场，呼吸问题依然不见改善。其后 Shimp 求助于反吸烟团体，控告管理层及工会意图无理解雇，最终胜诉，规定职员只可在午休时间吸烟。
Shimp 休假期间，收集大量吸烟有害公司盈利与员工生产力的研究和证据，用以游说其他企业，后来更成为营造无烟职场空间的专业顾问。案件裁决之后，其他公司试图通过法律途径限制该项判决的适用权，然而在陆续出现的诉讼过程又揭露浓烟会损害仪器机能，利益面前，原本不满反吸烟运动的企业亦一改态度。在科学管理的名义下，至 1990 年，有 38% 企业全面禁烟，68% 实施限制措施 —— 对比 10 年前只有 15% 企业关注吸烟问题。
美国企业禁烟之所以雷厉风行，与 1990 年代工会势力没落，措施得以绕过集体谈判权亦有关系。现时美国企业有权开除烟民职员，甚或以伴侣吸烟为拒聘理由，最受影响的是基层员工。Milov 认为，美国禁烟运动背景相当白人中产，“革命的修辞仅限于郊区自由主义的安全范围”，无意间助长了保守派的政治策略，譬如列根政权的卫生局就是反吸烟的旗手，影响尤为深远，甚至今日美国的贫富差别也多少可用吸烟作为指标比较。吞云吐雾，都是政治的烟幕。
来源：CUP
撰稿：恭应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