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仲礼:反仕绅化冲击初心,由伦敦咖啡店遇袭说起

月前在伦敦一间咖啡店打工时,一名游客拿着一本《111 Coffee Shops In London That You Must Not Miss》来到店内打卡,着我给他在书的内页盖上本店的印章,“储齐…

月前在伦敦一间咖啡店打工时,一名游客拿着一本《111 Coffee Shops In London That You Must Not Miss》来到店内打卡,着我给他在书的内页盖上本店的印章,“储齐每一间书内推荐的独立咖啡店盖章,便可以得到奖品呢”,他如是说。像他这种“朝圣型顾客”屡见不怪了,也几近可以肯定,假以时日在他储齐“111间你不可不到的咖啡店”之时,那天书已经印了新版,不可不到的咖啡店已经增至121或131间。伦敦这一类独立咖啡店,近年如浪似波般覆淹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作为“第三波咖啡潮”(the third wave of coffee)的关键词(第一波咖啡潮为十九世纪中即溶咖啡进驻每一个家庭的厨房,第二波为以Starbucks为首席卷全球的咖啡消费经验) ,“精品咖啡店”(specialty coffee)于业界内自有它的专业定义。但对一般生客而言,不外乎几个简单的特征︰店内使用的咖啡都强调其产地来源及处理方法,不同的土壤、气候栽种的咖啡具备截然不同的风味;咖啡师的技巧很讲究,潇洒的拉一个靓花,精准的手冲技术当属必然;无论店内店外,皆弥漫着一种不屑大型连锁店咖啡的氛围,用尽每一个细节去区分自己的咖啡是“好”,他们的咖啡是“坏”。再简单一点说明︰这里点 “Large” Flat White会被人笑,叫extra-hot会给人暗里咒骂你毁掉了一杯好咖啡,而且,他们都是独立经营的小店,一般而言不会有超过三家分店。

然而,小店不一定无罪。伦敦的咖啡小店,在急速变化的城市面貌中,背起了“仕绅化”的罪名。

租金飚升 伦敦爆反仕绅化抗争

简单而言,品味咖啡于某一区的出现,同时预言了人流的聚集,及随之而来的hipster bars、画廊、Studios,及一篮子具备某一种文化资本的年轻白人消费玩意,最后是看准地段升值潜力的发展商,及看似理所当然的租金狂飚。曾经在旅行中遇上一名同样旅居伦敦的澳洲人,自由工作者,同样为曾经流连出入这类地方,很chill的那种hipster,但今天也身受其害,每次提起独立咖啡店便无名火起︰就如瘟疫一样,去到边租金升到边。这类仕绅化预言书翻来覆去自我实现了不下百遍,抑压的怨怒爆发之时,甚至有咖啡店沦为“反仕绅化行动”的第一滴血。

去年9月,一班示威者聚集于伦敦东部,一个因为租金带动而面目全非的地段,200人浩浩荡荡进行“反仕绅化”抗争。一行人最终拣选了位于Bricklane一间叫Cereal Killer的Café开动怒火,罪名是他们在店内贩卖4英镑一碗的cereal(早餐谷物),这一种当地居民根本无法负担的奢侈消费,触动了当地居民的神经,认定它就是一切祸患的开端。人群中除了本地人,还有早期落户后来因负担不起租金而被迫离场的艺术家,为自己有份带动的灾难,向店上的玻璃窗拨出一抹愤怒的红漆。

然而,让咖啡店担当一切污名真的好吗?咖啡店作为社区交流场所,作为空间营造 (place-making)的先行工具,这一切的许多功劳在红漆遮盖底下就被视而不见?

第三空间贯穿城市变迁

早前英国《卫报》一篇长篇报道意图勾勒咖啡店在伦敦三百多年来的前世今生。文章说伦敦第一间咖啡店可以追溯到1652年,其时伦敦传统酒馆大行其道,第一间咖啡屋的出现则提供了一种另类的社交场所,让一班知识阶层碰头会面,在酒醒的状况之下不谈风月(传说中牛顿也是熟客之一),慢慢凝聚了一股人人也可以高谈阔论,无论政治科学经济文化,也可以有自己一套见解的开放之风。时移世易,转眼间来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苏豪区咖啡店林立,一根香烟、一杯上面晒上朱古力粉的cappuccino,一片波希米亚式的喧闹当中夹杂着诗人、作家、记者、未红的三线演员或歌手,如斯光景,奠定了往后二三十年的蓬勃流行文化。到了近年如雨后春笋般开遍每个角落的精品咖啡店,除了手冲咖啡、冷泡咖啡等指定选项外,更多是以co-working space的姿态,提供Wi-Fi、工作空间、甚至会议室,与一众freelancer、artist和designer并肩组成一个“艺文青经济共荣圈”,用当地的字眼,就是Flat White Economy。

社区变活 没有谁不喜欢

咖啡店作为私人空间和工作空间之外的第三空间(the third place)的姿态贯穿了半个世纪的城市变迁,美国社会学者Ray Oldenburg早在1989年就已经提出过了,星巴克也以此作为营锁策略占据了几乎半个地球,但随之而来的仕绅化问题,却一直悬在半空无法解决。即便如此,假如你随便在街上问一个人,相信没有太多人愿意看见伦敦某些后仕绅化地区回到过去罪案丛生、品流复杂的死城,在第一波的place-making中,大家都享受过那一阵子的小阳春,忽然热闹起来的社区,仍然可负担的消费,以及因为人流畅旺,市政府不得不正视需要改善的地区设施环境问题等,这些种种好处,没有谁不喜欢。人人深痛恶绝的是后来发展出一套与当地社会阶层完全割裂的另一种消费模式,以及发展商开始抬价收地,拆掉兴建“离地”豪宅,于是,我们又回到仕绅化的永恒命题上。

在翻来覆去的公共讨论中,不时有论者企图反驳,所谓抗衡仕绅化就如逆水行舟,到头来只会是一场徒劳,这种论调非但无法化解当前矛盾,更无视眼白白看着家园被外来人取替的当区居民。然而这里必须要问,居民在过程之中当真全然被动吗?在仕绅化来临之前,有没有曾经有一个契机,当地人可以及早介入?为什么咖啡店这种半公共场所,或其他一切所谓公间营造工具的角色必然是由外来人来担当?有没有一种形式可以让外来的意念混和在地的连结,谛造双赢局面?

这里或许可以参照伦敦市政府近年积极推行的Mayor’s Civic Crowdfunding Initiative(公民众筹先导计划)。

公民众筹 建设社区不再被动

这个一年一度的项目,由伦敦市长办公室与众筹平台Spacehive共同推行,邀请不同团体或社区内的在地人士,或社区内外的建筑师或设计团队提供计划书,参与地区营造,你可以建公园,开垦农圃,或办社区为本的咖啡厅,条件只有一个,就是项目必须要以社区为本,与社区连结。而成功入围的项目,可以得到市长提供不多于项目总成本百分之七十五的保证金,令到项目在众筹集资的过程上无往不利。笔者早前就出席了其中一场简介会,负责项目的伦敦市长办公室Regeneration team发言人James Parkinson如此对我说︰“因为我们的市区重建工作未能尽如人意,在宏观的规划上未能有效纳入地区意见”,于是乎,“公民众筹先导计划”应运而生,“作为一个尝试,与社区互动,提供地区一个参与的角色”。

除了伦敦外,欧洲不少城市都各以自己的方法来应对城市仕绅化带来的阵痛。在德国,柏林在去年6月便率先通过法案,实行租务管制,禁止业主在签订新租约时加多过平均市值百分之十以上的租金。新法案正好符合了柏林市的独有历史脉络及定位,围墙倒下后,柏林一度希望发展成金融中心,但奈何在冷战时期长期被孤立的状态下,经济实力与其他西德城市差距过大,要急起直追不得不想办法转型,创意城市的意念由此而生,也因此有了以实施租管作为留住年轻、有朝气的艺术家及创意工作者之必要手段的想法。

众筹作药 租管作引

以众筹作药,佐以如类似柏林等城市实施的租务管制作引,要办一家多元共融的平民咖啡店也许不是梦,毕竟单是租金就占了一杯咖啡接近一半的成本。如果清一色只有蓄胡子cap帽的hipster或慕名朝圣的观光客,咖啡店本身也失去了作为第三空间的意义。笔者记起过去一年在咖啡店打工期间,感受至深的是那种多元混杂的人流和正在发生的事情(happening),这边厢4名同属针织俱乐部的女生围在一起开发下一季时兴的围巾样式,那边厢一枱西装笔挺,看桌上的文件应该是来自某市政厅的公职人员在研究affordable housing(可负担住房)的可行方案,还有每天来一次,基本上一日三餐都在这边吃免费餐的无家者阿Joe。那些都是咖啡店的可爱地方,别要把店的外边筑起围墙,别因为一刻的折腾,忘了初衷。

来源:明报
撰稿﹕梁仲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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