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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卡佛:论写作

Raymond Carver, pictured in Syracuse, New York, in 1984.
Image by Bob Adelman/Corbis

本文译于2006年12月7日。

还是在六十年代中期,我就对长篇叙事小说失去了兴趣。在一段时间里,别说是写,就连读完一篇都觉得吃力。我的注意力难以持久,不再有耐心去写长篇小说。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说来话长,我不想在这儿多罗嗦了。但我知道,这直接导致了我对诗和短篇小说的偏爱。进去,出来,不拖延,下一个。也许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没了雄心壮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倒是件好事了。野心和一点运气对一个作家是有帮助的,但野心太大又碰上运气不好的话,会把一个作家置于死地。另外,没有才华也是不行的。

有些作家很有才华,我还真不认识一点才华都没有的作家。但是,对事物独特而准确的观察,再用恰当的文字把它表述出来,则又另当别论。《加普的世界》其实是欧文(John Irving)自己奇妙的世界。对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而言,则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有他们自己的世界。对奇佛(Cheever), 厄普代克(Updike), 辛格(Singer), 埃尔金(Stanley Elkin), 贝蒂(Ann Beattie), 奥齐克(Cynthia Ozick), 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 罗宾森(Mary Robison), 基特里奇(William Kittredge), 汉纳(Barry Hannah)和勒奎恩(Ursula K. LeGuin)来说,都存在着一个与他人完全不同的世界。每一个伟大的作家,甚至每一个还可以的作家,都在根据自己的规则来构造世界。

以上所说的和所谓的语气有点关系,但也不尽然。它像签名一样,是一个作家独特的、不会与他人混淆的东西。它是这个作家的世界,是把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区分开来的东西,与才华无关。这个世界上才华有的是,但一个能持久的作家必须有自己独到的观察事物的方法,并能对所观察到的事物加以艺术的叙述。

黛因生(Isak Dinesen)曾说过,她每天写一点。不为所喜,不为所忧。我想有一天我会把这个抄在一张三乘五寸的卡片上,并贴在我写字台正面的墙上。我已在那面墙上贴了些三乘五的卡片,“叙述的基本准确是写作唯一的道德标准” --庞德(Ezra Pound),就是其中一张。我知道,写作不仅仅只是这一点。但如能做到‘准确地叙述’,你的路子起码走对了。

我墙上还有张三乘五寸的卡片,上面有我从契诃夫(Chekov)的一篇小说里摘录的一句话:“……突然,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我发现这几个字充满奇妙和可能性。我喜欢它们的简洁以及所暗示的一种启示。另外,它们还带着点神秘色彩。过去不清楚的是什么?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变得清晰了?什么原因?还有个最关键的问题--然后呢?这种突然的清晰必然伴随着结果,我感到一种释然和期待。

我曾无意听到作家沃尔夫(Geoffrey Wolff)对他的学生说:“别耍廉价的花招” 这句话也该写在一张卡片上。我还要更进一步:“别耍花招”, 句号。我痛恨花招,在小说中,我一看见小花招或伎俩,不管是廉价的还是精心制作的,我都不想再往下看。小伎俩使人厌烦,而我又特别容易感到厌烦,这大概和我注意力不能长时间集中有关。和愚蠢的写作一样,那些自以为聪明和时髦夸张的写作也使我昏昏欲睡。作家不需要靠耍花招和卖弄技巧,你没必要是个聪明绝顶的家伙。尽管你有可能被人看成傻子,作家要有面对简单的事物,比如落日或一只旧鞋子,惊讶得张口结舌的资质。

几个月前,巴思(John Barth)在纽约时报的书评专栏里曾提到,十年前,参加他写作短训班的学生,大多对‘形式创新’ 着迷。而现在不太一样了。那些自由开放的实验小说不再时髦,他担心八十年代的人又开始写那些老生常谈的小说。每当听见人们在我面前谈论小说的‘形式创新’,我总会感到不自在。你会发现,很多不负责任、愚蠢和模仿他人的写作,常常都是以‘实验’为幌子。这种写作往往是对读者的粗暴,使他们和作者产生隔阂。它不会给我们带来与世界有关的任何新信息,只是描述一幅荒凉的景象,几个小沙丘,几只蜥蜴,没有任何人和与人有关的东西。这是个只有少数科学家才会感兴趣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真正的实验小说必须是原创的,它是艰苦劳动的回报。一味地追随和模仿他人对事物的观察方法是徒劳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巴塞尔姆,另一个作家如果以‘创新’ 的名义,盗用巴塞尔姆特有的灵感或表达方式,其结果只会是混乱,失败和自欺欺人。如庞得所说,真正的实验小说应该是全新的。 而且,不能为创新而创新。如果一个作家还没有走火入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