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红皇后效应与《自由的窄廊》

梭伦一方面限制菁英对国家机器的控制、限制菁英对一般公民的宰割,另一方面却提高国家的能力,这种做法并不是什么古代文明的特例,而是制约国家巨灵的精义。只有社会乐于和国家巨灵合作时,国家机器才能建立更强大的能力,但是这种合作需要人民相信自己可以控制这头怪兽。梭伦赢得了这种信任。

但是,自由和国家的终极能力,不仅取决于信任和合作,也取决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权力均衡。如果国家和菁英变得太强大,最后就会形成“专制巨灵”的国家;如果国家和菁英落在后面,结果就会变成“巨灵并不存在”的国家。因此,我们需要国家和社会同时并进,彼此都得不到优势。这种情形就像是路易斯・卡洛尔(Lewis Carroll)在《爱丽丝镜中奇遇》(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中描述的红皇后效应。在这本小说中,爱丽丝遇见红心皇后,两人一起赛跑。“爱丽丝事后回想时,根本不大记得她们是怎么开始比赛的”,但是她注意到,即使她们拚命地跑,“她们四周的树木和其他东西,似乎根本都没有改变过位置;不管她们跑得多快,她们似乎从来没有超越过任何东西”。最后,红皇后叫暂停。

爱丽丝十分惊讶地看着四周,说:“为什么我真的觉得我们一直都在这棵树下!一切都跟原来一模一样!”

“当然是这样啦,”红皇后说:“你们会怎么说呢?”

“噢,在我们的国家里,”爱丽丝气喘吁吁地说:“如果你像我们刚才那样,跑得很快、很久的话,你通常会看到别的东西。”

“像有点慢吞吞的国家!”皇后说。“噢,在这里的话,你拚命快跑,目的是为留在原地。”

“红皇后效应”(Red Queen Effect)是指你为了维持原有的地位,而必须不断地向前跑;就像国家和社会跑得很快,目的是为了两者之间的平衡。在卡洛尔的小说中,所有的奔跑全都是白费功夫,但在社会和国家巨灵的斗争中并非如此。如果社会松懈下来,跑得不够快,不能跟国家的成长并驾齐驱,受制约的国家可能会快速变成专制国家。我们需要社会的竞争,以便保持国家巨灵受到约束。国家愈强大、愈能干,社会就必须变得愈强大、愈警觉。我们也需要国家巨灵继续奔跑,在面对艰难的新挑战时,壮大自己的能力,同时维持自主性,因为这样不但攸关解决争端和公正无私地执法,也攸关打破规范的牢笼。这一切听来都相当杂乱无章(所有这一切奔跑!)我们会发现,情形经常就是这样:虽然杂乱无章,我们却必须依赖红皇后效应,促进人类的进步和自由。但是,红皇后本人会在社会与国家的权力均衡中,在其中一方忽而超前、忽而落后之际,制造很多的波动起伏。

梭伦设法激发红皇后效应的方式,说明了这些范围比较广大的问题,他的改革不但为民众的政治参与,奠定了制度化的基础,也协助放宽直接限制自由,又在自由窄廊上防止必要政治参与的规范牢笼。雅典人的牢笼不像其他社会的牢笼—例如本章即将谈到的蒂夫族(Tiv)社会牢笼那么令人窒息,却仍然沉重到足以阻挡红皇后的去路。梭伦借着打破牢笼的这个部分,开启了社会的根本变化,也建立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政治形态,能够支持受到制约的新兴国家巨灵发展。

必要时如何自我放逐?

梭伦只当了一年的执政官(这一年也太忙!)然后就自我流放十年,以免玩弄自己制定的法律。他认为他制定的法律应该会维持一百年不变,但实际结果却相当不同。菁英和社会之间的竞争一再出现。

梭伦曾经试图把雅典变成较有能力的国家,把对民众的控制制度化,同时让菁英过得很快乐,或是够快乐。但是,多快乐才是够快乐呢?雅典很快地就爆发冲突,随之而来的是实际上是独裁者的一系列暴君,这些暴君有时候用武力掌权,有时候靠着人民的支持掌权。但是,梭伦的改革很得民心,也具有合法性,因此所有雅典人,连急于变成暴君的人,至少都必须向这些改革致敬,而且这个过程经常深化了改革。

梭伦之后的第一位暴君是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os),他的著名事迹是善于用狡滑的方式,推翻雅典的政治制度。有一次,他故意伤害自己,欺骗公民让他接受武装保镳的保护,然后他却用武装保镳来控制雅典人。另一次是他被废黜后,和一位装扮成雅典娜女神的端庄女性,一起驾着马车,回到雅典,愚弄人民,让人民认为他是雅典娜女神亲自挑选,以便统治雅典的人。然而,庇西特拉图一旦掌权,并没有完全否定梭伦的遗泽,反而是继续提高国家的能力,推动雅典的重大建设,推出一系列的措施,把雅典和周遭的阿提卡地区整合起来。这些创新包括设置乡村巡回法官、兴建以雅典为中心的道路系统,开创结合雅典和乡村神殿与泛雅典娜节的游行队伍。这些宗教节日直接起源于梭伦的若干其他措施,因为梭伦曾经试图限制菁英私人的节日,主张推广比较具有社会性的公共节日。庇西特拉图也是第一个铸造雅典钱币的人。

这是行动积极的红皇后,梭伦热心开创这种动力十足的行动路线后,庇西特拉图跟着遵照办理,不管过程中出现的狂野转折。暴君崛起掌权后,会让国家机器和菁英得到优势,却不能宰制社会和人民,而且他们也要争取人民的支持。庇西特拉图的王位由儿子西庇亚斯(Hippias)和西巴祝斯(Hipparchus)继承,然后由对手城邦国家斯巴达支持的伊萨哥拉斯(Isagoras)接任,但是人民终于还是出手还击。西元前五○八年,大规模的人民起义把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推上当权的地位。克里斯提尼再度以强化国家和社会为目标,推动改革;但是,他更进一步,推展八十多年前梭伦试图达成的三个目标—强化社会对抗菁英的力量、增加国家的能力,以及放宽规范的牢笼。

我们先从国家建设开始说起。克里斯提尼发展出一种精心设计的财政制度,对外国人居民课征人头税;对富人直接课税,使富人必须缴纳节日费用或装备战船的费用;同时开征海关通关费用和规费,尤其是在皮雷埃夫斯(Piraeus)港课征,同时也对阿提卡的银矿课税。克里斯提尼担任执政官期间,国家开始提供一系列的公共服务,不仅提供安全维护和铸币服务,还提供城墙、道路、桥梁、监狱、孤儿与残障救济等基础建设。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某种国家官僚体系开始出现,亚里斯多德宣称,在亚里斯底德(Aristides)治理的西元前四八○年至四七○年间,有七百人在阿提卡为国家工作,有七百人在国外为国服务;另外,码头上有五百名警卫,雅典卫城有五十名警卫。

这个国家由人民控制的程度,也比梭伦所建立的国家更加深入。克里斯提尼为了实现民主控制国家的目标,知道自己必须进一步削弱规范的牢笼,并摆脱以部落为基础的政治权力形式。因此,他采取大胆行动,废除了组成梭伦所创众议会四百位成员的四个部落,改由五百位议员组成新众议会。新议员从十个以雅典英雄命名的新部落中抽签选出,每个部落在众议会中各有五十位代表, 每个部落再分为三个比较小的单位,叫做“ 三分之一部落”(trittyes);每一个“三分之一部落”再细分为区域性政治单位,称为“民区”(demes)。整个阿提卡地区,一共散布了一百三十九个民区(如地图二所示)。在建国过程中,区域性单位的创设,本身就是重要的一步,几乎完全抹煞了过去以亲属为基础建立的身分识别遗迹。亚里斯多德总结这种改革的影响后,指出克里斯提尼“ 把住在每一个区的人变成同区区民,因此他们对他说话时,不再用父亲的姓名,而是用自己的区名,揭露自己的新公民身分”。

克里斯提尼为了在政治上,进一步强化雅典公民对抗菁英的力量,也取消了从梭伦时代就有的机构成员阶级限制,众议会的席次现在向所有年逾三十岁的男性公民开放,而且因为众议员任期只有一年、一生至多以两任为限,大部分雅典男性一生中,都可能在某一段时间里,担任众议员。众议会议长则是随机选任,任期为二十四小时,让大部分雅典公民在某个时间点上,能够担负重责大任。亚里斯多德总结这一切后表示:

人民已经控制了政务。

众议会有权管理支出,雅典设有一系列行政官员委员会,负责执行政策。虽然这些委员会是靠抽签选出,而且只服务一年,却有充当国家公职人员的专业奴隶协助。

克里斯提尼追随梭伦的脚步,继续以有助于强化雅典公民政治力量的现有规范为基础,推动现有规范的制度化,同时也跟规范牢笼搏斗。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流放制度正式化,以便限制有权有势的个人宰制政治。根据这项新法,群众集会每年可以投票决定是否放逐某人,如果至少有六千人投票、而且至少半数以上的票数赞成放逐,那么每位公民必须把希望放逐者的名字,写在一片陶片上〔ostrakon,这个字也是《陶片放逐法》(Ostracism)的起源〕,名字在最多陶片上出现的人会遭到流放—逐出雅典十年。亚里斯多德指出,这项法律“是由怀疑当权派的人通过”。这项法律和梭伦的《侮慢法》一样,是用来改造社会规范、惩戒菁英的工具。连地米斯托克利(­emistocles)这位当时最有权势、主导雅典人在萨拉米斯(Salamis)之战中打败波斯人的天才,都在西元前四七六年左右遭到流放;因为人们开始担心他权势过大,而且他把斯巴达而非波斯视为雅典真正敌人的打算,也让雅典人担心。《陶片放逐法》用的次数不多,实施这种制度的一百八十年里,只有十五个人遭到流放,但光是放逐的威胁本身,即为公民用来规范菁英的有力方法。

根据亚里斯多德的说法,雅典宪法的演变并未止于克里斯提尼。克里斯提尼制定的宪法原本是雅典人十一次立宪中的第六次(还记得红皇后效应可能变得杂乱无章吗?)在这个过程中,雅典同时朝向加强公民权力和国家力量的方向稳定前进。红皇后的性质名副其实,没有一次不出现旷日持久的斗争,菁英和社会总是背道而驰。

这段期间里,雅典人逐渐(在频繁的拉锯中)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受到公民有效控制、能力高强、受到制约的强大国家巨灵。雅典人的这番成就要归功于红皇后效应:国家不能宰制社会,但是社会同样不能宰制国家;一方的进展会遭到另一方的抗拒和创新,社会的制约使国家能够把职权范围和能力,扩展到新的领域中。社会的合作也使国家在人民的控制下,同时得以强化自己的能力。在所有这一切情况中,红皇后侵蚀规范牢笼的方式至关紧要。社会要约束国家巨灵,就必须合作,形成集体组织,参与政治;如果社会分成被典质的人、主人、氏族、部落或亲属团体,这一切会变得很难做到。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的改革逐渐消除了这些互相竞争的身分,创造了人们扩大合作的空间。我们在受到制约国家巨灵的创造中,会一再看到这种特征。

酋长?酋长是什么?

红皇后效应并不美好,我们在本书后面会发现,所有与红皇后赛跑的过程都充满了危险;但是,这种效应发挥作用时,却会为雅典人和美国人所享有的那种自由,创造出条件。但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社会还是处在巨灵并不存在国家的状况中?为什么他们不试着创造中央权威,再加以约束?为什么不让红皇后效应释放出来?

社会学家通常会把无法建立中央权威这件事,跟缺少值得建立国家机器的若干重要条件,如相当高的人口密度、已经成形的农业或贸易等条件,串在一起。也有人认为,有些社会缺少必要的建国知识,根据这种看法,建立国家机构主要是一种“工程”问题,要引进正确的知识技能和制度性蓝图。虽然这些因素在某些情况下,都发挥了影响,另一个因素却经常要加重要:这个因素就是避免国家巨灵狰狞面目的意愿。如果你害怕国家巨灵,你会阻止别人积聚权力,建立推动国家机器所需的社会与政治阶级。

我们可以在奈及利亚的历史中,清楚看出这种恐惧阻止国家巨灵崛起的例子,离开拉哥斯和沿海潟湖后,你会进入约鲁巴人(Yoruba)的故乡约鲁巴兰。沿着A1号公路北上,首先会抵达伊巴丹。然后,如果你转向东,沿着A122号公路走,你会经过约鲁巴酋长传统的圣灵故乡伊费。接着,再沿着A123号公路走,会到达洛克贾(参阅前一章的地图一)。洛克贾位在尼日河和贝努埃河汇流处,是一九一四年奈及利亚成为英国殖民地后,卢吉爵士(Frederick Lugard)选择的第一个首都。据说卢吉的准夫人芙洛拉・萧(Flora Shaw)就是在这个地方,为未来的这个国家创造了奈及利亚的国名。从这里继续向东走,A233号公路会走在贝努埃河的下方,等你到达贝努埃河边的马库尔迪时,你已经深入蒂夫兰地区了。

蒂夫族是根据亲属关系组织成的种族,英国人把奈及利亚整并成殖民地时,蒂夫族是一支没有国家的民族,却形成条理分明的团体,拥有明确划分、不断扩张的庞大领土,也拥有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我们对蒂夫族相当了解,要归功于人类学家保罗和萝拉・布哈南(Paul and Laura Bohannan)夫妇,他们从一九四○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蒂夫族。他们和其他人的纪录清楚显示,蒂夫族和雅典人一样,有着相同的问题:担心有权有势的个人变成拥有太大的主导力量,因而控制所有的其他人。这是蒂夫族社会关切的重大问题,但蒂夫族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大不相同。蒂夫族利用社会规范来处理这个问题,规范也促使他们怀疑权力,乐于采取行动,对抗有意建立权势的人。然后这些规范会阻止政治阶级的出现。因此,虽然蒂夫族确实有酋长,但对其他人而言,这些酋长几乎没有什么不受挑战的权威,他们的主要角色是调解和仲裁,以便解决冲突,以及支持我们在前一章所见阿散蒂长老所支持的那种合作,统治者或大人物没有机会建立够多的权威,不能用自己的意志凌驾他人。

要了解蒂夫族怎么抑制政治阶级,我们必须回头谈谈卢吉爵士。卢吉希望称为“间接统治”、由本地贵族和土著政治权威协助治理殖民地的方法更趋完美。但是,在没有半个这种权威的国家里,你要怎么用这种方法治国呢?卢吉要求土著带他去见酋长时,蒂夫族的回答是:“酋长?酋长是什么?”从一八九○年代起,随着英国的权威扩大,间接统治制度已经在奈及利亚南部地区开始发展,英国官员在这里创造出“委任酋长”,这个名称的由来是英国人颁发委任状,给他们任命为酋长的有权有势土著家族。一九一四年后,卢吉希望推动更有野心的规划,主张:“如果酋长不存在… …在像伊格博斯族(Igbos)或蒂夫族等组织非常宽松的社会里,要进步的第一个条件,是在进步酋长底下,创造具有某种规模的单位。”

什么人才是“进步酋长”呢?必须先由卢吉和殖民官员决定。卢吉希望进步酋长执行命令、征税、安排劳工在蒂夫兰铺设道路和铁路。如果蒂夫族没有真正的酋长,他就要创造出酋长来。因此,他在一九一四年后,就在蒂夫族中,推行一种新版的委任酋长制度。

但是,蒂夫族不信这一套。他们对卢吉的计划不大满意,麻烦很快就开始酝酿。一九二九年,问题在附近的伊格博兰(Igboland)爆发,伊格博兰是另一个无国家社会,也是伊格博斯族“组织松散”的社会。到一九三九年夏季,蒂夫兰的社会和经济行动都停顿下来,问题出在一种称为“粘布亚”(Nyambua)的邪教,这种邪教可以视为蒂夫族报复已经升为男爵、现在在英格兰享受平和退休岁月的卢吉,也是蒂夫族对他所创设委任酋长的报复。这个邪教的首领是名叫柯克瓦(Kokwa)的男子,他会出售符咒,保护信徒不受姆巴萨夫(mbatsav)或“巫师”侵害。姆巴萨夫的字源是“萨夫”(tsav),在蒂夫族语言中,萨夫的意义是“力量”,尤其是加诸别人身上的力量。萨夫是长在人类心脏背后的东西,可以在人死后用切开胸膛的方式检查出来。如果你有萨夫,你可以让别人做你想做的事情,用偶像杀害别人。重要的是,虽然有些人天生就具有萨夫,但透过吃人肉的方式,也可以增加萨夫。就像保罗・布哈南说的那样:

吃人肉会让萨夫长大,当然也会让力量成长,因此最有权有势的人,不管他们多么受人尊敬或爱戴,你永远都不能完全信任他们,他们是萨夫人—谁知道会怎么样呢?

拥有萨夫的人属于一种叫姆巴萨夫的组织。姆巴萨夫有两种意义,一是有权有势者的复数型,二是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样,是一群巫师。这些巫师可能从事盗墓、吃尸体等穷凶极恶的活动。这个字词的双重意义很有趣,想像一下,如果英文中的“政客们”(politicians)同时表示“竞选或控制民选政府职位的人”,以及“为达成穷凶极恶目的而组成的巫师团体”(这种构想好像不错)。

加入“粘布亚”教派的人会获得一根皮革制的手杖,还会得到一支苍蝇拍,苍蝇拍会让人闻出靠着吃人肉而变成的萨夫。本书相片集插页中,有一张保罗・布哈南拍摄的蒂夫族占卜师拿着苍蝇拍的照片。一九三九年时,苍蝇拍指着被指控为巫师的委任酋长,这种指控剥夺了委任酋长从英国人手中得到的任何权威和权力。这是蒂夫族反击英国人吗?答案是半对半错,看得更深层一点的话,你可以看出,这种运动不仅反英,还反权威。就像蒂夫族长老阿奇佳(Akiga)告诉当时殖民官员卢伯・伊斯特(Rupert East)的话那样:

土地因为(萨夫干下)这么多毫无意义的谋杀而败坏时,蒂夫族都会采取强力措施,以便克服姆巴萨夫。这种大型运动从远祖时代到现代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都在发生……

事实上,像“粘布亚”这样的宗教教派,是一整套规范的一部分,发展这种规范,目的是要保护蒂夫族的现状,也就是要防止任何人变得太有权有势。一九三○年代时,委任酋长的权势已经大到了有危险的程度,但是过去其他人也同样变成太有权势。布哈南指出:

得到太多权力的人… …会因为遭到巫师的指控而削弱… …“粘布亚”是一套正常系列运动的一种,蒂夫族对权力的不信任会引发政治运动,因此可以维护范围比较大、以部族世系和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政治制度。

这段文字中,真正重要,而且会让人联想到雅典人对侮慢的观点,想到雅典人用陶片放逐有权有势个人做法的地方,是“对权力的不信任”。到目前为止,我们谈论的是权力或国家机器的能力,但是国家机器本身受到一群代理人控制,代理人包括可以叫做“政治菁英”的统治者、政治人物、官僚体系和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其他人。如果没有政治阶级,没有什么政治菁英、统治者或建国元勋,把权力加诸别人身上、下命令、决定争执中各方谁对谁错的话,你会无法建立国家巨灵。对权力的不信任孕育出对政治阶级的恐惧,蒂夫族的规范不仅管制和控制冲突,也严格限制社会与政治阶级,因为限制政治阶级表示限制国家的权力,包括巫术的指控在内的若干规范,同时打断了建国之路。

书名:《自由的窄廊:国家与社会如何决定自由的命运》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作者: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
翻译:刘道捷
出版:卫城出版
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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