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比法国抢先一步引入咖啡。
法国在全世界人民的憧憬和赞美中创建了“波希米亚”咖啡馆这种独特的文化，而曾以“文艺咖啡馆”之名深受大众欢迎的英国咖啡馆，却在崇尚饮酒的俱乐部影响下逐渐衰败。咖啡作为大众饮品的位置，甚至曾一度被红茶取代。
1650年，当奥斯曼帝国还存在时，英国人雅各布（Lacob）在牛津大学开设了英国第一家咖啡馆——雅各布咖啡馆。四年后，他又在牛津开设了第二家——约翰逊咖啡馆（Cirques Johnson）。可由于当时咖啡的供应并不顺畅，咖啡业没有形成体系。
在雅各布咖啡馆开业两年后，英国商人鲍曼（Bowman）和他的仆人帕斯卡·罗希（Pasqua Rosee）在土耳其港口迷上了咖啡的味道，开始进口咖啡。鲍曼在英国康希尔（Comhill）开设了咖啡馆，具体位于牛津和伦敦中间的圣米歇尔谷（St.Michael’s Alley）。他给咖啡馆命名为“天使”，并委托他的仆人罗希帮助打理。虽然雅各布咖啡馆是在英国开设的最早的咖啡馆，但英国人却认为只有设在伦敦的咖啡馆才称得上是英国最早的咖啡馆。所以“天使”咖啡馆被公认为伦敦最早的咖啡馆，成为随后出现的很多家咖啡馆的楷模。
“天使”咖啡馆的成功离不开咖啡广告给英国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仆人罗希是在希腊出生并长大的，他对咖啡十分了解。他认为，要想扩大影响，搞好经营，最重要的就是让大家了解咖啡。他为此印制并发放了很多传单。在第一份传单上，他这样总结咖啡的用途：“咖啡达种饮品对身体没有任何害处！它充满东方的香气，沁人心脾！它不仅对结核、水肿、坏血病、流产、淤血有疗效，还可以醒神，增强心脏活力！”虽然人们不会百分之百相信传单的内容，但是广告的确发生了效果——咖啡馆的生意蒸蒸日上。与之类似的咖啡馆也紧随其后，陆续出现在伦敦的各个角落。
之后出现的很多咖啡馆也都有属于自己的老主顾。不久后，在牛津的另一家咖啡馆“迪尔雅地”，最早的文艺小组诞生了。自此，咖啡馆正式成为学士文人们的聚会场所。
1659年，在位于New Palace公园附近的咖啡馆里，举行了由学士文人和清教徒们参加的最早的以文会友的聚会，称为“文友会”。这个文友会借用咖啡馆主人的名字称为“迈尔斯”，又叫“罗塔”咖啡具乐部。这个俱乐部里以维尔德曼（Wildman）和亨利·布兰特（Henry Blount）等清教徒，保皇派人士为首，包括著有《失乐园》的盲诗人弥尔顿和后来成为生命保险公司创始人的威廉·波特博士等人。作为以“相互协商原则”为基础的一个民主集会，“罗塔俱乐部”十分激进，在当时非常有名。会员们每次激烈的论战之后，会把各自的意见收集到箱子里来表决。这个做法后来促成了英国投票箱的问世。
亨利·布兰特是咖啡和咖啡馆的狂热爱好者，人们把他称为“咖啡馆之父”。他把咖啡的土耳其式称呼“咖普拜”（Kaweh，Kehve）改为英式叫法的“Coffee”，这便是我们今天咖啡通常叫法的由来。
1675年，亨利出版了名为《为咖啡馆辩护》的小册子。书中对咖啡馆优于酒吧的原因，作了如下说明：
第一，经济负担小。在咖啡馆里只花上一两个便士就可以拥有两三个小时以上的幽静空间，可以享受暖炉带来的舒适温馨的感觉。最主要的是可以潇洒地高谈阔论！
第二，可以振作精神。
第三，可以调整情绪。除了咖啡馆之外，在傍晚的一两个小时内，年轻的绅士和店主到哪儿能找到比咖啡馆更好、更让人开心的地方呢？
作为有利身心的安乐窝，咖啡馆使人体会到奉献精神和淳朴带来的快乐。咖啡馆是一个富有修养的殿堂，也是免费学习文人言论的学校。
1660年王室复辟以后，以“罗塔俱乐部”为代表的很多聚会都解散了。只有咖啡馆始终保持着政治讨论场所的特点，这为以后英国诞生文艺咖啡馆打下了基础。
查尔斯二世曾经称咖啡馆为“妨碍治安的温床”、“懒人和无情者的地下根据地”，并为此下达了废止令。女人们则认为咖啡会破坏男人的生殖能力，导致断子绝孙，因此曾向政府请求下达禁止饮用咖啡的命令。然而，即便在种种不利说法的打击下，咖啡馆依然继续保存并发展了下来。即便伦敦发生大火灾时，甚至在可怕的黑死病席卷英国时，它依然存在，而且愈发繁荣。
英国的咖啡馆发展十分迅速。16世纪90年代末，仅伦敦一座城市就有2000多家咖啡馆。甚至于那时的货币单位“便士”也是以一杯咖啡的价格为标准制定的呢。所以，英国的咖啡馆也称为“便士大学”。迄今为止英国最具代表性的保险、银行及证券公司——劳埃德公司就是由咖啡馆发展而来的。1688年，劳埃德开设咖啡馆，在那里向欲租用船只的顾客提供已参保过的船只名单。这一举措取得了巨大成功，奠定了他后来转入金融业的基础，成为颇具代表性的成功范例。
英国咖啡馆之所以这样昌盛，主要是由于当时咖啡馆是各阶层人们摆脱社会束缚、自由会面的惟一场所。在这里，无论是学生、传教士，还是陌生的游客，都可以花很少的钱喝一杯咖啡，听到世界各国的政治状况和最新的消息，还可以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
英国的文艺咖啡馆因诗人兼剧作家约翰·德莱顿的推动而走入全盛时期。德莱顿主持的威尔斯咖啡馆的咖啡聚会确立了从出版界到文学界的新的文学鉴赏标准，为最早的现代出版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咖啡馆内的自由辩论则成了早期中产阶级媒体如《清淡》、《旁观者》、《卫报》等的思想萌生之地。
1660年，德莱顿出名以前就一直在柯文特花园的“威尔斯咖啡馆”里和朋友们一起探讨文学。在他成名之后，很多文人来到威尔斯咖啡馆听他高谈阔论，或者拿自己的作品向其讨教。
德莱顿的房间里随意摆放着桌椅，房门总是开着，无论什么人都能很容易地接近他。他总穿着制服，举止怪异，很多人称他为“制服疯子”。可爱尔兰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弗游记》的作者）证实，这个“疯子”使他的写作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其他得到德莱顿指点，从中受益的人还有很多。
令人遗憾的是，1700年德莱顿去世后，威尔斯咖啡馆渐渐失去了文艺咖啡馆的光环，变成了赌徒们的据点。
后来，乔纳森·斯威夫特与爱迪生（伯顿咖啡馆的主人丹尼尔·伯顿是爱迪生夫人的仆人，咖啡馆真正的主人是爱迪生）、英国女王的外科医生兼著名评论家阿布斯纳特（Arbuthnott）博士、才华横溢的诗人蒲柏和新闻记者理查德·斯莱尔等人一起，结成“伯顿咖啡馆文艺同盟”。
在这些人中，乔纳森·斯威夫特和蒲柏是出了名的咖啡赞美论者。乔纳森对咖啡甚至可以说是痴迷。蒲柏也对咖啡有着极大的热情，他曾这样讲道：“咖啡能使政客更加贤明，就算闭一只眼睛也可以准确洞察事物。”
来源：上午咖啡下午茶
作者：韩承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