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中生眼里的台北咖啡馆历史

日治时代台北新兴城市咖啡空间

自1926年,甚至更早以前,台湾就有咖啡馆的存在。当时的台湾咖啡馆,主要受到日本1868明治维新全面西化的生活习惯及上海十里洋场的中国经验的影响。同时,欧洲巴黎的咖啡文化已发展了一百多年,正见证如花朵般美好开放的咖啡时代。台湾的咖啡馆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多元民族汇融的文化史──西来文化、东瀛殖民色彩、华人移民共同创建的风土人文。

1928,台北市六十余町已存在着22家的café、音乐茶室、吃茶店,也就是现代所称的咖啡馆。适逢大正时期市街改正计划与皇民化运动的台北城市空间走向欧化与西化。咖啡馆的开设无疑是新兴的城市空间。

“1930年代台北最有人气的咖啡店有ボタン、永乐、トモヱ、日活咖啡店等。ボタン自豪为一流的咖啡店,在设备方面不仅有西洋吧台,亦有饶富日本趣味的日式起居室。永乐室内装潢极尽奢华,庭园总是呈现优雅而新颖的布置。トモヱ是一栋3层楼建筑,夜晚天空中便会浮现风车形状的霓虹灯。日活咖啡店在入口处种植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绿树,在包厢前则特意设置了较高的日式起居室,使顾客的心情沉静,在装潢设计上获得好评。”由上述可知,最早的台北咖啡馆,极注重室内装潢与顾客观感,而二十一世纪的咖啡馆在空间营造、装潢设计的部分也延续了此项特色。

咖啡馆空间的开放式功能性从明治制果专卖店、森永吃茶店两家店开始。前者当时通常会开设附加吃茶部贩卖咖啡、茶品及点心,后者则视成为许多记者会、画会举行之处。昭和十年(1935),森永吃茶店获选为“始政四十周年台湾博览会第二会场,森永吃茶店之夜”的展示场。由此可见,森永吃茶店受到重视的程度。

1930年代,台湾人的绘画缺乏舞台发表,进入日本主流绘画市场更是相当艰难。于是,不满评审标准的数位台籍画家们,在台湾铁道旅馆举办台阳美术协会成立大会。1934年,台阳美术协会成立,简称“台阳美协”。
1935在“台北教育会馆”举办第一届美术展览会,餐馆等商家都曾出钱赞助。当时文艺公共领域时常仰赖当时雅好文化艺术的咖啡经营者的经济支持,特别像是波丽露,就曾资助首届台阳展。

波丽路西餐厅成立于1934年,迄今已七十余年。当时以拥有台湾第一流的音乐设备、播放进口古典音乐作为广告,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吸引无数文人雅士、政商名流前往,而来波丽路西餐厅『听音乐、论时事』顿时成为当时台北人流行时尚指标之一。波丽露的老板不仅扮演着画家的赞助商与经纪人的角色,收藏、推销他们的画作,并给予经济上的奥援。

光复后国民政府与日治后台湾过渡冲突──动荡时代咖啡馆

国民政府甫来台,在语言不通、国民政府高压的统治、官员贪污腐败下,使当时台湾社会内部酝酿着不安忐忑的气氛,台人甚至怀念起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而天马茶房就恰巧站立在这过渡时期重要的历史位置。

天马茶房的店主,詹天马是大稻埕最有名的电影“辩士”,日据时代第一首流行歌〈桃花泣血记〉,亦是电影《桃花泣血记》主题曲,即是由他作词。〈桃花泣血记〉歌词写道:

“文明社会新时代
恋爱自由才应该
阶级约束是有害
婚姻制度着大改
做人父母爱注意
旧式礼教着抛弃
结果发生啥代志
请看桃花泣血记”

这首创作歌曲反应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新思潮、新观念”而努力争取婚姻自由的年轻男女的爱情悲剧,打动当时无数年轻人的心。

詹天马在法主公庙对面开设一家“天马茶房”,是当时的高级咖啡屋,文人学士聚集期间,天马茶房里有密室,供这些人高谈阔论。同时也是“星光演剧社”的重要成员,参与许多文化剧的演出及制作。一九四七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五,民报社主标题写道:“延平路昨晚查缉私烟队,开枪击毙老百姓”,内容写道:“昨省垣忽又发生…查缉私烟警员开枪击毙人命:事缘二十七日晚八时许,专卖局缉私队及警察大队约有二十余名,驰卡车到天马茶房附近,… …”这正是二二八事件的爆发。

国民政府军与原先台籍的人士因各样价值观、教育水平、生活方式等差距,明显表现在当时的文坛、艺术界。而咖啡馆身为文化艺术的基地,也深受影响。

一九五零年代可说是“战争文艺”与“现代文学”激烈交锋的年代。戒严后,军中开始倡导“战斗文艺”的文学,其中以反共救国、国族认同的军中的文艺作家,如《创世纪》的张默、彭邦祯为代表,他们当时主要在国军文艺活动中心写作。原本崇尚现代主义的作家则聚集到现代咖啡馆,品味西方现代文学新知的味道。当时统治阶级对于台人开设的咖啡馆并不友善,视之为反抗分子结社地点,时常派遣各种名义就近监视,将二二八事件归咎于天马茶房。

尽管面对政府的不友善,咖啡馆并未消失。已于上海成为新兴消费空间的咖啡馆随着国民政府迁至台湾,正诠释新的时代。如官营的“中国之友社”与台湾第一家摄影艺廊的“美而廉”。

美而廉提供了摄影家发表的空间,而后带进了从日本留学回国或受西方摄影新风潮影响的邓南光、张才等摄影家,开创了纪实摄影的新视野。以至于后来受到现代主义与表现主义的影响,有意象摄影的出现,代表摄影家如李钓纶、黄金树、郑桑溪、张照堂等。

美而廉咖啡厅成为许多画展、摄影展、艺术创作者发表作品的展览处,标志着咖啡馆空间与摄影文化密切。甚至“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2005视觉艺术策划性展览奖助计划”在北美馆安排民国九十八年的展出——“『美而廉艺廊』摄影家风华再现”。

战后书写文学革命──文人咖啡馆

“明星咖啡屋”,成立于民国三十八年,由几位白俄罗斯人与台人简锦锥先后开了明星面包店跟明星咖啡屋。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九年,曾经吸引过无数作家、诗人来埋头写稿、高谈阔论,许多表演艺术者、画家也常到这里聚会。

“明星”名称是从其俄文店名“Astoria”而来,“Astoria”是俄语“宇宙”之意,明星正是星海中最美丽的那颗星。在面包店受到热烈欢迎后,翌年,他们在二楼开起了咖啡屋,初期造访的顾客多数是在博爱区出入的政商要角,直到民国五十年代,诗人周梦蝶在面包店一楼骑楼摆起了小小的旧书摊后,明星咖啡屋才招来大批爱好文艺者留连忘返,渐渐成为艺文界的据点。光复后,台阳展的画家纷纷转至明星咖啡屋聚会。

曾经在“明星咖啡屋”出没的作家不胜枚举,包括:白先勇、黄春明、施叔青、陈若曦、陈映真、林怀民等人都喜欢到那里写作、会见文友或构思作品,《现代文学》、《创世纪》、《文学季刊》等文学史上的重要刊物,也都常在该地讨论内容、校稿编辑。白先勇回忆道:“当时《现代文学》常常剩下许多卖不出去的旧杂志,我们便一包包提到武昌街,让周梦蝶挂在孤独国的宝座上,然后步上明星的二楼,喝一杯浓郁的咖啡,度过一个文学的下午。”

曾默默驻守在明星咖啡屋楼下长达二十一年的周梦蝶,由于旧书摊上有许多鲁迅、巴金等当年被列为禁书的大陆作家作品,因此被爱好文学人士昵称为“地下文学院院长。简锦锥透露,周梦蝶曾经因为长年在户外看顾书摊,体力不支昏倒过好几次,那份对文学的执着,让他印象非常深刻,这样的周梦蝶,俨然成为了明星咖啡屋另类的精神象征。

此时,明星咖啡屋的存在俨然成为文学生产链的一环──文学编辑室。《现代文学》、《创世纪》在明星咖啡屋校稿,《文学季刊》的主编们选择在此经常性地和文友会面,雷骧更称呼明星咖啡屋二楼为“《文季》编辑部”。曾任《文季》编辑之一的陈映真也说,当时的明星咖啡屋可以说是《文学季刊》的办公室、编辑室和会客室。在此显示咖啡馆空间上的多功能性。它既是开放的空间,开放给四海游人,又具隐密空间的性质,可供促膝长谈或是公事洽谈。

咖啡馆与艺术文化如齿轮般,相切相合,彼此啮合,相互运作。一九七九年,连锁咖啡馆及个性咖啡馆兴起。由美国星巴克等大型连锁咖啡馆,将台湾咖啡史带进了连锁咖啡馆的新年代。而1990年代后期个性咖啡馆的出现,更丰富了台湾的咖啡文化。

撰稿:王欣蓝、谢沂庭/台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级中学二年礼班
指导:柯景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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