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布里克森:移民者家里的野蛮人

有一年,长雨季没来。

那次经历非常可怕,经受过的农夫们都不会忘记它。即使离开非洲好多年,在某个北国潮湿的气候中,他仍会在深夜听到大雨倾注时突然坐起来,大喊:“终于来了,终于来了啊!”

一般的年份,长雨季都从三月最后一周开始,一直持续到六月中旬。接近雨季的时候,整个世界一天天地变热,变干,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欧洲,或者更甚。

住在河对岸的马赛人—我的邻居,那时就会在皮实干燥的平原上放火,让绿油油的新草随着第一阵雨冒出来,供他们的牛群啃食。笼罩在平原上的空气随着有力的火势起舞,带着彩虹色层次的细长灰烟在草场上滚滚前进,燃烧的热度和焦味偶尔也钻进耕地里,像来自熔炉。

巨人般的云层在灰色的草场上堆积,又消散;远处的一阵小雨给地平线抹上蓝色的斜纹。全世界只有一个念想。

日落之前的傍晚,周围的景物朝你靠近,山脉变得亲近,清晰的靛蓝和黛绿色调变得有力,意味深长。几个小时后你走出去,星星都不见了,你觉得夜风轻柔、深沉,孕育着恩典。

急速加快的奔走声越过你的头顶,这是风穿过高大林木的声音—不是雨。这声音扫过地面,是风在穿过灌木和长草—不是雨。它窸窣疾行过土壤,是风穿过玉米田的声音—听起来太像雨了,你一次又一次受骗上当,甚至从中得到一丝满足,至少你好像从舞台上看到了盼望的身影—仍不是雨。

但是,当大地像共鸣响板一样回应,发出深沉而丰富的低吼,你周围上上下下所有维度的世界都跟着歌唱时—那就是雨来了。就像你远离大海很久,然后重新回到海边,像久违的爱人的拥抱。

但是有一年,长雨季没来。整个宇宙似乎都背弃了你。天气转凉,有时甚至会冷,但空气中仍没有湿气。一切都变得更干、更硬,就像世上所有的力量和优雅都抽离了。那无所谓坏天气或好天气,而是没有天气,天气被无限期拖延了。荒凉的风像一阵气流匆匆在你头顶掠过,颜色都褪去了,气味也离开了田野和森林。这种被伟大神力厌弃的感觉让你压抑。一路向南,烧焦的平原黑黢黢地废弃在那里,只剩白色灰烬的斑纹。

随着我们徒劳等雨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农场的未来和希冀都变得黯淡,终于耗尽。过去那几个月的犁地、剪枝和种植都变成了蠢人做的无用功。农场劳作慢了下来,再就是停滞。

平原上和山里的水潭都干了,许多没见过的鸭子和鹅都来到我的池塘。斑马群在清晨和日落时分来农场边界的水塘喝水,它们排成长队,有两三百头。马驹跟着母马,即使我骑马穿过,它们也不会受惊。但为了我们的牛群考虑,必须设法让斑马离农场远点,因为池塘里的水位也在下降。不过到那里去仍是一件乐事,长在泥里的灯芯草给棕褐色的景致打上了一块绿色补丁。

土著面对干旱时变得沉默,我没法从他们那里问出一点看法。因为你本来觉得他们对天象肯定比我们懂得要多,这毕竟与他们生死攸关,又不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他们的祖辈都经历过—大旱的年份里他们会失去九成的牲畜。他们的香巴也很干,只剩几棵无精打采枯萎了的红薯和玉米。

一段时间后,我也从他们身上学会了他们的方式,不再像个讨嫌的人那样去讨论世道艰难,也不再抱怨。但我毕竟是个欧洲人,在这个国家生活得还不够久,没有学会像土著那样彻底地认命,这一点,一些在非洲生活了好几十年的欧洲人已经能够做到。那时我还年轻,出于自保的本能,我觉得如果不想被农场路上的沙尘卷走的话,就必须得集中精力做些什么。我开始在晚上写故事、童话和浪漫小说,让我的思绪飘得远远的,飘到其他国家和时代。

每当朋友来农场暂住时,我就把这些故事讲给他听。

我起身走出门外,一阵凛冽的风呼呼地刮着,天空清澈,嵌了上百万颗坚定的星星,一切都很干。

刚开始我只在夜晚写作,后来早上我也坐下来写,通常这个时候是该去农场的。那时很难下决定,是该再犁一遍玉米田,重新播种呢,还是应该把树上干枯的咖啡果都剥掉,只留下树呢?我日复一日地拖延决定。

我常坐在餐厅里写作,面前的餐桌上铺满了纸,因为除了写故事,我还有农场的账目和预算要做,以及农场经理凄凉的便签要回复。我的仆人们问我在干吗,我告诉他们我在尝试写本书时,他们认为这是拯救农场脱离困境的最后一搏,对此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后来他们问我,书的进展怎么样了,他们走进来,站上一会儿看我的进度。在镶了护墙板的房间里,他们的脑袋看上去和镶板的颜色非常接近,晚上他们靠着墙,站着陪我,看起来就像一件件空荡荡的白袍。

我的餐厅朝西,有三扇长窗各向游廊、草坪和森林打开。这里的地势向河倾斜,河是我和马赛人的界限。人从房子里无法看到河流,但能够从沿河生长的暗绿色大合欢树的分布来推断它蜿蜒的流向。河的对岸,满是树木的土地再次升高,森林以外是绿色平原,一直延伸到恩贡山脚。

“如果我的信念强大到可以移山,我只希望把那座山移到我的身旁。”

风从东边吹来。我的餐厅大门背风,常年敞开。也正因为此,我家的西侧很受土著欢迎,他们随意地待在那里,密切关注着屋里的一切风吹草动。出于同样的动机,土著小牧童把他们的山羊也带过来,让它们在草坪上啃草。

这些在农场上活动的小男孩们赶着长辈的羊群四处找草,确实为我在文明建筑里的生活和狂野的原始生活间建立了一条纽带。我家的仆人们不信任他们,也不同意让他们进屋,但那些小孩对文明保有真切的爱与热情。对他们而言,文明一点都不危险,因为只要他们愿意,随时都可以远离它。文明对于他们的核心象征是挂在餐厅里的一座德国布谷鸟老钟。在非洲高地,一座钟完全就是奢侈品。一年到头,你都能从太阳的位置来判断时辰,而且因为你不和铁路打交道,所以完全可以依照个人意愿来安排农场生活,钟变得无关紧要。但这座钟很精致。每到整点,粉色玫瑰丛的中央会有一只布谷鸟推开它的小门,跳出来用清晰而傲慢的声音宣告钟点。这个离奇的玩意儿每次都让农场的孩子们高兴得要命,永远像第一次看到一样惊讶。他们能从太阳的位置精确地判断出快要正午报时了,然后在十一点三刻之前,我眼看他们赶着山羊从四面八方过来—他们可不敢丢下羊。孩子和山羊的脑袋潜过灌木和林间长草,像池塘里的青蛙。

他们把牲畜留在草坪上,悄悄地光脚走进屋来。大些的孩子约莫十岁,最小的只有两岁。他们十分规矩,还自创了一套做客礼节,严格遵守。礼节可归纳如下:不能触碰任何东西,也不坐下,没人问起就不说话,这样就可以在房间里自由走动。当布谷鸟冲出来时,狂喜和一阵压抑的大笑响彻整个孩子群。也有的时候,一个特别小的牧童—他对放羊还没有责任心,会在大清早自己一个人过来,对着钟站上好久。这时的钟是紧闭的,也没声音,他对着钟,用基库尤语低沉地唱一首情歌,然后庄严地走出去。我家的仆人们嘲笑牧童,向我透露说那些无知的孩子以为布谷鸟是真的。

打字机出现后,轮到我的仆人们来好奇地观察它工作了。有时,卡芒提晚上站在墙边,一站就是一个钟头,他的眼睛在睫毛下像黑色的水滴,来来回回,似乎想把机器钻研透彻,好将它拆成零件再重新组装起来。

有一晚,我抬头撞上这双深邃入迷的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开腔了。“穆萨布,”他说,“你相信自己能写书么?”

我回答说,我不知道。

想象你和卡芒提的对话,你必须在每个回合前预留好空间,留一个遥遥无期、意味无穷、似乎责任重大的停顿给他。所有土著都是停顿艺术的大师,以此为谈话赋予意义。

现在,卡芒提就做了一个漫长的停顿,然后发话:“我不信。”

没有其他人可以和我讨论我的书,我放下纸张,问他为什么不信。我现在察觉到,他之前一定预谋过这次对话,而且是有备而来;他站在那里,背后藏着《奥德赛》,这时他把它放在桌上。

“你看,穆萨布,”他说,“这是本好书,它两头都粘得紧紧的。即使你把它拎起来拼命地甩,它也不会散开。写这书的人很聪明。但是你写的嘛……”他继续说,既轻蔑又带着一种友善的同情,“这里几张,那里几张。要是有人忘记关门,纸张就飞得到处都是,甚至飞到地板上,然后你就会发火。它不会是本好书。”

我向他解释,在欧洲,有人能把纸张全部装订在一起。

“那你的书会有这么重吗?”卡芒提问,掂量着《奥德赛》。

他发现我在迟疑,就把它递到我手上,让我自己亲自掂掂。

“不会,”我说,“没这么重,但是图书馆里也有其他轻一些的书啊,你知道的。”

“有这么硬?”他问。

我说,要把书做这么硬是很贵的。

他沉默地站了一阵子,捡起地板上散落的纸页,把它们放在桌上,借此对我的书表达稍高一点的期望,也可能是对自己的质疑有所懊悔。但他还是没有走开,而是站在桌边等着,然后严肃地问我:“穆萨布,书里有什么?”

举个例子,我给他讲了《奥德赛》里英雄奥德修斯和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的故事,讲奥德修斯是如何自称为“梅友仁”,掏出波吕斐摩斯的一只眼睛,然后把自己绑在一头公羊的肚子下面逃生。

卡芒提饶有趣味地听着,表达自己的意见:那头公羊一定和住在埃尔曼塔伊塔的朗先生的公羊是同一个品种,他在内罗毕的家畜展览会上见到过;回到波吕斐摩斯的话题,他问我他是不是像基库尤人一样黑。我说不是,之后他又想知道奥德修斯是不是我的部落或家族成员。

“你说,”他问,“他是怎么样用他自己的语言说那个词的?‘梅友仁’?”

“他说‘欧提斯’,”我告诉他,“他自称‘欧提斯’,在他的语言里意思是‘没有人’。”

“你也必须写一样的东西吗?”他问我。

“不,”我说,“人们可以写任何想写的东西。我可能会写你。”

卡芒提挑起这个话头,这时却突然却步了,他低头盯着自己,然后小声地问我,我会写他什么。

“我可能会写你生病的那个时候,偌大的平原,你只有绵羊相依为命。”我说,“你怎么看那个时候?”

他的眼睛骨碌碌地绕着房间转,最后含糊地说:“西久伊。” 。

“你害怕吗?”我问他。

停顿了一会儿,他坚定地说:“是,平原上所有的男孩都有害怕的时候。”

“你在怕什么?”我说。

卡芒提无声地站了一小会儿,他的脸变得镇定而深沉,他的眼睛凝视着心。然后他带着微微讽刺的怪相看向我。

“害怕‘欧提斯’,”他说,“平原上的男孩们都害怕‘欧提斯’。”

几天后,我听到卡芒提向其他家仆娓娓解释,我的书会被送到欧洲装订,而且花一笔吓人的价钱它就能做得像《奥德赛》那么硬,《奥德赛》又被拿出来展示了一遍。但是,他自己不相信它会被做成蓝色的。

卡芒提有一项天赋,这项天赋在我家很管用。他想哭就能哭出来,对此我深信不疑。

如果我板起脸来斥责他,他就会在我面前站直,盯着我的脸,挂上那种警惕而深沉的哀伤。这种表情,土著一秒钟就能信手拈来。然后他眼眶湿润,溢满沉重的泪滴,它们缓慢地、一颗一颗地,顺着他的脸颊滚下来。我知道那都是鳄鱼的眼泪,换成其他人根本影响不了我。但是卡芒提不一样。此情此景下,他板平的脸会重新堕入无尽孤独的黑暗世界,他曾在那里蜷缩好些年。当他还是个平原上的小男孩,身边围满羊群时,可能也曾落下过这么沉重而笨拙的眼泪。它们让我不自在,让我换一个角度看待自己对他的责怪,那些罪名显得那么渺小,让我不愿再提。某方面看来,他这么做确实不太道德,但我还是相信,我们之间存在一种人类相互理解的真实力量。卡芒提从心底知道我已经看透了他悔悟的眼泪,并不会高估它们—他其实只是把眼泪看作一种更高力量的仪式,而非欺骗的手段。

他常提到自己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他赋予这个概念什么意义,我试探过他一两次,但他跟我解释说,他相信我所相信的,既然我肯定知道我自己相信什么,那我再问他就没什么道理了。我发现这不是个逃避的借口,这确实是他正面的想法,或者说,是他信仰的告白。他把自己交给了白人的神。为了服侍神,他准备好了执行一切命令,但他不会没事找事来解释这一整套运作系统,况且这系统很可能像白人本身的运作系统一样,根本不合理。

有的时候,我的行为与他的苏格兰教会教义相抵触,他就会问我怎样才对。

土著们毫无偏见,这很惊人,因为你原本期待在他们身上发现原始民族中的黑暗禁忌。我相信这归因于他们对各色人种和部落的熟悉,以及东非地区活跃的人类交流,先是古老的象牙和奴隶贩子,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移民和巨兽猎人。几乎每个土著,甚至平原上的小牧童,一生中都和各个国家的人打过照面。这些国家本身大相径庭,对他们来说,就像西西里人碰到爱斯基摩人:包括英国人、犹太人、波尔人、阿拉伯人、索马里印度人、斯瓦西里人、马赛人和卡韦朗多人。提到对思想的接受度,土著比郊区或地方的移民、传教士都更有世界视野,因为这些移居者或传教士在单一的社区环境里长大,背负着一套固有的思想。白人和土著之间的大多数误会都源于这一事实。

但要是你本人在土著眼中就代表基督教,你可得小心了。

有个年轻的基库尤人叫奇塔乌,他来自基库尤保留地,到我家来给我做工。他是个沉静的男孩,做仆人很有眼色又贴心,我很喜欢他。三个月后的一天,他让我帮他写封推荐信给我的老朋友阿里·本·萨利姆族长—一位驻扎在沿海蒙巴萨的地方长官,因为奇塔乌见过他来我家,现在他说想去为族长工作。我不希望奇塔乌刚熟悉家里的日常工作就离开,于是对他说,我会给他加薪。不,他说,他离开不是为了要更高的薪酬,而是他不能再待在这里了。他告诉我,他还在保留地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么成为一个基督教徒,要么成为穆斯林,只是他还不知道选哪个。出于这个原因,他来为我工作,因为我是个基督教徒,而他已经在我家待了三个月来观察基督徒的行为和习惯。离开我后,他会去蒙巴萨的阿里族长那里再待三个月,学习穆斯林的言行举止,然后他就可以抉择了。我坚信,即使是大主教本人面前摆了这样的情况,他肯定也会像我一样惊呼,至少会这么想:“上帝呀,奇塔乌,你来的时候就应该告诉我啊!”

穆斯林只吃由穆斯林依照正统方式割喉的动物肉。这在游猎时是个大难题,因为你带不了多少补给,还要依靠打猎来给仆人们提供食物。你打到一头狷羚,它倒下来时,你的穆斯林仆人们会像插上翅膀一样一拥而上,以期赶在它咽气前把它的喉咙割断;而你自己悬着一颗心看着他们,目光焦灼,因为要是看到他们耸着肩膀、伸着脑袋盯着它的话,就说明狷羚在他们赶到之前已经死了,然后你就得追踪另一头狷羚,不然你的扛枪手就得挨饿。

在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我要赶着牛车出远门。出发前一晚,我碰巧在基加贝遇见了一位穆斯林首领,我问他能不能给我的人律例豁免权,期限是这次游猎的整段时间。

这位首领很年轻,但也很睿智,他与法拉和伊斯梅尔谈话,然后宣布:“这位女士是耶稣的信徒。当她用来复枪开火时会说,或者至少会在心里说:以上帝之名。这会让她的子弹等同于正统穆斯林的刀。在这次旅途的全程,你们可以吃她打来的动物肉类。”

因为各教会之间的互不相容,基督教在非洲名声受损了。

在非洲那些年的圣诞夜,我会开车去法国教会听午夜弥撒。通常一年里的这个时候都很热。你开车经过篱笆围的种植园,老远就听到清透暖风里的教区钟鸣。等你到达时,一群快活的人已经围在教堂旁,内罗毕那些法国和意大利的小老板们举家来到这里,修道院学校的修女们也在,土著们穿着艳丽的衣服蜂拥而至。精美的大教堂被神父们亲自装点了数百支蜡烛,光亮通透。

卡芒提到我家那年的圣诞节,我告诉他,因为他同是基督教徒,我要带他去做弥撒,我用神父的口吻向他描述了将会看见的美丽事物。卡芒提都听进去了,灵魂深受触动,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然而汽车都等在门口了,他又心烦意乱地跑回来,说他不能跟我一起去。他不想给我解释,只是躲避我的问题,但我最后还是问出来了。不,他不能去,因为他到现在才意识到,我要带他去的是法国教会,他在医院时就被严重警告过,要远离那个教会。我对他解释说,那一切都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不和,现在他必须去。就这样,他在我眼前变得像石头一样僵硬—“死了”,他翻起了眼珠,这样只能看到白眼球,他的脸直冒汗。

“不,不,穆萨布,”他低声说,“我不能跟你去。我知道得很清楚,在那座大教堂里面有一个穆萨布,姆比亚萨那。”—坏得要命。

我听到这个很难过,但我想,事到如今我非得带上他不可,让圣母亲自点醒他。神父们在教堂里放了一座真人大小的圣母玛利亚直板像,蓝白色的,土著们通常会被人像打动;让他们想象一幅画面则很难。我对卡芒提承诺我会保护他,这才终于带他去了。他走进教堂时,紧紧贴着我站着,忘记了所有的顾虑。这又刚好是他们历年来在教区做的最好的一场圣诞弥撒,教堂里布置有非常隆重的耶稣诞生场景—岩洞里的圣家三口。布景刚从巴黎运来,被蓝天里光芒四射的星星点亮,它周围摆了一百个玩具动物,木头小牛、纯白棉绒的小羊,尺寸都不算小,这肯定让基库尤人心花怒放。

卡芒提变成基督教徒之后,就再也不害怕碰尸体了。

他以前是怕的。曾经有个男人被担架抬到我家旁边的平台时,死在了那里,卡芒提不敢帮忙把他抬回来。他倒也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退缩,跑到草地上,而是一动不动地站在人行道那里,像一座黑色的小纪念碑。为什么基库尤人根本不畏惧死亡,却会害怕碰触尸体;而白人那么怕死,却可以轻松地处理死尸?这我不能理解。因此你又一次感觉到,他们的现实界与我们的不同。但所有的农夫都知道,你永远别想在这一领域掌控土著,而且要是你能立刻放弃这种掌控的念头,反而可以给自己省去很多麻烦,因为土著宁可去死,也不愿做出改变。

现在,卡芒提的心中已经没有恐惧了,他嘲笑他的亲戚。他甚至对此有点炫耀,好像在夸口他信奉的上帝的力量。巧的是我有很多次机会来考验他的信念,我们在农场生活期间,卡芒提和我一起扛过三个死人。第一个是个年轻的基库尤女孩,在我屋外被一辆牛车碾过去了。第二个是个年轻的基库尤人,在森林里砍树的时候被砸死了。第三个是个年老的白人,他住进农场,与农场的生命轨迹交织,然后死在这里。

他是我的同胞,名叫克努森,是个瞎眼的丹麦老头。我在内罗毕的某天,他摸上了我的车,自我介绍了一下之后,让我给他一栋我地皮上的房子,因为他在这世上无处安身。我那时正在裁减种植园的白人员工,正好有间空屋子可以借给他,然后他就来了,在农场上住了六个月。

他与高原农场格格不入,像是我们养了一只断翅的老信天翁。他被生活的艰辛、疾病和酗酒彻底打垮了,弯腰驼背,肤色古怪得像是漂白了的红发人种,就好像他往头上撒了灰,要不就是被周遭环境打上了烙印,被盐水泡过了。但他体内有股不能扼制的火焰,无法被灰烬覆灭。他有丹麦渔人的血统,曾是个水手,后来成为最早一批非洲开拓者之一—不管是什么风把他吹来的。

老克努森这辈子尝试过很多事情,最喜欢那些与水、鱼或鸟有关的事情,但一事无成。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在维多利亚湖有过一个非常好的渔业公司,有好几英里长的世界上最好的渔网,还有一部摩托艇。但战争让他失去了一切。当他细数过往的悲剧时,会闪过一个黑暗时刻,或是致命的误会,或是某个朋友的出卖。我不知道是哪个,因为他在不同时间讲给我听的故事版本都不太一样,而且每每讲到这个点,老克努森就进入了非常糟的精神状态。这故事里还是有一些真的,因为他待在我这里时,政府确实给他每天一先令的抚恤金。

这一切都是他来我家拜访时讲的。他常跑来我家,因为他在自己的小屋里感觉不自在。我派土著小男孩去给他当用人,他们却一次次地逃跑,因为老克努森看不见,常鲁莽地一头撞向他们,或是笨手笨脚地乱戳他的拐杖,把他们吓得不轻。他兴致高昂的时候,会坐在我的游廊上喝杯咖啡,自顾自地给我唱一首丹麦爱国歌曲,活力十足。我们俩都觉得能说丹麦语是种快乐,所以会闲扯农场上无关紧要的小事,为了交谈而交谈。但我不是一直对他都有耐心,因为他一旦来了,就很难让他闭嘴离开。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你可以想象得到,他很有《古舟子咏》或希腊神话《海中老人》的气质。

他曾是个制作渔网的大师—世界上最好的渔网,他告诉我。在农场的小屋里,他做“奇波科”—用河马皮做的土著鞭子。他会从土著或者奈瓦沙湖的农夫手上买一块河马皮,幸运的话,一块皮他能做出五十条“奇波科”。我还留着一条他送我的马鞭,确实是一条不错的鞭子。这工作给他家笼罩上一圈可怕的恶臭,像是老秃鹰鸟巢附近的某种恶臭。后来我在农场挖了个池塘,他就几乎一直待在池塘边,陷入沉思状态,倒影垂直地映在他的脚下,像只动物园里的海鸟。

在老克努森干瘪凹陷的胸膛里有颗天真、激烈、急躁、狂野的少年之心。他因为单纯的好斗吃过很多苦头,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的恶霸和斗士。他的恨意无人能敌,几乎对与他打交道的任何人或是机构,他都怒火中烧。他召唤炼狱之火来惩罚他们,带着米开朗基罗对绘画的鄙夷“在墙上大画魔鬼”—这是我们丹麦的谚语:终有一天魔鬼会来到他的身旁。每当他成功地挑拨离间两个人后,他就特别高兴,像个逗狗打架或者挑起猫狗大战的小男孩。他大风大浪了一辈子,到头来被冲进一条波澜不惊的小溪里,本该把风帆都放下了,但老克努森的灵魂仍能像个少年一样强烈地渴望争议和逆境,这实在令人钦佩和敬畏。我像佩服北欧传说中狂暴战士的魂灵一样佩服他。

他提起自己时只用第三人称,“老克努森”,而且一定要牛皮吹到尽:这个世界上没有老克努森担不了或做不成的事,没有哪个冠军勇士是老克努森撂不倒的。只要关乎其他人,他都是最黑暗的悲观主义者,预言他们做的所有事都结局悲惨,且死有余辜,但他对自己却是个狂热的乐观主义者。他死前没多久曾向我透露过一个宏伟计划,要我答应保密。这计划会让老克努森至少变成百万富翁,让他的敌人们羞愧至死。他告诉我,他要从奈瓦沙湖底打捞成千上万吨掉落在里面的鸟粪—是从创世那天至今,所有游禽的鸟粪啊。他大费周章地从农场跑去奈瓦沙湖研究制订计划的细节,死时仍为此神采奕奕。这个方案具备他心中珍视的所有元素:深水、鸟、宝藏,甚至有种不屑和女人谈论的滋味。在这个方案的巅峰,他用心灵之眼看到了一个洋洋得意的老克努森,手持三叉戟乘风破浪。我不记得他有没有跟我解释过,那些鸟粪要怎么从湖底捞上来。

他向我报告这些时,口中那个伟大的老克努森的壮举和成就,以及所有的显赫,很明显与眼前这个老头的虚弱和无力不太相符。到最后,你觉得你在和独立的、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打交道:一个是背景中的老克努森,形象鲜明有力,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是个冒险英雄;另一个是我认识的这个,弯腰驼背、疲倦不堪的老克努森的老仆人,孜孜不倦地在向我谈论他。这个渺小的下人把维护和赞美老克努森的名誉当作一生的职责,至死不渝。因为只有他真正见过老克努森,除了上帝没有其他人见过,所以他不能忍受任何人提出异议。

仅有一次,我听到他用第一人称。那是他死前的几个月,他的心脏病发作了,很严重,最后也是这个病把他带走的。我有一个星期没在农场见到他的踪影,所以去小屋查探情况,然后我在河马皮的恶臭中见到了他,躺在邋遢的空房间的床上。他脸色灰白,昏花的眼睛陷得很深。我跟他说话时他没有回应,也没吱声。过了好久,我都要起身离开了,他突然用嘶哑的嗓音小声说:“我病得很重。”这一刻没有老克努森,老克努森当然不会生病也不会被打倒,这是那个仆人唯一一次表达自己个人的不幸和痛苦。

老克努森觉得农场很无趣,所以他不时锁上房门,匆忙逃走,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我猜,大多数时候是他听到老朋友—其他辉煌的开拓者—抵达内罗毕的消息。他会外出一两个星期,直到我们几乎忘记他的存在,才会拖着一身重病疲惫不堪地回来,他甚至没法挪动或是锁上自己的房门。然后他会一个人躲上几天。在这种时候,我相信他是怕我的,因为他推断我肯定不赞成他的胡作非为,而且现在我能趁他虚弱,一举把他击垮。老克努森啊,尽管他有时会歌颂热爱海浪的水手新娘,但他打心底还是深深猜忌女人的,把女人视为本能地会阻止男人玩乐的天敌。

他死的那天也是这样,消失了两个星期,农场上没人意识到他回来了。但他这次想打破自己设下的隔阂,破例一次,因为他死在来我家的路上,小道穿过农场。他倒下,然后死了。那是个四月的傍晚,长雨季刚刚开始,平原上刚长出短草,我们正准备去找蘑菇,卡芒提和我发现他倒在小道上。

卡芒提是发现他的最合适人选,因为在农场的所有土著中,唯有他对老克努森表示过同情,甚至对老克努森饶有兴趣。一个异类对另一个异类的兴趣。而且他会不时主动地给老克努森送鸡蛋,并帮老克努森留意托托仆人们,不让他们一下子全逃跑。

老头子仰面朝上,他跌倒的时候帽子滚到了一边,眼睛没有完全闭上。看上去他死时十分镇定。到此为止了,老克努森,我心想。

我想把他抬回他自己家,但我知道,附近的基库尤人,或是就在旁边香巴里劳作的那些,即使叫过来也一点忙都帮不上:他们看到这个场景后,就会马上跑开。我命令卡芒提跑回家把法拉找来帮忙,但卡芒提没动。

“为什么你要我跑回去?”他问。

“好吧,你自己也看见了,”我说,“我一个人扛不动这位老爷,你们基库尤人又傻得要命,你们害怕扛死人。”

卡芒提无声的嘲笑已经等在那里。“你又忘了,穆萨布,”他说,“我是个基督徒。”

卡芒提抬起老头子的脚,我托着他的头,我们抬着他往小屋走。我们时不时要停下来,放下他歇一歇,然后卡芒提就会站得笔挺,直勾勾地盯着老克努森的脚,我想那是苏格兰教会对待死人的方式。

我们把他放在床上后,卡芒提在屋里转来转去,然后走进了厨房,他在找毛巾盖住他的脸,但只找到一张旧报纸。“在医院里,基督徒们都这么做。”他对我解释。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卡芒提回想起我处理这件事时的无知都会非常满足。他和我在厨房里一起忙活,充满隐秘的喜悦,然后突然间爆笑。“你还记得吗,穆萨布?”他说,“那次你忘记了我是基督徒,还以为我会害怕帮你一起抬穆宗古慕西?”—“白人老先生”。

成为基督徒后,卡芒提不再怕蛇。我听到他对其他男孩们侃侃而谈,无论何时,基督徒都能一脚踩在巨蛇的头上,把蛇头踩碎。我没见过他这么英勇,但有一次一条鼓腹毒蛇盘在屋顶上,我看到他站得笔直,面容僵硬,手背在身后,不敢离开厨房太远。我家所有的小孩都在屋顶下围成圈仰头观看,鬼哭狼嚎得像暴风来袭前的稻糠,然后法拉走进屋里拿枪,把毒蛇打死了。

等一切都结束,风平浪静之后,尼奥莱—马夫的儿子,对卡芒提说:“卡芒提,你为什么没有一脚踩住大坏蛇把它的头踩碎呢?”

“因为它在屋顶上啊。”卡芒提说。

我有段时间尝试过射箭。我算是强壮的,但法拉给我拿来一把旺德罗波狩猎部落的弓,要想拉动它还是很困难。练习了好长时间后,我终于成为熟练的弓箭手。

那时卡芒提还小,他常常看我在草坪上练习射箭,并且对此深表怀疑。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在射箭的时候还是基督徒吗?我以为基督徒是用来复枪的。”

我给他看我的绘画版《圣经》,在讲到埃及侍女夏甲的儿子这个故事时,书里有幅插图:“上帝伴随这个年轻人,他在荒野里长大、住下,成为了一名弓箭手。”

“好吧,”卡芒提说,“他像你一样。”

卡芒提照顾生病的动物很有一手,就像照顾我的土著病人一样。他能从狗的爪子里取出碎片,还治好过一只狗的蛇伤。

我曾在家里养过一只断了翅膀的鹳鸟。他是个坚定的狠角色,在房间里穿来穿去,当他走进我的卧室,看到镜子里自己的形象时,会像挥舞着十字剑一样耀武扬威地扑扇翅膀,像要展开一场盛大的对决。他跟着卡芒提在房屋之间到处走,简直就是在故意模仿卡芒提生硬的走路方式。他们俩的腿一样细。土著小男孩对讽刺的画面都有种直觉,他们看到这一对儿经过,就高兴地大叫。卡芒提懂得这个玩笑,但他从不在意其他人怎么想。他把男孩们赶去沼泽地抓青蛙给鹳鸟吃。

负责照管露露的,也是卡芒提。

来源:《走出非洲》
作者:卡伦·布里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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