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法国巨著控诉全球不平等 皮凯提呼吁改革超级资本主义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提(Thomas Piketty)出版新著《资本与意识形态》,意图从“资本主义创造不平等”的理论回归到历史现实,以欧美经验为鉴,提出比较乐观的结论,即“思想上的改变可以解决经济不平等”。

七年前法国经济学家皮凯提(Thomas Piketty)以《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异军突起、风靡全球。虽然该书足足七百页厚,充满经济学公式和巨大得令人喘不过气的资讯量,却创下二百五十万册销售量。皆因该书主旨击中了这个时代的核心议题:经济不平等,让时下很多年轻人都膜拜他为进步政治(progressive politics)的理论大师。七年以后,皮凯提再一次锁定经济不平等的议题,写出了一千一百五十页厚的《资本与意识形态》,意图从“资本主义创造不平等”的理论回归到历史现实,提出一个比较乐观的结论,即“思想上的改变可以解决经济不平等”。

此书的英文版尚未出版,已经引来媒体广大关注,《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彭博》等等媒体已经抢先对皮凯提作出专访。经济学专书向来在出版业中不叫座,因为研究领域往往过份专业狭窄,未能引起读者广大共鸣。但是皮凯提的书却不同,《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罕见地罗列比较了欧美日二十多个国家经验,得出有广泛代表性的结论,使到行外人看也有普遍性的意义。而在《资本与意识形态》之中,皮凯提的野心更为雄厚,包含了印度、巴西、南非、中国、拉美、俄罗斯等多个地方的殖民史、革命史,写出了一部控诉世界经济不平等的巨著。

本书研究的广度可谓在经济学中史无前例,除了马克思从德国哲学体系出发写成的《资本论》所试图拿捏的普遍性可与之相比以外,几乎就没有如此渊博的著作了。但是与《资本论》的抽象体系远远不同,皮凯提是历史和数据的坚定信徒,因此书中和其网上资料库包含了超过二百张图表和数据列表,其中大部分都是取自他有份创立的“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和伦敦大学的国际不平等研究中心。这两个档案库的资讯量巨大,也是全靠它们皮凯提说的话才有凭有据,有充分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除了对于数据有科学家般的执着以外,皮凯提另一个吸引读者的特质在于他对于自己所写的言行一致。成名以后皮凯提获得学术巨星般的影响力,曾有不少对冲基金邀请他到公司发表关于过度资本主义的演讲,他都几番拒绝,即使对方开价两至三倍仍然坚定拒绝。他说:“如我书中倡议的百分之九十的税率一样,我非常乐意缴付高税额,我根本不需要那么多钱。”可以说,在知识取态、金钱观、甚至说话的语速上,皮凯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工男。而由这么一个别具匠心、拥有科学家精神的经济学家写出的经济学,可以说是在经济学这个经常被政治沾污的领域中,很接近客观的一本著作了。

这么的一部世界经济不平等简史,皮凯提从自己的家乡法国开始,说出最让法国人引以为傲的法国大革命的阴暗面,那就是法国大革命在经济上并没有为法国人民带来更平等的社会。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以后,西欧随即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本来的神权政治被世俗化的价值所取代,“私人财产”变成了新的供奉对象。在法国大革命后期,曾经有讨论新政权需要征收所得税和遗产税,可是都因为权力的不平等而被废止了。当时,其中一个最流行反对所得税和遗产税的说法则是,一旦开始征收税项,那就等同亵渎了私人财产,而国家将会有无限的权利征收更高的税项。可见当时私人财产作为不可亵渎的对象的威力,所以法国一直到一战以后才征收所得税。

私人财产成为新的上帝

其中“私人财产不可亵渎”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十八世纪的废奴运动中,英国、法国皆赔偿巨额给奴隶主,因为“国家充公了他们的财产”。还有就是海地革命以后,法国要求海地赔偿殖民宗主国的财政损失,也是私人财产不可被侵犯的表现。可以说在新发资本主义期间的欧洲,私人财产取代了宗教成为新的上帝,国家没有权力监控社会上经济不平等的表现,造成了极端的不平等的状态。在整个十九世纪以来,巴黎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财产占比从全国的百分之四十七升至六十六,而底层人民的财产几乎没有增长。财富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变得越来越集中,革命并没有带来平等。

而这个情况在欧洲来说是普遍的。以十九世纪的法国、英国和瑞典为例,最富有百分之十的市民占有了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财产。其中瑞典的民主制也不是“一人一票”的,而是按财产来决定持有票数,并且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有权投票。今天我们想像十分平等的北欧国家其实在一百年前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皆十分不平等,由少数的社会精英决定了大多数人的秩序。对皮凯提来说,这个他经常喜欢引用的例子是令人鼓舞的:“因为瑞典的经验代表了,只要人们在思维上改变了,随后政策的大幅度改变是可能的。社会的精英经常告诉我们改变是不可能的,但是历史却证明了他们是错的。”

高所得税一度普遍

事实上,欧洲的社会要一直等待到俄国革命的辐射影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真正的开始高所得税(progressive taxation)的计划,开始大型公共建设,包括教育、基建等等。皮凯提强调,这个改变除了是受到一战的刺激使到各国皆有大型重建计划以外,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纪前期各种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改变了人们的意识形态,继而让政策得以改变。在一战以前,西欧和美国大部分国家只有最高不到百分之十的所得税,可是在战后却一跃而升至百分之四十(德国)、六十(英国)、七十(法国)和七十五(美国)。明显地,这同时也是美国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崛起的时期,可见高所得税完全没有降低社会生产力,反而是造就了更平等和更有竞争力的社会。

虽然一战后的高所得税并不是维持了很久,但是这个社会实验也足以证明了高所得税并不会破坏市场秩序,也不会使到人们失去工作的动机,而最有力支持皮凯提的论据莫过于二战以后维持了三十年的高所得税率。二战以后,各国急于重建欧洲,纷纷推出高所得税的计划,法国的百分之六十已经算是欧洲国家之中最低的,其中英国、德国、美国均设有最高百分之九十的所得税率。可是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八零年这段时期非但没有结束了资本主义,却是欧美中产阶级发展最蓬勃的黄金时段,而经济不平等在这段时期亦开始减少。这是皮凯提不断重复的一个历史例子:在经济发展最蓬勃的时候,高所得税是普遍常态。证据表明了战后的高所得税不但是合理的,更是有效的,同时也是社会普遍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段。

在皮凯提眼中,这个时期是欧美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事实上也是世界经济不平等最小的时期。而继后的“列根经济学”(Reaganomics)和苏联的倒台促成了打破高所得税的新自由主义时期,而在皮凯提眼中,那是完全失败的一个历史经验。皮凯提形容过去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时期为“超级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m),各国政府施政偏袒大财阀,尽收低税甚至是逃税,严重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使到社会动荡,民怨四起。他客观的指出,虽然过去四十年世界不平等的增长还是远低于十九世纪,但是已经促成了如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或是右翼对新移民的歧视等等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统计上来说,他认为现在的社会不平等大概回复到一战以前的时期,并且没有特别有效的社会发展。

对弱势的人道关怀

因此,皮凯提对当前经济问题的建议就是回复到战后时期的高所得税、遗产税,并且组成庞大的国际机构、签订新的经济协议去确保没有大财阀可以逃税,同时也包括向所有年满二十五岁的市民发放十二万欧元(约十三万三千美元)的“公共遗产”。这些“激进/进步”(progressive)的建议背后,其实隐藏了的是皮凯提对当前欧洲政局变化的不安和人道关怀。皮凯提说道:“社会上的经济不平等让大多数人不满,而有一少部分的政客利用了这个不满的民粹,指责是移民人口抢走了人们的财产。这在数据上是错误的,排斥移民也无助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他特别忧心右翼民粹政治的崛起,认为他们是往错的方向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对于被指建议过份激进,他却回应道:“与其控制人口流动,不如控制资本。我希望我们不用等到下一场经济危机或是战争才觉醒,相对来说,增加税收一点也不激进。”

另一个皮凯提关心的群体就是工人阶级。他指出,瑞典和德国的公司当中,工人代表均有三分之一至到二分之一的投票权。而这些公司都表现良好,也创造了更平等的薪酬和工作环境。所谓“一股份一票”(one share, one vote)的模型并不一定是最好的。皮凯提说:“这些小的例子都代表了,只要人们的想法改变,很多事情都可以不一样,也不一定要全世界都改变才有进步。德国和瑞典自行实验了半个世纪,而结果并不坏。这不是完美的制度,但是可以让工人们参与到公司的长期规划。”

超国家的国际主义

这种参照了欧洲战后成功经验和对弱势群体关怀的意识形态,皮凯提称之为“二十一世纪的社民主义”,其中主要包含了教育正义、教育平等、工人权益和高所得税。背后的假设就是有一个超大型的超国家机器作为执行主体,可视为一种国际主义。在右翼民粹于欧洲抬头、威胁着弱势群体、巩固了国家秩序和国家边界的时刻,皮凯提这种理想的国际主义可以说是针对他们而构想出来的一种新的政治模式。

虽然说这种理想主义并不一定会成功,但是如皮凯提的历史证据所指出,只要意识形态改变了,政策的改变并不一定不可能。或许,这也是为何吸引大量年轻读者的原因:除了是说中了时代要害以外,皮凯提的理想主义让我们看到一个更美好、更平等的世界。

来源:亚洲周刊
撰稿:黄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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